新都市风情系列　报告文学卷

 

 

 

都市危情

 

 

燕子　著

目　录

都市危情

股海股疯

悬浮的世界

破　茧

妹妹你小心地往前走

第一种忠诚

蝶恋花

铁血精魂

魅力深圳

都市危情

 

初春的夜，温润而轻暖。

天空刚刚止住一场淅淅沥沥飘洒了半个月的春雨，阳台上的花草在远近灯火的折射下闪烁着微光的水珠，随风摇曳，盈荡着迷离梦幻，充实而虚空。

我想，今晚该能睡个好觉了。

可不。

明天是周日，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早饭、午饭一并办理；

丈夫没有出差，平时寄宿在姐姐家的儿子回来了，不必再担心他们的饥饱寒暖；

下一期的稿子已编发，不必再去冥思苦想那些复杂的情节，中篇小说也写到了最后一章，男女主角的命运已成定局；

今天刚领了工资，儿子的学杂费已交，厨房里有米有面，冰箱里有肉有菜，衣食无忧；

邻居没有大唱卡拉OK，连楼下马路轰隆作响的货柜车驶过的频率也稀疏了许多。

正是安享甜柔睡眠的时分。

忽然想起提包里还有几封读者来信，我掏出来徐徐展开。

心情蓦地沉重起来。

全是诉苦的信。一个女人诉说丈夫烂赌且不珍惜她；一个女孩诉说老板要认她做“干妹子”而老板娘则视她为狐狸精喊打喊杀；一个大专生诉说他因身高只有1米60而受尽同学的奚落……

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信末问“怎么办？”

宁静的夜晚被这几封陌生人的来信搅动得骚动不安起来，我睡意顿失。

我不知该如何回信，因为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也有过很不快乐的时候。压抑、懊丧、愁闷、绝望犹如一团看不见但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裹挟着一切向正中挤压，令人喘不过气。这种时刻，我也渴望能有个人分享我的感觉。

但我往往愿意独自陷入沉默和寂寞。因为有些事情是不想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不必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根本无法开口向别人诉说的，而有的事情，即使在冲动中向别人说了，也会马上后悔的。

我旋开收音机，企图冲散不愉快的联想。

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正热，倾诉者通过电波把他们的心事、忧虑向世界发放。

没钱有没钱的痛苦，有钱有有钱的烦恼。

事业无成的抱怨命运不济，事业有成的又觉得心灵空虚。

渴望爱情，却不知人家看中自己的是才是貌还是钱？

男人说优秀女人不见了，女人说优秀男人绝了种。

……

都市人似乎变得琐碎、弱智、低能了。极细小的事情，也可以啰啰嗦嗦讲上半天，并求讨解决的方法。人们放弃向身边亲友倾诉求助而把陌生人当作知心朋友甚至精神支柱。莫非真的人的生活空间距离越来越近而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我意识到，许多人都在倍受孤独和莫名的情绪的折磨。在都市热闹繁华的背面，孤独无处不在，而倾诉对象却遥遥难觅。危情在我们的心灵四伏。

面对这座绝望的高山，我们深感无能为力。没有人能给倾诉者实质性的帮助。热线电话接听员的劝慰常常空洞无物甚至莫名其妙；杂志刊物的读者信箱栏目里的答复往往调侃、伪幽默多于真诚。

但人们还是忍不住想倾诉，要倾诉，有时仅仅是种宣泄，可能够宣泄也是好的。

在这个平凡的春夜，“倾诉”这个字眼迅疾地深深烙入我的脑海，久久萦绕。我发现自己已无法回避这一人们生活中最需要、最感性、最核心的部分。

 

 

第一章

 

徘徊在闭锁的心灵大门之外

 

有些事物由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这种东西就是人的心灵。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

—卡西尔《人论》

 

她，杨妮，刚过30岁的女人。都说30岁是女人一生的分水岭，30岁的女人开始衰老。但杨妮依然像一支蓬勃怒放的鲜花：娇美、热情、大度、自信、勇往直前。

认识她的人都羡慕她有个美妙的职业和美满的家庭—香港一家大报的驻深记者，行动自由、见识广泛、薪水又高；丈夫高松原是一家畅销杂志的编辑，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语言；而且，6岁的女儿聪颖美丽，能背诵近百首唐诗，颇得父母的精髓真传。

没有人知道这个和谐的不可分割的圆已经裂痕处处，甚至连杨妮也没觉察到生活怎么就在她的笑声飘扬中颠倒。

杨妮已习惯了高松原的沉默。自从在大学校园相识相爱至今，已经12年了。她以为浪漫的爱情呢喃渐渐变成默然相对是成熟感情的更新和升华。

可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高松原起床后没有照例去送女儿上幼儿园，却走进厨房对正在忙碌的杨妮的背影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调去北京。北京的一家大报要我。”

杨妮的腰脊顿时僵硬了，锅里的牛奶荡洒出来烫伤了她的手。

她觉得有把尖刀硬要把她劈成两半。

是她的另一半自己拽动刀子的。

她眩惑了。

她是个出色的记者，细腻丰厚的情感和观察入微的目光曾把她带进大千世界众多人物的心灵，可为什么纵然天天和高松原生活在一起，却突然感到彼此中间竟隔着千山万水？

当初，是高松原坚决要来深圳的。

他们大学毕业后双双留校。他们都是只比著名的老三届低几届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岁月虽然不及老三届的坎坷蹉跎，却也悬浮着脚步体味了相同的人生。安顿下来后，他们都舒了一口气，一个讲国际关系史，一个讲中国文学史。虽然挤住在只有10平方米，备课、煮饭、洗澡、睡觉都在其中进行的小屋里，但爱情和学术照耀着前程。他们很安份地教书、读书、写作，老老实实地等着时间把他们推上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位置。

他们想像着一切都会照前人的脚印按部就班地行走。

就在高松原发表了几篇颇带点小圈子轰动效应的学术论文，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身边的世界翻脸了。

冷言冷语，讽刺挖苦，特别是同龄人，好像高松原白捡了多大的便宜。

他拿出稿费请同事们到餐馆“搓”一顿。

全部稿费花光了还垫上半个月的工资，只换来同事们更尖酸的笑谈：“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助教了几年，评职称时高松原想顺水行舟也该靠上讲师的码头了。论条件，他软的硬的全齐：论文、授课课时都是全系拔尖的。但公榜时他仔细看了三遍还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高松原失态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大笑有助于坚强。他做了有生以来最勇敢的一件事，把那张没有自己名字的红纸从墙上扯下来撕碎，然后走到系办公室门口，把一堆碎纸抛个纷纷扬扬。

回到家，高松原对杨妮说：“我们走，我们到南方去。”

那时深圳已经名扬四海了，许多受了委屈的人都以为深圳能令他们扬眉吐气。

杨妮不干。她刚评上讲师呢，虽然她没有发表论文。领导在颁发证书时还意味深长地叫她好好干，党的大门是对她敞开的。况且，女儿才2岁，能拖着她到哪去？

高松原便说，他并不想流浪，他天生没有浪漫情愫。他要远走他乡，是命运的逼迫。那时他还能对杨妮推心置腹。

杨妮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嫁鸡随鸡。她觉得被高松原剥夺了点什么，觉得他欠了她的。

他们的机会不错。户口、房子都没有成为绊脚石。一位老同学在一家杂志社当副老总，看中了高松原的文采，又把杨妮介绍给报社。深圳果然给他们打开了幸运之窗。

当他们站在宽敞的三室一厅的房中央时，相拥着欢呼雀跃。与那间连懒腰都伸不直的小屋相比，这里有如天堂。

只是天堂里四壁雪白，空空如也。

他们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把房子填得满满的。

但喜悦并没有长久逗留。老同学脸色严肃地要求高松原每期必须拉到5000元以上的广告。

除了老同学和杨妮，高松原在深圳举目无亲。为报知遇之恩，或许是收留之恩，他只好涎着脸串街走巷。

吹嘘本刊发行几十万份，吹嘘写报告文学做软广告既便宜又风光还很有影响力。

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三流的想出名的企业家，采访时陪吃了一顿饭，听了一通不知所云的胡扯，熬了一个通宵绞尽脑汁拼凑出来的文章，不忍卒读。

他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怀念大学校园图书馆的故纸堆。他觉得自己需要的不是世间的喧嚣和浮华，他需要的只是躲进一杯清茶之中，躲进灵魂深处沉淀和清理思想。

老同学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主持热门的恋爱婚姻家庭之类的栏目，约不到稿子时可以自己胡诌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应景。

他的头都大了。他从来对那些虚幻的添油加醋的爱情故事不感兴趣。

但他不得不写。用他曾经一流的逻辑思维的头脑去勉强进行花哨的形象思维。他的文字越幽默华丽，他的心就越灰暗失落。

杨妮丝毫没感觉到高松原的心理变化。她在深圳如鱼得水。她看不出高松原有任何不妥。女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往往远比男人强。

杨妮走出校园门口，发现深圳有趣极了。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攫取黄金的亢奋，充满了商业竞争的残酷，充满了原始积累的疯狂，充满了男人的情欲和女人的圈套……当记者令她看清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她看到的不仅仅是萎靡，深圳有太多能令她激动和振奋的东西。

她也要拉广告，也要写“软广告”类的文字，为那些有钱的愿意出名的人涂脂抹粉。除了报社的提成之外，老板在满意之时还可能悄悄地塞给她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她知道很多女人靠色情赚钱。从实践中她摸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验：女人的本事在于连手都没让老板摸一下就能得到支票。她常常用“色迷迷”的微笑误导老板以获取合约。

也有不灵的时候。便赔酒，喝得胃吐血，肩膀和大腿被男人粗重的手乱拍得发疼。

杨妮从不把这些告诉高松原。男人和女人的处世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能共用一条经验。她知道高松原和她一样在努力地工作以摆脱一穷二白以及过去的不公平待遇。他们虽然做着同一件事情但从来没有彼此的交流或相互改稿。那些文章连他们自己都不屑一顾，也就不会有欣赏的心情拿出来共同分享。他们已失去了文人的共同语言。

他们的黑夜是白天的继续。白天在外奔忙，晚上便趴在各自的写字台上赶稿。她写得很流畅。写那种稿子她已轻车熟路：“倒金字塔”式是先写成就后倒叙白手起家的过程；“正金字塔”式是先描述贫穷再一步步揭示如何成为巨富。总之，每个老板或“成功人士”都有一番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杨妮并没有注意到高松原的烟越抽越狠，眉头越皱越紧，手中的笔越来越迟缓。当杨妮已洋洋万言时，高松原的稿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一只木偶。一只没有自己色彩和动作的木偶。高松原感到自己为了区区一个职称就冲动地放弃心爱的学术阵地简直是逃兵和败类。他原可以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大放异彩的。在内地，尽管人事关系微妙，但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能够化作一条书虫钻进浩瀚的书海才是人生的最大乐事。

一旦人的自我中心崩溃了，那变成工具的意识能有多少作为？当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像一台黑白分明的钢琴一样被人任意弹奏，他还能够进行多少自我表现呢？

高松原总有一种空了的感觉。他很想把他的希望，他的想法，他的感觉告诉杨妮。他那颗过于骚动和孤独的灵魂总藏着逃遁意识，总想逃离所有与它的意志和秩序相悖的事物。

但他无路可逃，闯深圳的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害怕再次触到她睥睨的眼神。

他隐匿住一切情绪。人的烦恼在于，他既要坚持掌握自己的命运，又必须与外界溶合。但这种溶合只是暂时的，每个机体都是孤独的，他必须回归到自身的孤独状态中。他感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又稠又粘又狭小的泥潭里，并越来越深地陷入那臭哄哄的淤泥中。在这个泥潭里没有缱绻的柔情，没有崇高的向往，没有儿童，没有呵护，没有兄弟朋友，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孤独，只有噬骨的孤独感。

杨妮对高松原的逐渐寡言没有警觉。外面的世界已经太吵杂了，家里留有一片宁静是件美事。既没有了夫妻之间的激情，冷漠和退化的礼貌便围住了他们。

直到这天早晨高松原说要离开深圳。他说完那句话，眼睛里的神情正像一个刚获释的人所具有的。杨妮这才发现，高松原的心原来一直对她闭锁着。她根本不知道高松原为什么想调到北京，是什么时候开始动这个念头的，又是怎样将之付诸行动的。她一阵恐惧，不知不觉中，一道高耸的屏障已隔开了他们。

杨妮在震颤中有千百个疑问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她想说，她想问，但嚅动着嘴唇，却感到想说几句真心话，竟比登天还难。这才惊觉他们之间好久以来除了日常的几句生活用语之外，似乎没有再讲过别的事情。他不再告诉她他在想什么和需要什么，而她也不再说自己在想些什么和需要什么。他们像一对陌生的房客租住在同一间屋子。

无论如何，她不能就这样放走高松原，也不能放弃在深圳的一切再次重新开始。她必须弄清楚她和高松原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杨妮把牛奶给女儿喝了，又打开电视机让女儿看，然后跟高松原说：“我们要好好谈谈。”

这场谈话很艰难。杨妮磕磕巴巴地试图能扯住每一根思绪并明白地表述出来，高松原则固执地沉默着。

他们之间的隔膜太深了，一次深刻感人的谈话，并不能马上使昏迷的灵魂觉醒。但只要能说开头，只要能说下去，总能渐渐的拨开迷雾露出真相。杨妮不能肯定还要再过多久高松原才愿意向她敞开心扉，但她能肯定自己率先敞开心扉就能打动高松原，就能激发出一种久违的渴望相知的情感。这种情感会像锤子一样砸烂并摧毁因为失去彼此的心灵而堆砌的围墙。

 

第二章

 

是什么妨碍着男人和女人的对话？

 

正午有一双疯人似的眼睛，血红的干渴在天空发狂，我打开篮子发现，花儿枯死了。

—泰戈尔

 

阿君的第一位男友是一家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无论和他干什么，3分钟后，他都会把话题和经商联系起来。每次约会的内容，总离不开吃喝玩乐。每次潇洒、热闹、充满刺激的约会之后，阿君都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丝令人心旷神怡的激情和牵肠挂肚的思念，更没有令人憧憬的遐想。她很希望能与恋人在郊外旁若无人地嬉闹、无拘无束地疯颠，或在林荫小道上手拉手，耳鬓厮磨地散步。但一次都没有，男友很忙，不是带她去参加什么酒会，就是让她陪什么经理董事长跳舞。终于，阿君忍不住开口了：“你就不能和我在花前月下数数星星，静静地相处一下？”

男友吃惊地望着她，半天才有所醒悟地对她说：“你别太朦胧太罗曼蒂克了喔。现在的人，一个钟头就解决问题了，大家彼此欣赏、喜欢就行了，何必要附庸风雅地玩深沉，摆花架子，走形式呢？”

阿君明白了，男友认为谈情说爱是累赘的，时装、金首饰、外币早已取代了心灵交流和感情揉和。她忽然觉得自己成了某种特殊商品，为自己把感情抛向一位并不懂得感情的商人而后悔。她提出分手，男友像没听懂似的反问：“有没有搞错，我有钱有才有貌，多少女孩子围着我转，你独占鳌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阿君说：“我不满足，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恋爱。”

男友怔怔地望着她，一脸迷惑不解。阿君很悲哀地看了他最后一眼，转身离去。

阿君的第二任男友很有学问但很穷。他们很缠绵地谈人生，谈文学，就是不谈钱和地位。阿君有了执手相对的诗意恋爱。但在一次感情浓烈的亲吻之后，阿君听到了一篇很扫兴的表白：“我庆幸自己找了个便宜的女朋友，不讲虚荣排场。但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你有才有貌，收入也不低，为什么会爱上我这个穷光蛋？现在，嫁男人，找女人都要实力相当，你有钱她有貌方可成功。连找情人也一样。有人戏言，老婆管衣衫，情人管钞票，没有票子谁肯做你的情人？你是不是看准我将来有后福，过两年搏取出国读博士，就能带你出国？”

阿君推开他，挪远了身子，抱着一丝希望解释道：“我在乎的是感情的质量和情调。”

“情调？没有钱你怎么能进西餐厅喝咖啡？怎么唱得起卡拉OK？买得起时装？又凭什么来表达爱情，增进感情？”

刹那间，阿君真恨自己又瞎了眼。难道世上只有实际而没有有幻想和情趣的男人？

有位大姐以“过来人”的身份对阿君说：“男人是讲实际的，注重结果而不强调过程，感情上也同样如此。”

这位大姐的丈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古板得几近麻木。她从未听过丈夫主动倾诉过感情，也从未见过丈夫稍为添加热度的示爱举止。她总想在白天的紧张工作之后能在晚上得到一份情感上的慰藉，那怕是个小小的含有温情的手势。她想，夫妻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电视里每隔10来分钟就会有一段爱情戏，再笨再不开窍的人也能受到点感染。她尝试着撒点娇，丈夫却毫无反应，她开始还怀疑自己的婚姻，思疑自己嫁给个少了根情感弦的木头人。后来却听到朋友们劝她：“不要太在意，中国的男人就是这样，我们的丈夫也是如此。”

处于恋爱季节的阿君听了大姐的话，为中国男人感到悲哀，也为自己永远没有机会体味恋爱的滋味而感到悲哀。她还没有大姐那种痛苦的、被枯竭的感受。而大姐不仅为自己感到悲哀，也为许多跟她一样处境的中国女人悲哀，女人们都在和什么样的男人共度一生？

许多人把金钱当作感情的主宰，但明显的，把情感的裂变仅仅归咎于金钱是不公平和片面的。我们常常听到男人女人在相互抱怨。女人抱怨男人不理解女人的需要，除了性爱是天经地义之外别的一切举动都是多余麻烦的；抱怨男人动辄就认定女人只属于他一人，不该与别的男人多接触。男人则抱怨女人的要求很奇怪。不少男青年在热线电话中诉说在深圳难以寻到温柔贤良的淑女，指责女人的欲望过大，幻想过于完美。她们往往期望男性既有事业，有钱、有权、有房子，又要英俊、温情、体贴、忠诚；既要有专业技术，又要善于人际钻营，还要有家务能力；既要刚强、稳重，又要幽默、开朗、热情大方。总之是要个既会甜言蜜语地讲情话又能赚大把大把的钱还要入得厨房的“全才”。

在一次“大龄青年联谊会”（其实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男女）上，一位脸无喜色的男子对我诉说：“深圳虽然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但想找位女友‘拍拖’却难似登天。”

在旁静听的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孩突然激愤地插话：“别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你听说过几个女子为争夺一位毫无出色之处的男子而爆发一场智力与武力的格斗的事情吗？”

她的叙述令人听了心情极其沉重。

在一家大型电子厂的财务部里，有几个如花似玉的精明能干的女孩。一个出纳，一个会计，另外两个由财务部经理领着四出“攻关”搞贷款供公司资金周转。“五朵金花”同吃同住，共同进退，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

一位男子的到来，犹如投入一包重型炸药把往日的和谐、互助互爱的友情炸得支离破碎。

他是老板的外甥，30多岁，长得虽非獐头鼠目，却因类似弱智儿而一副“白痴相”。或许是老板想为他撮合一桩姻缘，便把他放到公司“靓女”、“叻女”最集中的财务部，说是作为总经理助理来熟悉财务运作。

几个女孩都悟性极高，怎么会看不出老板的用心。这个男人虽然丑点傻点，但背靠大山自有福。她们见过太多精明透顶的男人，也曾试过“攀高枝”而摔得极惨，突然有块送上门的“傻猪肉”，便都想抢着要吃。但谁也不露声色，谁都表现得一屑不顾。

晚上在宿舍，她们异口同声地耻笑那位“傻猪肉”，但各自的行动却开始神秘起来。她们平日经常代表公司出外应酬，学会了许多哄男人的本领，且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手段。她们一边在同伴面前踩低“傻猪肉”，一边伺机对“傻猪肉”献尽殷勤，得知同伴们都已成竞争对手之后，便暗地相互堵路拆台。一日，当出纳不惜“色诱”“傻猪肉”被经理撞破之后，挟公挟私经理将出纳骂个狗血淋头，出纳不服气反数落经理的种种“劣行”，在旁观战的几位忍不住加入，一时间，许多不似从女孩子口中飞出的污言秽语像江河奔流。骂得性起，继而动手，激化成一场武力角逐。精心化妆过的脸蛋弄得一塌糊涂，上千元一套的时装也扯开了大口子。她们打着骂着，最后良心发现，抱在一起自责痛哭，谁也没有力气挣扎着起来整理仪容向站在一旁咧着嘴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傻猪肉”献媚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后来，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个爱上有妇之夫的独身女人时，她热泪滚滚，抽泣得不能自制。她哽咽着说：“有头发谁愿意做瘌痢？难道深圳女人就注定是一弯永远残缺的月亮？我不想拆散别人的家庭，也明知他不可能离开妻儿来娶我。我的心脏无缘无故会突然怦然作响，慌乱无比。我为深圳付出的不仅是青春、才智，还有那本应纯洁的精神情感。我也需要一块心灵的空间，至少可以自由地宣泄一下满怀无以诉说的苦闷，我活到这么大年龄，也有最起码的人性需求。但我得不到，或者必须付出很多很多才能换取很少很少。当我的心跳得快承受不住时，我就会跑到大海边上，借着浪涛的拍岸声，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有人认为，当人的生存形态几近窒息，当生活对人过于不公正，就会使人将自身的怨恨转嫁他人，从而引发人心向恶，做出犯罪行为。而现在我却觉得，将无论多少痛苦委屈统统吞咽下去，压抑在心底并强行在自己身上化解，恐怕更符合中国人的理念。这对我们的社会或许是种幸运，但对于个人却绝对是种悲剧。而正因为这种忍受，导致了社会对个人“悲”的漠视。

 

我问：什么是当代都市男性最大的隐忧？深圳著名心理学医师胡纪泽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答案是：男性中心统治地位的动摇，女人在成长而男人在停滞。我对这个空泛而带点玄理的答案不太满意又不得不用心去铨释它。

 

讨论男人和女人的主题是很难有公正的结果的。每个人都会偏向一边。虽然男人们的聚会谈话往往从女人开始，绕了一圈子又回到女人身上，但很少男人会由衷地赞美女人。而女人，除了哀叹身为女人的“原罪”之外，更有另一种强烈的意识：我是人，更是个作为女性而区别于男性又相对应于男性的人。女人开始固执地在弥漫着男性气氛和父系精神的世界中重拾自己。

男人和女人，正如宇宙万物由阴阳构成。有天便有地，有太阳便有月亮，有刚便有柔。世上若没有了男人，女人无法生存；没有了女人，男人也活不下去。他们同时呼吸，同时劳动获取食物，更重要的是同时创造下一代男男女女。不管在社会领域还是精神领域，男性和女性具有同样的不可缺少的意义与价值。按理，男人和女人应该融洽地揉为一体，但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生活中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林武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困惑之中。他觉得自己像一片飘零的枯叶，随便一丝微风就能把他的肉体连同灵魂一起震成碎片。

在妻子面前，林武显得太弱小了。尽管他是一家公司有头有面的部门经理，尽管他是硕士而妻子只是学士，尽管他娶妻时还因为“优秀的男子娶良好的女人”这种“最佳结构”而沾沾自喜，但妻却莫名其妙（在林武的眼中）地脱颖而出，财富、地位、名声都超前于他。

自然是不甘心的。在林武的骨子里，男人是至高无上的，是天生的强者。男人是社会的主体，家庭的主宰。男人应该享受女人，保护女人。

可是虽然林武有固定的收入，妻挣的钱总是比他的多。妻还无比柔顺地把大叠大叠的钱交给他。他总觉得妻在无声地掴他的耳光。他把妻赚的钱原封不动地锁进保险柜里。他的钱足够养家，他不需要妻的钱。

林武和他的妻子都是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知道把钱堆放在家里的愚蠢。可是妻把钱交给了他就好像打定主意不再向他要回，而他根本就不愿去动那些钱。

但是买微利房时，林武还是被迫动用了那堆开始发出霉味发粘的钱。

从此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女人吃男人的住男人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男人吃女人的住女人的却仿佛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一个男人不能在自己的老婆面前强大，还算什么男人。

林武努力维护作为一个男性的自尊。前苏联诺吉诺夫博士说：“某个男子不管站得多么低，仍然比最高尚的女人高得无可限量。”被历史宠坏了的男人无法承受女人的崛起。烦躁、妒嫉和悔恨开始在他心中萦绕不散。

妻的笑脸在他的眼里变得虚假狰狞。他疑心她用商场上练就的交际、应酬本领来对付他。他要行使丈夫的权利了。

上班一有空暇，林武便CALL响妻的传呼机。妻复机时，他像审犯人一样盘查她此时在何地，干何事，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妻总是顺从地一五一十耐心回答。CALL多了，问话渐成固定的程序，往往不等他开口发问，妻便兀自一点二点三点主动汇报。久而久之，他听出妻说的人物、地点、事件都是同一台词，便知妻在敷衍他。妻已懒得动脑筋找理由来编排了。

林武感到妻的蔑视。如果说过去男人最受不了的是女人的泪水，如今男人最受不了的便是女人乜视的目光。林武总像从话筒的小洞中窥见妻子涂得腥红的嘴巴在毫无表情地嚅动。每每通完电话，他都有种冲动想把话筒砸个稀巴烂。

林武觉得自己忍得好辛苦。隐隐的，心里还绷紧着另一根弦。妻越来越出色和光彩照人了。幻觉中他总见到妻挽着别的男人的手臂在他的背后招摇。昔日的“优秀”的男人配“良好”的女人，硕士配学士的平衡彻底打破了。林武的心里溢满难言的苦涩和无奈。

林武有一阵子忽然变得爱看妇女杂志了。只要有讨伐薄情妇人和谴责第三者的文章，他都不厌其烦地剪下来，摊开放在妻的枕边。

同时，他对伙食的要求也严格起来。挑剔汤煲得不够火候，青菜炒得太老。由于无法接受妻子在现实位置的攀升，林武把内在的心理对抗延伸至现实关系中的对抗。

林武的妻迷惑了。难道一个女人在能力上、在挣钱数目上，在职位上以及在其他某个标志成就的指数上戏剧般地与丈夫平起平坐或胜过丈夫，就是触犯了“天条”？就会成为丈夫心理和生理上的冷面杀手？

也许，她使林武痛失了男人那份祖祖辈辈都享有的在家庭中天经地义的绝对权威。当林武意识到是妻子剥夺了传统上应该属于他的地位时，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使他看不清自己还拥有超越妻子的能力和机会，却自艾自怨，成为一个爱找岔取闹的无理之人。除了在家庭事务上左右折腾妻子外，还整日忧心忡忡，不停地抱怨失眠、胸闷、胃不舒服，要求妻子“全天候”在身旁侍候。

妻子在林武的攻击下终于颓然倒下，流着泪哀求他不要再用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的琐碎事来折磨她，并匍伏在他的胸前说了无数爱他、需要他、以他为荣，请他别遗弃她的话。

对于女人来说，性别一直是个不幸的符号。虽然在某种时候她可以站到倾斜的世界的制高点上，但她的灵魂和情绪仍处于女性世界的低谷；她在量上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质上仍然是个女人。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她们所要寻找的支撑，并非以女性的强力和强权来取代男性的强力和强权，而是要爱点什么，抓住点什么，仿佛她们生来就是为了爱点什么而存在的。或爱丈夫，或爱孩子；又或爱一头狗，一只猫，否则她们的生命便失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对于林武的妻子而言，林武便是她的所爱，便是她所要抓住的一切。尽管林武令人厌恶，但纵观周围，不负责任而又自以为是的男人比比皆是，女人永远也离不开他们因而男人变得更重要和更可爱。生活显示出难以名状的荒谬。知识女性发自内心的自尊和对社会生活透彻的认识，形成了生命意识中的深刻矛盾：既对男性世界失望又企盼着真正的男子汉。为了保全一点什么她必须违心地克制、忍辱、屈服。她并非一个权力欲或征服欲十足、好斗、粗砺干燥的与女性妩媚优雅绝缘的女人，她并不想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一个崭新的女权时代的到来。她宁可退回原来的位置上。

林武的脸上露出了怪异的满足的笑容。在这种时候，妻是老鼠，他才是猫。他想什么时候松手就什么时候松手，想什么时候吃她就什么时候吃她。

有位心理学家认为：“男子至上主义应该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防御。实际上有不少男人害怕女人。日常生活中女人使男人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在现实中男人并不承认这一点，男子至上主义便成为最好的防御武器。”男人要征服世界首先必须征服女人，林武在外面比妻矮了一截，回到家关起房门，便永远是强者，他不会放弃这种游戏的。虽然生活要求砸碎旧有的东西，重塑一个自我和他我，但需要保全旧我和某种秩序的欲望又是那样的顽固。

在70年代初，一位西方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来到中国，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妇女解放程度在当时属于最高水平，超过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确，中国妇女真能与男人并驾齐驱，“顶起半边天”。然而，中国的妇女解放只是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真正落实到女性的灵魂深处。那位西方女权主义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以贬抑男性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通过对男性经济地位的贬抑而达到女性地位的上升。男性经济优越感的丧失，全面瓦解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而女性则为此要付出另一种代价。她们为失去“真正的男子汉”而哀伤，呼唤强壮凶猛的男性，宁愿被施暴蹂躏，也不愿遗世而独立。

所以林武的妻纵然能够在商界叱咤风云，但在林武面前却不可避免地鼻青脸肿地败下阵来。由于女人太历史漫长地仰视男人，以致有机会与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目睹男人无可置疑地显露出其经常的、不可改变的、不容宽宥的人性缺陷，仍愿意把一生的筹码押在男人身上。女人的感知世界中总有一种顽固的、夸大的、自我贬抑的“被遗弃”情结，总以为一个男人的离去便意味着被全体男人，乃至被整个世界抛弃；一次婚姻的惨败便预示着终身失去幸福。纵然身边的男人已变得猥琐而渺小，也死死抓住以撑起自己的世界。

林武对妻子继续那无休止的对抗性行为。他依然爱她，但他的爱情混合了许多杂质，吸引力和排斥力合在一起，内聚力和扩散力也合在一起，既想爱抚她又想折磨她，既心疼她又痛恨她。他必须在与妻子的对抗中证明自己。在不断的证明过程中，他的内心充满了紧张和焦虑。这种心理又反过来干扰男性人生的实现，紧张和焦虑愈加深重。为了打破这种格局，他的视线偏离了原有的生活目标而转移到一些更细碎的事情，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林武觉得自己下作、卑鄙、恶心，又忍不住要重复那些无聊的游戏。他开始后悔结婚，后悔找了个如此贴近的参照物。他真正需要的是个仰着头看他、对他的每句话都忠实执行的女人而不是令他相形见绌的强人。但林武也不想放弃婚姻，放弃婚姻就等于证明自己的彻底失败。

林武的尴尬是命中注定的。由于男人从来都是高傲地俯视女人，以致他们突然发现女人不仅可以同男人一样出色，而且还可以比他们更出色时，便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种种异样症候。男权文化削弱了，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男人便感到生活的沉重，人生的孤独，理智和感情的倾斜。疑虑、叹息、抱怨、惊恐甚至报复情绪油然而生。在历史重新布置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启示面前，男人显得幼稚和笨拙。他们耿耿于怀的是自己身上丢失的那根肋骨，企图寻找回这根肋骨。这种企图在男性自我萎顿的人生河流中，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追求。他们本能地妄自尊大，没有勇气接受女性的腾跃，也没有欲望要与女性沟通。男人和女人极难同时进入真实的交流。男女双方都带着一种孤寡的性别心理模式，从各自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心理去外观对方，无法进行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传达得一清二楚和完整的对话。

也许，两性的对抗是不可能避免的，也是不可能逃脱的。男人和女人，永远的矛盾又永远的统一，永远的抗拒又永远的吸引，永远的爱也永远的恨，永远的各自独立又各自需要，永远的分离又永远的分不开。只有在这种对抗中，男人才更像个男人，女人才更像个女人。在历史因袭的角色惯性正在改变或已经改变的时候，男人和女人都同样的迷惘、惶惑，然后痛苦，然后开始艰难的对话，然后从倾斜走向平衡，最后凤凰涅。

 

第三章

 

我们在哪里失去了平衡

 

遵循那错望的道途，我踩到荆棘，才知道它们并不是花朵。

—泰戈尔

 

每天下午4点半，陈菲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楼下一所小学。

闸门一开，孩子们欢呼着扑向门外守候多时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怀里。

陈菲的眼睛便湿润，思绪便飘向遥远的北京，那里有她的孩子，5岁的儿子。儿子会用蜡笔画一个扎翘翘辫的妈妈，再画一个流着几滴豆大的泪珠酷似可怜的三毛的小男孩，然后在下面写着歪歪斜斜的一行字：“妈妈，你不要我了？”

是孩子的爸爸教他画、教他写的。有人说，如今女人不爱孩子，不恋家了。男人才更爱孩子，更恋家。

陈菲觉得羞愧。她的确不像个妈妈。一个好母亲是不会丢下孩子不管的。

有时连她自己都迷糊，怎么的就能抛夫弃子，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大鼻子洋老板拼死拼活地卖命呢？

陈菲原是北京美国商社的雇员，因工作出色被委派到深圳设立办事处。她犹豫过，甚至起草了辞职书。但在长安街上徘徊了几个黄昏之后，她慢慢地撕碎了辞职书，在丈夫沉默的怨愤的目光下收拾行李。那时她认为人只有在做自我心灵深处想做的事情时才是个自由人。要深刻地寻找自我，就需要走向纵深地带。况且，她已不再是困在皇城根下的穷困的女孩了，她可以挑选某种角色去塑造一个全新的女人。她要赚钱，要为儿子买钢琴，要带儿子上燕莎精品中心，深圳能给她想要的东西，所以她来了。

陈菲告诉儿子她只是到南方出差几天，回来时会带给他一个最新最大的变形金刚。儿子是拍着巴掌送她上车的。

但现在儿子却画了一个流泪的小孤儿三毛寄给她。儿子知道了她在骗他。

“你没事吧？”清洁工把呜呜作响的吸尘器探到她的脚下，见她毫无反应，诧异地问。

陈菲一惊，飞快地借掠头发的手势揩擦一下眼睛。

“没事，没事。”

有一次她看见一个小男孩背着大大的沉重的书包在马路边上摔了一跤，她一急，跨步向前，一头撞在厚厚的玻璃板上。她身在32层的摩天大楼，四处是全封闭的厚实的钢化玻璃。那一瞬间，她真想幻化成一缕空气，飘落到孩子的身旁。那个小男孩就像她的儿子。她总觉得儿子时刻都可能遭遇横祸。

陈菲恍恍惚惚地离开窗前。

在深圳的工作并非如诗如画。由于深圳毗临香港，老板把一些重要的事务从香港办事处转移过来，并派了一个小老板来领导她。

那个小老板在香港呆过，似乎很了解东方人的脾性，他把陈菲当作一台永不歇息的永动机来操作。

陈菲的职务是副代表，但她身兼数职：秘书、翻译、打字员。小老板像个吝啬的监工，最不能容忍中国雇员有一点轻闲，总是颐指气使地指派陈菲干这干那。

陈菲感到自己越来越反应迟纯，思维贫乏，应变能力和工作表现大不如前。

但工作依然排山倒海般倾压下来。

她必须整理办事处的一切文件材料：信件、杂志、报纸、企业内部情况交流；她必须负责与曼哈顿总部的电传和四通；她必须记得提醒小老板有哪些他必须亲力亲为的重要商务活动；她必须参加贸易谈判、翻译、打印合同和有关文件；甚至必须负责来往客户的吃、住、行安排……

以前，一累便倒头能睡。现在，越累越目光炯炯。浑身酸软，筋骨疼痛，分明是疲惫至极，但一挨到枕头，脑袋里却有一片清明，现实的一切如同电影般重演，以至她不知身在何处。

早上起床梳头，地面黑黑的一片落发。

安定、眠尔通、维生素ABCDE，一把把地吞服，依然一夜白炽如初。

陈菲这才知道原来人活着是可以不睡觉的。但日分昼夜，人又岂能不分昼夜？

陈菲正处于重重的生存之雾中，常常感到迷失。这些年来，她从未亏待过自己。她学会了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学会了对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也学会了用什么招式对付不同类型的男人，还懂得了吃什么菜最滋补，喝什么酒最不伤身子。像她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多，有人羡慕她，有人嫉妒她，也有人以她为榜样。她觉得自己应该知足了，但有种感觉常常噬咬着她的心。

那就是寂寞、烦躁和思念。

她希望此刻能躺在家中的大床中间，一手搂着儿子，一手搂着丈夫，心底澄明平静，一觉睡到天亮。丈夫很爱她，甚至娇宠她，从来不阻止她去干认定要干的事。陈菲忽然怨恨丈夫为什么不夺走她的行李，撕碎她的机票，把她捆绑在自己的身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代替丈夫温热的胸膛。

尽管又是一夜失眠，到了早晨7点半，林菲还是得爬起来整妆上班。她打开衣柜拿出一套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没有一丝皱褶的套裙，忽然想起过去总是把旧的衣物拆开重新缝补修饰、仔细地熨烫的情景。她穿上衣服，苍白的脸色有了一丝粉红的反照。她转过身，不愿再对着镜子。她不能否认自己已开始富有起来，但她仍会感到贫困，并且痛苦地觉得这贫困是自己造成的。她拥有了更多，但能抓住的更少。她恍惚看见过去的自己，穿着干干净净的改造过的旧衣裙，背着旧挎包，走下狭窄的楼梯，穿过阴潮的胡同，跑向长安街。那时，她什么都没有，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煮熟的鸡蛋平静地握在她的手心里。那时她很快乐。

陈菲忽然很生自己的气。她顾不上涂口红，迅速开门出去。若再让思绪无边无际地乱飘，她唯恐自己会神经错乱。

陈菲没有直接上写字楼。她打的士到刚刚开门营业的国际商场，急急地在童装部、男装部、玩具世界挑了一大堆丈夫和儿子的衣物、玩具，然后径直到邮局买了两只最大的包装箱，一古脑地把东西塞进去寄回家。走出邮局，才茫然地想起居然忘了给丈夫和儿子写上几句温情的话。她的心蓦地一沉。

不快乐。怎么也无法快乐起来。她知道那邮包里看上去十分美妙的礼物也不能带给丈夫儿子快乐。

在女人的生命中注定要承担更多的义务：生养、哺乳、理家和女红等等。任何一个女性都无法拒绝这种天然的诱惑。但要追求更多的思索和行动，就要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很少女人能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挤压中脱颖而出成为双重圆满的人。陈菲渴望平衡，但倾斜已难以调节，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心灵困惑和精神紧张。她不自觉地离开丈夫儿子，又害怕被丈夫儿子抛弃。她已感觉到丈夫的鄙视、敌意以及儿子的恐惧，又不得不在内疚和烦躁中思念他们。

一根橡皮筋绷得过紧随时都会断裂。

这天下午，小老板叫她给一家公司送一份协议书，因路途塞车，回到办公室已近黄昏。小老板一见到她，就迫不及待地指示她10分钟之内把一份从北京发来的中文传真翻译好发往曼哈顿。

陈菲没有接那份传真。她跑得口干舌燥，最迫切的要求是喝水。她端起办公桌上的茶杯。

“Shit！”（臭屎！）小老板的牙缝里清晰地发出漫骂。

陈菲突然瞪圆双眼，仿佛要把小老板吞下去：“What？Pardon？”（什么？请再说一遍？）

小老板从没见过小绵羊似的陈菲如此怒发冲冠，他轻蔑地再次吐出那侮辱性的字眼。

陈菲愤怒地一把抢过小老板手中的传真纸，撕了个稀巴烂。

“Stop！Stop！”小老板气急地嚷。

陈菲歇斯底里。她拿起桌上摔不烂的东西往空中抛，往地上砸，一时间，书籍、文件夹，信笺纸如雪片般飞舞。

小老板惊呆了，恐惧地大喊“No！No！”摊开双手在原地团团转不知所措。

陈菲能感到小老板的惊慌和束手无策，一阵从没有过的快意流窜全身。

她双眼空洞地直视，口里发出绝望的嘶哑的低嚎，继续毁坏着双手所能触及的物件。

她觉得自己疯了。疯了好。一个人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或者是承受了长期超负荷的重压，不堪忍受时就会发疯。人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超过了极限，人是会死的。而发疯便是逃避死神的一种手段，一种不自觉的用精神崩溃取代肉体崩溃的自我保护。

十几分钟后，陈菲大汗淋漓地瘫倒在沙发上。小老板诚惶诚恐地走近观察一下她，又瞥了一眼撕得粉碎的传真稿和搅得狼藉一片的办公室，不敢再多说什么，悄悄退了出去。

良久，陈菲慢慢欠起身子，捡起碎片拼接起来。半个小时后，她打开了传真机。

当晚，她找到了我，神情激动地叙说了一切。她说她在深圳实现的是非理想化的似是而非的自我。在咖啡厅幽暗的灯光映照下，她的脸闪现着深深的恐惧：“我怕我是得精神病了。”

我无声地看着她。虽然我什么也不说，但已彼此明白。对于她，向一个能理解她的人宣泄隐私几乎是一种解脱。在于我，则有自己的原则：此刻，我们必须是相互的，只有这种平衡才可产生相互平等的信任。

我们一直坐到咖啡厅打烊。分别时我对她说，问题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放松自己，回家见见丈夫儿子，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

不久，陈菲果真回北京探亲去了，且一去再没重返深圳。

女人就是女人，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闯入男人的世界中奋力搏斗。当灵与肉饱受分离之苦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重新愈合重新回归的新鲜感觉。忏悔的悲哀常常缠绕着那些曾经在社会上捭阖纵横而又处于孤寂无奈之中的女性。当今的新女性骨子里沉淀着封建沉疴，外形虽是新女性，但精神上仍好像是旧社会的妾妇，似乎永远背负着女性的原罪。如果真正要挣脱几千年来女性脖子上那根柔软的锁链，去获取个人的独立自主，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人能量，就得牺牲个人幸福包括丈夫孩子的幸福。这个代价太大了，女人对家的特殊眷恋使女人置身于矛盾的境遇，女性难以摆脱家的诱惑和家的束缚，更难逃脱来自家和至亲的伤害，这是女性最内在和最致命的伤害。所以，她们不得不疲惫地撤回家庭，让女性的生命原体拉回自身。进可尝试做做“女强人”，退可回到男人的翅下做“贤妻良母”，这不知是女人的幸运还是不幸？

至少男人会觉得这是女人的幸运。唯有男人没有退路。而女人的退路，返回时又是怎样一番景致？谁能保证退回去比前进更安全？更有意义？

 

人们要我看护这一片葡萄园，而我的葡萄园却满目疮痍。

—《所罗门颂歌》

 

邹栋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当他指挥一幢摩天大厦封顶峻工之时，他唯一的儿子却因车祸被送进了医院。一向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守候了三天三夜之后，也被送进了急救室。

在伤儿病妻的病床前，他带着追悔和醒悟的神情对我说：“如今，社会总让人觉得赚钱比塑造人的心灵更有价值。但我生活中最大的失误和遗憾就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太专注于事业而忽略了妻儿。”

他摩挲着几张写满字的小纸条。

“爸爸，你能不能早点回来，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儿子，爸爸不想吵醒你，星期天我们再说吧。”

“爸爸，你说过星期天教我游泳的，你说话不算数。”

“儿子，等你放暑假我们再到小梅沙住几个晚上游个痛快好吗？”

“爸爸，你骗人！”

几年来，邹栋与儿子的感情交流就靠这几张毛毛糙糙的随手撕下来的纸片。

他只能见到熟睡中的儿子。当某一天儿子在阳光下直直地站在他面前时，他惊觉儿子剧增了尺寸。

儿子再也不屑和他玩纸条游戏了。他以为儿子长大了。其实儿子的心离他渐远了。儿子只不过才9岁，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有时说出的话却如同饱经沧桑。

儿子的班主任CALL他，告诉他孩子的成绩从全班第一渐跌至倒数第二。

养不教，父之过。妻子柔弱，儿子从小就只会缠着妈妈撒娇而不怕妈妈发怒。儿子崇拜他，服他管教，但他远离了儿子。

这不仅仅是邹栋的悲剧。许多在深圳事业有成的人都面临着子女教育的危机。轰动一时的深圳大学集体杀人案中，沦为凶手的孩子的父母大都是有一定成就的人。夜深人静之时，当他们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望着熟睡中的孩子，脑子里会闪过可怕的念头，担心孩子哪天会举起报复的大旗。

“爸爸，你回家吃晚饭吧！”

孩子怯生生的呼喊，也许会令为人父亲的心颤栗不已。

但他们依旧朝出晚归。他们委屈地解释经常呆在办公室或四处应酬并不是因为那些地方比家里有趣。相反，工作和赚钱是艰难而烦人的事情。他们拼命地工作正是为了妻子、孩子和家人。在孩子们入睡前讲童话故事并不是表达爱的唯一方式。而令家人不愁衣食，令孩子能上最好的学校，正是出于真正的爱。

但妻子不领情，孩子也不领情。妻子抱怨男人把家当旅馆，抱怨男人全身心投入事业，把成功和金钱看得比她还重要。妻子无法忍受每天晚上无尽的等待，她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金钱而只要丈夫陪伴在身边。孩子也不要最好吃的最好玩的最贵重的东西而只要爸爸能跟他一起玩耍。

邹栋的儿子就是去找同学玩的路上被车子撞倒的。

下面是一个中层白领男士的日程表。

早晨7点，闹钟响，在模糊的梦中惊醒，匆匆起床，点燃一根香烟，驱赶隔夜的疲劳。洗漱，没有早餐吃，因为妻子比他早半个小时送孩子上学去了。7点半，冲下楼赶乘公司班车。

8点差5分，打卡。只来得及泡上茶来不及啜上一口，老板召见，命他即到火车站接一位过境的香港客户。

9点20分，将客人送进老板办公室。一刻钟后，老板叫他即刻找出全年的经营状况统计表并计算出几项繁琐的数据。

10点30分，头昏眼花地从计算器上抬起头，刚想舒一口气，又被指示准备陪同香港客户上广州，并被嘱咐无论如何当天晚上必须赶回深圳。因为明天公司报关出口一批货物，他是经办业务员。

11点20分至12点10分，陪港商吃了一顿简便午餐。

12点40分，登上开往广州的火车，下午3点，到达广州。

把港商送到目的地后顺便取了一些产品资料，即马不停蹄到广州东站购票返深。

晚上7点40分，火车刚刚进入深圳站，CALL机便急促地尖叫起来，中文显示机打出一串他不愿看到的字眼：“沈先生叫你速到豪都酒楼。”

沈先生就是老板。打老板工就得听老板话。别无选择。

喝酒。卡拉OK。说些无聊的玩笑。“三陪”小姐精神爽利地又唱又跳。他现出苦恼的笑说我得做足“五陪”：陪吃、陪喝、陪唱、陪跳、陪笑，只差陪上床了。

也许，商品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疏离与亲近，冷漠与热情的紧密结合体。私人关系上简而又简，业务关系上却追求着庞大与繁杂。

当他摇晃着身子用钥匙捅开家门时，已是午夜2点了。从早上7点半出门，到此刻回家，他做足了18个小时。没有人给他算加班，没有人发给他奖金。老婆孩子早已熟睡。妻子在梦中紧皱眉头，一脸哀怨。他心里涌出内疚，他已三天没跟老婆孩子说上一句话了。妻子搂着儿子把大床占得满满的。他明白妻的暗示。尽管他很累，但还是无法在舒适的大床上摊开疲累的肢体睡上一觉而只能屈就在儿子的小床上。

他心里很苦但无处诉苦。

做个男人也实在好苦，只是男人不像女人那般喜欢嚷嚷。男人意味着独挡一面抗拒一切，意味着权威、骄傲和自信，意味着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男人要强撑起一片天，他的身后挂着三节车厢：妻子、孩子和老人。既要做妻子的臂膀，又要做儿女的偶像，还要做父母的拐杖。最要命的是男人活着的第一意义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事业的建树上。所以男人常常精疲力尽，满脸写满无奈和沧桑。

常听到一些只有30来岁的男士诉说好累、好乏，或者头痛、胃痛、心里难受，便感到他们的身体年龄起码提前透支了10年。尚且年轻的外貌下掩饰不住开始衰坏的身体。一个男性补品的广告词令人悚然心惊：“十个男人九个亏，一个不亏吃××”。

曾读过许多赞颂深圳人忙碌的文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人的脚步又快又急几近小跑。深圳人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连朋友上门也得打电话预约。不无夸张的渲染说明了一点：深圳人的确很忙。

人们被鞭得陀螺般旋转并非出于自觉的勤劳。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大家都很觉茫然。

很久以来，挣钱的多寡已成为衡量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社会要求男人努力竞争，而使他们少与家人接近—这与女人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是一样的。只是女人失去家庭会痛不欲生，而男人失去工作和赚钱机会时比失去家庭更加沮丧。

所以，便没日没夜的忙。

便出现了“过劳死”一说。出现了不少“英年早逝”的悲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类在长年自然选择中形成的牢固的生活规律。熬夜使人的各个生理机能间的平衡受到破坏。在缺乏休息的状态下，人的工作能力降低，操作失误增加，倦怠思睡，注意力难以集中，将渐缓地对消化、呼吸、运动、中枢等系统造成损害，脑血管及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增高……

可怕的都市杀手。

过去，深圳人为“银行多于米铺”而欢呼，如今，更加密密麻麻的是药店、医院、诊所，且“病源”充足。深圳是座年轻的城市，但超负荷的运转正无情地伤害着一代建设者的健康。

越是成功的男人越重视自己的家庭。男人素以能养家活口为荣，拖着家的锁链舞蹈，才算是真正的强者。

但男人进退维谷。世界对男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男人因袭了太多的历史债务和被寄予太大的希望。男人一旦表现软弱，就会被称之为“阳萎”。女人对男人也越来越挑剔，总是用艺术造型中的阿兰·德龙和高仓健去比划他们。一方面恼怒男人“没钱便是德”，催逼男人去干一番大事业；另一方面又怕男人财多德衰，在外拈花惹草。而当在工作、应酬和交际中度过一天的男人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渴望妻子的理解、照顾和抚慰时，早在孤寂中丧失耐心和热情的女人敞开的不是温情的怀抱而是怨毒的眼神。男人失去了平静的后方。当男人自以为是在为妻儿为家庭生活的更美好而拼搏时，蓦然回首，家中已面目全非。男人陷入莫名的恐惧和不安状态。如今人类的悲剧在于人只能物质地社会地生活着，能让人产生自信的只有财富，金钱和物质成为拯救人生的唯一出路。“NO MONEY，NO HONEY”（没有钱就没有甜蜜），所以男人不得不在生存的压力下，在竞争的压力下拼命挣钱。但有了钱，男人又担心女人盯紧的只是他的钱袋而非付出真情。很少人能真正感受到至深的爱、性激情和亲切，于是，人们就假造这些感受，甚至用钱去堆砌这些感受。更多的时候，金钱换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人最难解的就是不能互相肯定对方的感觉，也不能为对方而改变自己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内心世界充满躁乱、不解和孤单。

 

第四章

 

穿越杂色的雾霭

 

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他们的心游离于这座城市之外。对于他们来说，梦想，总是漂浮在别处。

 

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他不属于这座城市。在他的感觉里，深圳就像每天迎接他下班的房东家那扇永远冷冰冰关闭着的铁铸防盗门，他并没有得到开启城市之门钥匙。

他是从乡下来的。

深圳原本也是乡下。只是他来的时候，深圳不仅有了几幢象征着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当他看见一些年轻人衣着光鲜拎着“大哥大”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声谈情谈生意时，感到非常惊奇；当他听说这些人十年前也像他一样是个满脚牛屎荷锄躬耕的农民时，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他渴望自己能迅速成为这些人中的一份子。

在家乡，他的弟妹野人般衣不蔽体，正值壮年的爹娘才40多岁但活像70岁的老人。他们都盼望着他出人头地，带回去一份富庶。

在深圳像他一样的人如同田野上的野草，他必须狠劲地往上挤才能窜出叶苗。

挤出头了，双脚却好像被挤得吊在半空，并没有踩在大地上。买了一套廉价的西装，结着鲜艳而笨拙的领带，脚蹬用水擦得锃亮的人造革皮鞋，回乡探亲时从容地走在狭窄坎坷的泥巴路上，一辈子只穿过不合脚的解放鞋的父亲啧啧称奇，由衷地感叹：“俺儿子也成了城里人了。”他摇身一变，从土里刨食的乡下小伙变成了乡村中的阳春白雪。但他心里明白，在深圳，他仍是个无法蜕变的下里巴人。

许多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亲爹娘”，梦想着从“准城市人”变成真正的城市人。但他却越来越觉得自己离城市更远。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穿梭在潮水般的人流中，陌生的城市气息吞没了他，莫名的恐慌和深深的自卑不可抑制地膨胀，整个人缩小成脚下一粒尖埃。渴求挣扎一番被世界承认，被城市接纳，却只有被排挤的孤独。深圳那么大又那么小，那么繁华又那么吝啬，踯躅的脚步常常没有方向。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株被移植到城里的庄稼，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难寻生存的土壤。

于是，便怀念淳朴热情的父老乡亲，怀念沉默如金的田野，怀念过去的逍遥时光，甚至一天三顿难以饱腹的稀粥，也成了甜美的回忆。

于是，梦想的翅膀又回落到那片拴住灵魂的土地。

空旷的田野似乎比热闹的城市更能令人怀想。乡村似乎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自然地与人的本性融为一体，随时可以勾起亲切的回忆和真实的情怀，而城市则总像游离于人的内心之外的异己存在，令人无法握住它那生硬的空间。关于城市人们能说出许多真实的不同的感受，但那些感受总喜欢与完整的无法抹去的乡村情结混在一起，实际上，城市那些庞大的建筑物，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过是放大了的乡村的夸张形式，大多数居住在城市的人群是来自乡村的寄居者。他们在乡村向往城市，在城市又向往乡村，梦想，总是飘浮在别处。

他也不例外。但他不能回去，他不能就这样回去，爹妈应该穿上新衣裳，弟妹应该背着书包上学堂，乡下人也应该享受城市人的一切。

城市对他便成为一种诱惑，一种许诺和一种怂恿。他就在美好的憧憬和孤独的徘徊中度过一天又一天。

深圳百万打工仔打工妹都有着和他一样的感觉。他们疑惑，在青纱帐与高楼大厦之间，哪里是他们存在的位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立足的地方。他们最喜爱的词是“漂泊”，不仅人在漂泊，心灵也在漂泊。他们拙于言词，但敢于亮出自己的灵魂。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80%来自他们。在歪歪斜斜、错别字百出的字行中，他们流露出纯真的情怀，笨拙地解剖自己，渴望着一份来自城市的温情和理解。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地留下来？

他们问。用的是港台流行歌曲中的华丽词句。

谁也不能像个先知那样去给他们指一条明确的路，只能任由他们跟着感觉走。

来自乡村的打工仔打工妹步履茫然，来自大城古城的文化人也在浮游的脚步中矛盾、焦灼。

卫文来自北京圆明园废墟，那里有一个连空气都渗透了颜料味儿的艺术村落。

卫文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探索性的作品。

他有一个梦想，梦想把他的画向全世界打开，他渴求能开一个哪怕是小型的个人展览会。

这个梦当然很难实现。因为“艺术村”里的人都是贫困潦倒的流浪汉，他们的画在北京一张都卖不去。

卫文便和几位同病相怜的画家一起借酒浇愁。

劣质便宜的烧酒烧灼着他们的身心。一天、二天、三天……被称为“艺术村村长”的老郭看不过去了，说：“醉了没用，醒来还是原来的世界。”但没人听，依旧狂饮。老郭急了，双眼狠狠地盯住桌上的蜡烛，把右手慢慢压在烛上。手背渐渐变红，皮肤“吱吱”作响。卫文惊呆了。老郭声如虎啸：“醉酒就是自虐，和自杀没有区别！如果你们想找刺激，就和我一样，把手烧掉，不再画画！”

第二天，老郭的手肿得像馒头，整整一个月不能画画。

老郭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卫文则清醒了。

他对老郭说要去深圳闯荡江湖。深圳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那里也许能挣到开展览会的钱。

深圳一直是各种梦的温床。

卫文真的来了。他走进一家装饰公司，成了一名设计师。

不用七彩缤纷的颜料，只用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不画充满灵感的线条，只画一根根仅仅有长度区别的直线。

艺术，仿佛丢在圆明园了。

年终，卫文攥着几千元奖金，想哭。他无法攒够开展览会的钱。

更可怕的是他想作画却画不出来了。

单一的直线框住了他的艺术神思，冷灰色的办公桌调不出梦中的色彩。

没有人与他交流，没有人与他切磋，他不再有同行的参照激励。

他怀念圆明园废墟。

于是他去挤深圳的文人堆。

深圳的文化被人无情地称之为“沙漠”。沙漠不长绿草，但博大、荒凉、神秘。

许多很纯粹的文化人都抱着天真和幻想渴望影响社会，却又力不从心。

于是便很清高很富于正义感地大骂深圳，自认为自己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其实我做的事与深圳没多大关系。”一位摄影家对卫文说。这位摄影家已在深圳泡了8年，尽管他拥有令人羡慕的一张深圳身份证和一套更令人嫉妒的三室二厅住房，但要是听到别人称他为深圳人时，他会露出被侮辱被诬蔑的愤怒表情。他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8年了，他的感觉依然游离于深圳之外。

除夕夜，当卫文看到一个诗人冒着寒风细雨在离宿舍最近的十字路口跪地给先人烧纸钱、烧美金、烧汽车、烧“大哥大”时，他绝望了。

他感到自己与动物们诸如猪呀、狗呀、牛呀、羊呀无异，他成了一头在一个陌生而迷乱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家，找不到水和食物的小兽。他的梦想之路越来越艰辛，越来越孤独和危险，以致他认为自己不再有任何理由要继续沿着这条空气越来越稀薄的路走下去。

他看到文人的孤独、悲哀，唯独看不到希望。

“深圳不需要艺术了吗？”卫文问我。

“不，是我们的急功近利失落了艺术。”我说。

盛唐的活跃气氛和博大气魄孕育了绚丽的唐诗，魏晋的严谨生活中也产生了“三曹”、“七贤”，就好像旧俄罗斯的黑暗天宇上闪烁着灿若星辰的作家群。

也许那些古人也有抱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他们从不被时代所局限。

卫文说：“艺术在今天的生活大合奏里只是一个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弱音，等20年后，大家都撑饱了，也许就会想起艺术了。”

说这话时他流露出残存的激情。

我摇头。是我们在放弃艺术，放弃文化。当固有的文化经济结构受到时代的冲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以致出现了各种畸形现象。

“我还是牵挂着艺术，但不是在深圳。现在什么也不想，豁出去挣点钱，以后再一门心思画画。”卫文的声音渐低，犹如感到自己像是痴人说梦。

我反问卫文：“为什么要用特别的感觉特别的眼光去看深圳呢？为什么就指望深圳与众不同能承载起各种各样的梦想和满足各种各样的渴望呢？为什么一旦梦想失落就破口诅咒深圳乃至时代乃至世界就偏偏不检讨一下自己呢？有没有想过，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财富可以暴发，但谁有能力能令文化暴发？为什么总要悲哀地呻吟生活在别处把自己悬浮起来而不真正深入去探究这座城市的内在的东西？”

卫文目瞪口呆，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无法回答自己的许多问题。在深圳搞不了艺术，难道在别处就搞得了吗？在深圳文化陷入窘境，难道在别处文化就光华灿烂？把梦想的实现寄托在环境条件对自己的迁就上，是不是太愚蠢？历史像一只巨大的筛子，每前进一步都会毫不留情筛落许多细小的生命，如果每个人都能把持住自己，把梦想牢牢种植在现实的土壤上，会不会有幸留在筛子上面？

每个人都有梦想和选择的权利，善待之，则能避免许多烦恼与痛苦。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食物，你怎能歌唱呢？

如果你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

—哈·纪伯伦

 

我是在深圳最豪华的丽晶俱乐部认识周长航的。那天晚上他过生日，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他的朋友硬要拉我去凑热闹，我因为陌生和两手空空有点尴尬，他却哈哈一笑直嚷“多谢俾面”。

镭射彩灯快速地旋转着，把描绘着巨星状的大理石板切割得面目歪扭，舞台上一位来自北方的歌星声嘶力竭地用含糊不清的粤语演唱着香港流行曲，镶着金边的黑衫随着身体的剧烈抖动而飞舞，小乐队用电子混音器奏出的音乐通过最大功率的扩音器咚咚地撞击着心脏。人们想说话时只好把嘴巴凑近对方的耳朵直着嗓子乱吼乱叫，太累太失风度，于是便很少说话。

周长航整个晚上都像接通了高压电似的动个不停。一会儿和着歌星的歌声引吭高歌，一会儿狂饮啤酒，一会儿又赤裸裸地挑逗穿着华丽晚礼服的陪酒女郎。

朋友们都围着他说着陈词烂调的恭维话，他的目光大多数时候视线散乱，偶尔清醒的一瞥，却有种逼人的嘲讽令所有的人变得一钱不值。那目光像无底深渊，包含无比的悲哀和沉默的绝望，又像一把利剑，刺穿灯红酒绿，刺穿装腔作势，刺穿一切虚荣、自负而浅薄的游戏。然而，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又恢复了原状。

我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异常的可怕的孤独。在众星捧月的氛围里，除了那一掷千金、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豪气引发的傲慢外，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我注意到他的特别之处。我盯住了他。我想知道他的内心世界。

我原以为要撬开他的嘴巴会很难，出乎意料他并不拒绝我的采访。他说有可能他会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先把秘密泄露给一个善解人意的女记者倒也无妨。

被人称赞善解人意令我得意忘形。我笑道：“写你这一节的稿费归你。”

他有点烦躁地一挥手，像在驱赶一只可恶的苍蝇：“要讲钱，给我100万也不会跟你谈心。”

我暗暗吃惊他并无幽默感，连忙正襟危坐，用一付很善解人意的神情望着他。

这是一个外面很喧嚣的周末下午，我在一家装饰新潮的小公司宽大的会客室里，静静地听一个男人的剖白。

他的叙述有种穿越阴暗的内心世界的混乱，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充满恐惧，时而睥睨一切，称王称霸，时而沉默寡言，任人摆布。新与旧，欢乐与痛苦，喜悦与忧伤奇怪地揉合在一起。

周长航说他是被老同学的一幢华丽的别墅和未婚妻鄙视的眼光一枪击中的。几年前的一天，他还平静地当着一家重点中学的教师，他热爱自己的工作。16岁那年他含着热泪告别为他掏了两年学费、腰背已驼的老教师时，就发誓大学毕业后一定要选择教书为终身职业。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需求，学生们充满求知欲的无邪的眼睛对于他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体会到在授课中引发学生思索和创意后的喜悦如同掘到宝藏；逢年过节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恭恭敬敬地献上贺卡时，他感受到那种至高无上的尊重和崇敬，他在那个雕凿着真诚和信仰的世界感到自由自在。

他没想到那么轻易就被别人的奢华击中。在石岩湖畔别墅区内的老同学家里，恋爱多年的女友蔑视地对他说：“我就不信别人的命就比你的好。”

当然不。那位同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边远山区和他一样当了老师。8年后再见面，天壤之别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周长航的心失衡了。他知道了女朋友迟迟不肯答应结婚的理由。

这个时代的生活已没有内在性，人们不再追求远大的理想而为日常的生活所左右，为眼前的利害所支配。周长航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绝大多数人会游泳之前是不愿意下水的，因为人是站立在大地上而非站立在水中生活的，如果有朝一日把土地和水的位置调换了，即使善泳，也会因精疲力竭而被淹死。如今，社会最基础的文化秩序遭到冲击，对金钱的奢望逐渐成为人们全部生活的梦想。周长航是凡夫俗子，他的理想和人生就在那难以名状的感觉中易向。

周长航辞职了。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从一开始他就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他穿上雪白的带暗条的“梦特娇”恤衫，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放弃呆在家里读本好书的愿望，去逐个拜见昔日学生的家长。家长们开始惊诧地望着他显露出近乎谄媚的笑容，继而恍然大悟似的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兄你总算觉悟了，当教书匠真委屈了你。然后又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生意路子，以后有什么发达机会，彼此关照关照。

他感到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是迫不得已的机械的违心而行，仿佛装了一张同样的电脑卡，说话、办事、生活、行动都惊人的相似。他想许多事情根本不用人去做，用机器就可以完全做到了，人的互相应酬敷衍、算计谋利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

周长航小心翼翼地迈向那个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世界。他从拙劣的二道贩子开始做起，粗鄙的赚钱欲望一度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当他觉得难为情时，略略鼓起的真皮钱包和更为挺括的名牌西装令他的心理暂时感到愉悦。

二道贩子—掮客—承包公司—自己当老板，周长航可谓一帆风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头衔已弃之如敝履。

然而在今日的深圳，小康生活已不再令人心满意足，奔“大康”才是这里新的理想生活。“大款族”的典型形象是驾着豪华轿车，拎着“大哥大”，出入宾馆酒店，上宴席或下舞场，四周仕女如云，调情搓麻，快活潇洒，迎接人们艳羡的目光。

周长航在物质不再匮乏之时骤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一有闲暇，他就禁不住回想起旧日的理想。他感到自己孑然浮在一条很长很深的河流上，物欲像汹涌的浪头把他抛高又抛低，他成为欲望的奴隶，永远陷在欲望之河。

周长航说他有想过拔腿上岸，但处于激流身不由己。所以他便像所有有钱又喜欢让人知道他有钱的人一样，上歌厅上酒楼把大叠大叠的金钱填补进别人的欲望之中。

对于在酒楼舞场里虚度长夜，挥霍金钱，周长航感到可鄙、内疚，感到一种混乱的压抑，一种令人喘不过气、可怕的命运之感。在痛饮啤酒的间隙，会涌起另一种渴望，渴望回到昔日那平静舒适的校园，回到他的精神活动尚能带来荣誉和快乐的世界，逃脱这个令人眼花缭乱、格格不入的，把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的世界。这种时候，他又会更加放纵自己，竭力摒弃自我完善的渴望。理想、欲望、才能、奋斗、灵魂、现实交织成一片紊乱缠绕着他。

其实，只要他愿意，想回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身份不是不可能的，但那颗业已下沉的星辰除了用微弱的余辉偶尔温热一下他的心外，再也不可能有献身的激情。理想和灵魂像被掩埋在污浊和尘埃之中，如同烛光点点，但很快就熄灭了。

因着那种明显的精神失落，周长航的心中有时会燃起对目前奢华但空洞的生活的愤怒，燃起要打碎什么东西的疯狂念头，即使砸一砸自己也行。变得卑贱和价值可疑的自我令他失去了自信。所以他喜欢泡歌舞厅。在猛烈的、急速的、喧闹的灯红酒绿之中，他可以不再思考。身边的人都和他一样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必须干的事。大家都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反正是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

“难道我们就任由物欲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得浅薄而愚蠢？难道我们就应当抛弃智慧，抛弃信仰，抛弃灵魂，甘心屈膝于欲望和金钱之下，坐在啤酒樽前静候下一次肉搏？”

周长航声音嘶哑地问。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不，也许是整整一代陷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之间的“过渡人”。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转型期”，社会的动荡、差距和矛盾是必然和自然的，对于站在这一过程中的人，金耀基教授对其心态作过精彩的描述：

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既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由于转型期社会是“新”与“旧”的混合物，他一只脚踩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另一只脚还踩在旧的价值世界里……他一只眼向“过去”回顾；一只眼向“未来”瞻望；一只脚刚从“传统”拔出，一只脚刚踏上“现代”。由于他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所以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在心理上，积极地，他对“新”的与“旧”的有一种移情感；消极地，他对“新”的与“旧”的也都有一种迎拒之情。这种价值困窘与情感上的冲突造成了“过渡人”内心的沮丧与抑郁，所以，“过渡人”是痛苦的人。有的“过渡人”则由于对新旧价值都失去信仰，而成为“无所遵循”的人。

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失去了一切本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纯洁无邪和安宁感。曾经固守的信仰已经松散，却又看不到新的积极的信仰的涌动。处于这种特殊的维度上，极易产生紧张、焦虑、愤怒等等状态，在人格和行为上均会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撕裂感、失落感，从而为精神上失去归宿之所而躁动不安。

不仅仅是周长航。我在人民桥那破旧拥挤的小教堂，在仙湖修葺一新的佛庙，都见到许多并非盲目地信神信佛而是在寻求一种精神的人。

人是需要信仰来支撑灵魂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挣钱充其量只是目标而不可能是信仰。“一切向钱看”的实用主义强硬地霸占了精神的主导地位，却不能提供形而上的精神资源。它在信仰、价值、人生的意义、以及“我从哪儿来，又回哪儿去”等内在精神的要求面前，相对显得无能为力。人不是仅仅吃好、穿好、住好就能满足一切欲望的“单面体”，并非钱挣多了，就自然而然建立起新的信仰体系。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财富的日益增加，人们对形而上层次的追求就越强烈、越迫切，他们急需填补信仰体系的空白点。而且，商品经济虽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风险。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人们往往会产生不可捉摸，无法理解的“恐惧”，期望着某种精神支柱，靠某种信念去抵抗风险，从而获得心灵上的安定和慰藉。

我对周长航说：“能思考、能感受，就还有心。有心就还有灵性，有灵性就还能感悟。当你有所感悟的时候，就是你动笔写作的时候。”

周长航说：“我不会束手待毙的。”

他的眼睛闪出一丝晶亮，为憔悴的脸庞点缀了一点生动。

我丝毫不怀疑他有超越痛苦与厌倦而接近幸福的能力。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有位朋友曾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讲钱。不要跟老婆讲钱，不要跟父母讲钱，不要跟兄弟姐妹讲钱。平日都相亲相爱的，一讲钱，什么都完了。”

他的一桩生意做砸了，需要点钱救急，首先向老婆开口，他知道妻子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私房钱，不料妻子撇撇嘴，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搞掂。那点钱我输不起，将来靠不住你的时候我得靠它过日子呢！”他雷殛般愣住了。他的生意一帆风顺时，妻子总是笑脸盈盈，曲意奉迎，原来不过是想从他手中多“搜括”点钱财以备后用，根本就没打算与他同甘苦共度一辈子！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被愚弄了。妻子口口声声的“爱”只是哄他慷慨解囊的谎言。他望着这个他一直珍爱着的女人，一直不惜用千金去博取她欢笑的女人，仿佛不小心咽下一只苍蝇恶心不已。那一刻，他发誓生意顺利后，再不会让妻子随心所欲地掏他的腰包了。冲出家门，他垂头丧气去见父母。但父母一听他开口借钱，两张挂着慈爱的脸即刻拉得老长，好像他在迫不及待地谋他们的“遗产”。他去找哥哥诉苦，哥哥没听他讲完，就神情不安地打断话头说：“我的钱全搭在股票上了。”他抬眼盯着哥哥扭向一边的侧面，悲愤地说：“放心，我就算死，也不会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

他想，钱这玩艺真怪！没有它的时候人们要挨饿，有了它人们也担心将来要挨饿。好像抓住了钱就抓住了命运，好像大家都打算独自抱着一堆仅仅可以吃饭穿衣的钱过人生，好像钱已超越一切，比血缘，比亲情更重要。他叹口气对我说，如果不是那次的倒霉，他还不懂得做人首先要为自己打算。现在他已度过难关。但他赚到钱，再也不“傻呵呵”地孝顺父母，取悦妻子了。他给自己留着。他清楚当他一文不名时没有人会拉他一把。

金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有人回答说好大好大，大到可以不要爱情、不要亲情，大到可以为它去杀人放火、出卖朋友，大到可以买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

钱，历来是被追逐和被诅咒的。

有个叫小薇的年轻女孩，偶识“大款”男友，单独相处时，两人的感觉都“好极了”，但当大款向她求婚时，面对男友的商业世界和金钱势力，她感到格格不入而犹豫了，她向报社写信发问：“这个‘大款’该不该嫁？”由此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大众争议。数以百计的读者满腔热情地为小薇出谋划策，实际上亦在不自觉地勾勒自己的择偶观念。只有接近二分之一的人认为“嫁他一试又何妨？”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劝导小薇三思而后行，一个“大款妻”说：“真庆幸你醒悟得早，否则嫁入‘豪门’，后果堪虞。”因为她与大款男友因真心相爱而结合，婚后则尝够了“无话可说”的失落。有人干脆认为浪漫的爱情故事应该就此结束，还是各奔东西的好。

以前，人们认为“经济基础”是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保障；如今，金钱却成为情感的障碍和摧毁剂。

和小薇一样，许多年轻人都感到爱情出了毛病，不同的是，小薇对爱情中的金钱怀有恐惧，有的姑娘则从金钱中寻找爱情。在传统的喜剧中，灰姑娘通过纯洁的爱情走向富裕，今日的俏姑娘则待价而沽，用感情换取富裕。一个前后被不同身份的“大款”包过三次的女子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口气对我说：“你可能很清高很自尊，一万二万无动于衷，十万八万也不在乎，但一百万呢？一千万呢？你还能同样镇静自若吗？就好像掉在地上的一分钱，一角钱你不屑去捡，十元或者一百元，你能不弯腰吗？”

当然能。

其实，金钱本身并不会行善或作恶，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支配了金钱。财富可代表健康、体力、信义、慷慨、美丽，正如贫困代表疾病、懦弱、耻辱、卑鄙、丑陋。所以我们需要钱。钱能使高尚的人胆壮心雄却使卑下的人身败名裂。只有在不合理的社会情形中，在一部分人求之不得，另一部分人挥霍无度之时，金钱才是一种祸害。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是人的意欲改变了金钱的本来面目，而并非金钱本身带有善恶是非。

第五章

 

拒绝崩溃，让我们相互倾诉

 

只要走进阳光下，我们就能沐浴温暖，只要将手真诚地握在一起，我们就能感受到友情的力量，只要我们怀着爱心和期待相互倾诉倾听，就能拥有一份信心和欢乐。

——作者

 

美国小说家西德尼·谢尔顿说：“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住在或住过、或将要住进精神病院。”国际劳工局1979年3月在日内瓦宣布：“在任何社会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人在一生中患有或曾患有某种精神障碍。”而“每一个例明显的神经失常，总意味着至少还有十例未查明的神经失常！”

令人毛骨悚然。但这是事实。

心理学家曾把正常人群中被认为“最正常”的一些人抽取出来，用心理卫生检查表进行测验，发现半数以上的人存在着焦虑、忧郁等各种心理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每处都有，每时都有，每人都有。

现代的斯芬克斯要杀人不再是出一些诡谲的谜，它似乎想要人疯狂。

1993年3月9日早晨9点，正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企业家—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宏像往常一样签署了两份文件，并对秘书露出温文尔雅的微笑。16分钟后，他破窗而出，从五楼悬空轰然倒地，生命旋即蒸发于血泊之中。

1994年5月1日，曾用温馨的情怀和真诚的话语抚平许多受伤心灵的北京新闻台《人生热线》节目主持人兼心理咨询员温达面临女友的离异却无法说服自己，在大街上撕碎所有的证件后冲向滚滚车流。

1994年12月3日，深圳市红岭路口，一位名叫郭春玲的相貌清秀的年轻母亲把只有2岁多的亲生儿子狠心地推向正在疾驶的小车车轮底下。她的挫折不过是跟了一个有妇之夫而不得善终。

自毁、毁人、噬子。我们的生命怎么如此的脆弱？我们的人生怎么如此的怯懦？我们的人性怎么如此的孱弱？我们的都市怎么如此的喧嚣而冷漠？

方宏的未亡人沉痛地反省方宏死于隐匿性忧郁症。温达被救活后因惧怕以“疯子”的身份进住精神病院而蓦然惊醒，将自杀前后的万言日记公诸于世，以求得与千千万万听众的沟通。郭春玲却在悔恨中倍尝铁窗牢狱的滋味。假如他们都能早些把自己的苦闷向亲友倾吐，情绪获得缓解，也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倾诉是拒绝精神崩溃的一种方式。倾诉是一味清醒剂，它能调整人们的感情。如果人类皆陷于自闭而不会倾诉，恐怕有些人会变成白痴。倾诉又是疏导感情的渠道，它可以把积郁、痛楚、忧伤，顺着一行行看似杂乱无章的话语排遣出去，使人感到宣泄后的宁静，激动后的平缓，放松后的舒畅。

截至1995年初，深圳市已开通了近十条心理咨询电话热线。但人们还在不停地抱怨和感叹：这些电话老是占线。许多人不辞辛苦，不计费用往广州、南京、上海、北京的热线挂长途。

各大医院的内科、外科、甚至妇产科、街边的药店门诊，常有病人自诉失眠、烦躁、心慌，乃至活得没意思。

中国人最忌讳的精神病院—康宁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部，也访客盈门。

肯诉说，肯求助，就有救了。

一个春寒抖峭的早晨，我约见了一位只通过一次电话的女义工。

她穿得很时髦，大红大绿但很顺眼，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搭配的。她的服饰明朗活泼，但眼神却浑浊茫然。她是个善于用外表掩饰内心的人。她说她是热线电话的义工之一，但我感到她并不像个爱“多管闲事”的人。

“是的，我不爱多管闲事。”

“那你当义工的动机是？”我问。

“解闷。给别人解闷也给自己解闷。”她直截了当地答，“我接受你的采访，也是为了解闷，我听别人说得多了，能有个专门的时间专门的人听我说，我觉得机会挺难得的。”

她1989年来到深圳。那时深圳的大门已开始慢慢阖上了，但她还是很幸运很轻易就得到了如今令许多持暂住证、边防证的打工一族梦寐以求的“绿卡”和宽敞的住房。

她有本钱，除了美貌还有智慧。她在一家贸易公司谋得广告部主任一职。

那时的感觉真痛快。新鲜、朝气勃勃，锐不可挡。与内地的死板生活相比，她犹如鱼归大海。她干得相当出色。

可是兴奋持续不了两年，新的不平衡和郁闷出现了。

在深圳，似乎有一种时髦，大凡单身的稍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都有男人“供养”着。有人找上了她。她有吃有住的，当然严词拒绝。即使缺衣少食，她也不会走那条路。

但仍有人千方百计。一位跟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每天打电话来请她帮忙找什么单位的电话号码，说要拓展业务。她以为这是份内事，便傻乎乎地做了。有位好友提醒她，他要查电话号码为啥不干脆直接打114查号台？她恍然大悟，不再受戏弄。

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失恋，领导对她工作的不满（纯粹找岔）。想跳槽又被住房卡住。

内心深处便产生了一种与周围世界极不谐调的冷漠。不再热情，不再笑容满脸，不再为工作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平凡、琐碎、庸常、嘈杂和寂寞一古脑儿地向她袭来。曾经的幸运使她连一个小坎都跨不过去。路上稍有一块石头，就能绊她摔得鼻青脸肿。

她为自己的改变而烦恼。她无法阻止自己的颓废。

每天下了班，她就像条死鱼似的躺在宿舍里，看墙角的蜘蛛如何结网，看瞎了眼的蚊虫怎样自投罗网。

时间长了，不是想发狂就是想去死。

她不想就这么“玩完”。她要自救。

她找到一位曾经主持过一次大型的未婚男女青年联欢会的妇联干部，那人正在搞一个爱情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准备开设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她说我来帮你接电话吧，不要工资的。

她的气质她的谈吐她的思想令妇联干部喜出望外。就这样，她当上了“义工”。

我以为她自此之后走出了情绪的低谷。

“没有。我依然没有找到感觉。”她点燃了一根烟，轻轻地吸了一口，用很优雅的姿势仰头喷出一串烟圈。她的脸，她的眼神一下子模糊了，只有她的嗓音以不变声调在喃喃自语：

“每天都能听到许多悲凄的故事。很平凡、很琐碎。我没有办法解答。偶尔，我也会反倾吐几句，奇怪的是对方很快便忘记自己的忧愁和中断诉苦，反过来劝慰和指导我一番。我觉得滑稽。人们一旦感到还有人比他更惨，心里大概会好受许多。

“有时，我试图令谈话远离自身的悲悲切切，去讨论一些空泛但‘胸怀世界’的深层次问题。可是屡试屡败，没有人关心那些‘与己无关’的事情。这里的每个人都只注重自己的感觉。人们渴望倾诉，却没有能彼此坦露心迹的知己朋友，没有畅所欲言的氛围。

“一天中午，电话铃声响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几乎是耳语，我得用手捂住另一只耳朵全神贯注才能听得清楚。只听到她说：‘我的丈夫在房里睡着了，我是背着他给你打电话的。’

“我以为她会讲她和丈夫之间的龃龉。

“不料她却说：‘我的家庭很美满。丈夫在事业上发展不错，赚到不少钱，最可贵的是他很顾家，也很爱我，连中午都回来跟我一块吃饭。我的工作也稳稳当当，轻轻松松的。孩子也很乖，每逢假日我们都一家三口到度假村游玩或逛街购物，我们不缺钱花。朋友们都很羡慕我，说我们夫妻特懂生活，特有情趣。我想我也该满足了。’

“问题在于她并不满足。‘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没意思。这话我跟谁都没说过包括我丈夫。我明白自己该知足了。可又真的觉得还缺少些什么，却又说不清到底想要些什么……’

“你看，这世界上还真有人像我一样身在福中不知福。就生活而言，我已进入小康，但我感受不到一种赖以立身的东西。那种东西已被急速变化的社会潮流冲击得体无完肤。我只是努力令自己不致于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在深圳，大多数人都在拼命赚钱改善生存条件，少数物质无匮的富人却空虚难受。我没有诱导那位生活优裕而又缺乏内在支撑的女人多读书，多干点有益的事情，应该拥有自己的事业等等，因为她一旦改变了自己，家里原有的平衡和谐也许就会被打破，那时，她将更痛苦。也许，她并不是真的为寻求答案而拿起话筒的，只是想找一个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陌生人说说平时不敢说的心底话罢了。只要有人聆听，又不至于对她的现实生活构成伤害，她的意愿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更何况，我的心态和她的差不多，心中没有阳光，又如何能照亮别人？”

她的视线落到很远的窗外。明亮的天空下，城市里不多见的几只小麻雀欢快地跃动。快燃尽的香烟头烫痛了她的手指，她皱皱眉厌恶地把它扔进烟灰缸。

“你有过照亮别人黯淡心灵的时刻吗？”我问。

她舒开眉，似笑非笑：“也许。”

“有个青年男子拨通电话后一听到我的声音便骂：‘女人都是婊子，我讨厌跟女人说话，你叫个男人来听！’

“那时只有我一人守着电话机。我虽然不是怀着崇高的神圣感来进行这种工作，但也绝不是要讨人辱骂的。我烦躁地正要挂断电话，对方却忽然换了一种口气，着急地哀求：‘别断线，别断线，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我心里一动，放软声音说：‘我没介意，请说。’

“他讲的是一个极普通的恋爱故事：女友在与他卿卿我我，山盟海誓之后另投他人怀抱，只因他不能每天去带她去卡拉OK和经常买几千元一套的时装送给她。

“他经不起失恋的打击，精神陷于崩溃。从此见到女人就反感，就想冲前吐唾沫，撕烂女人的衣裙，让女人丢丑。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知这是否变态。失恋使人在重创之下丧失理智，出现非正常的心理倾向，又好像是种正常的反映（矛盾吧？）当初我让男朋友蹬弃的时候，也曾起过报复之心，不健康的念头谁都有，关键在于怎么克制。

“有的人对爱的理解由幼稚至畸形。把恋人当成自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角色，一种东西或一种成功的标志。这种自我意识失误，对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判断失误，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国内多宗毁容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感到这位青年人有种危险的倾向，幸运的是，他尚未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肯打电话倾诉，证明他还是善良的，还没有做出或根本不想做出那样的事。

“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是个女人，我也曾被男友抛弃过，还被一些男人捉弄过，但我并没有认为所有的男人，包括你在内都是一丘之貉的坏蛋。情感的挫折是种痛苦，也是种财富和成长。经此一役，你今后与女人的交往也许会变得更加聪明。’

“话筒里静极了，我知道他在听，我的口齿突然伶俐起来：‘你只有把过去一段结束掉，才能重新认识生活。真正战胜痛苦，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能挺过去靠你的生命力和扶正压邪的精神。眼前是一条宽大的臭水沟，跳过去，你也许可以见到繁花似锦，跳不过去，掉下沟里淹死了，那也是活该，没有人会同情和惋惜的。’

“我停顿下来，让他把我的话消化一下，我不能肯定他能否接受。良久，他开腔了：‘我明白了。’就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打来电话说想通了，还尝试跟女同事开玩笑，那种对女人的仇恨和厌恶正在一点一滴地消褪。他说想认识我，要跟我交朋友。我跟他说我们已经认识和成为朋友，别的枝节无关重要。尽管在大街上彼此不相识，但并不妨碍交流。想聊天的时候，挂个电话就行了。他不再纠缠，也没感到丢脸。他变得开明而有礼貌。我很开心，失恋笼罩着他的阴影终于散去。现在，他偶尔向我问好和谈几句他的近况，一根电话线，把我和另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联结在一起。”

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平静而圣洁，没有丝毫表功的味道。窗外阳光灿烂，更衬得咖啡厅内阴森寒凉。我凝望着她，觉得不可思议，刚才她还说自己心中没有阳光便不能照亮别人，有的时候，施教者为什么能说服别人帮助别人却不能说服自己超越自己呢？

她若有所思地回答：“这首先是各人的性格所决定的。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再者，被我劝导说服的人永远不是我本人，他们的坎坷经历，心理偏差，情绪起伏等也都不是我的，我没有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我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为别人提供耐心的聆听，毫无危险的保密和一些别人希望听到的话语。我想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同样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许你能头脑清晰、口若悬河去劝服人，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很难自我摆脱了。”

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世事往往就是这样的矛盾和难解。

我读过一篇小说，叫《爱尔克的灯光》，里面的姐姐在漆黑的海中孤岛上，在悬崖边的小屋窗前，点燃了一盏长明灯，等候出海的弟弟归来。弟弟一去不复返，姐姐爱尔克在等待中耗尽了生命。然而，那盏灯却指引了海上许多的旁人。

她忽然嫣然一笑：“做义工，我起码证明了一点，我还是很幸运的。太多的人在痛苦呻吟，我必须珍重自己。”

她的视线和我的视线触在一起，我发现她的眼睛发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泽，穿透了她有意无意蒙上的保护膜。这个习惯于倾听的人，此刻也需要别人对她的倾听。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万有引力定律骤然毫无瓜葛地闪现在我的脑子里，那是说宇宙间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依靠互相吸引、互相制约、互相支持的。

也有人在痛苦的固执的沉默中毁灭自己。

当我听到韩卫强自杀的消息，强烈的震撼更甚于当初听到他成为百万富翁。我无法采访一个亡魂，但从他的人生点滴可串出一个自卑而孤傲的灵魂。

他是个孤儿。6岁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父母分道扬镳，父亲在武斗中战死，母亲一去再不复返，撇下他孤零零一人。那时，再怎么饿，再怎么苦，他也没想到过死，蝼蚁尚且偷生，求生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人们嫌弃和鄙视的目光就像两束火焰，炙痛了他幼小的心灵。他要出人头地，他要改变命运。

为了能够继续读书，他下午放学后到石场砸碎石挣钱糊口，至夜深才回家瘫倒床上睡一觉，第二天一早便起床上学。那时，干活和读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没有娱乐，没有玩耍，没有温情。凭藉这种为生存而奋斗的韧劲，韩卫强终于读完了高中，并考上了师范大学—他并没有想过要做老师，但上师范可以包吃包住衣食无忧。

毕业后，他当了4年老师，当老师无法令他出人头地，于是拎起简单的行李来到深圳。那时，深圳的大学生还很少，他受聘于某公司搞行政工作。生活赋予了他能吃大苦耐大劳的可贵素质。他心实、人善、手勤，颇得同事喜爱和领导赞赏。可以说，他的命运已彻底摆脱贫困和苦难了。

但他的心理并没有获得平衡。对于一个受尽饥饿的乞丐来说，温饱的生活是他向往的但又让他无法感到满足的，他恨不能囤积天下所有的粮食以防饥饿再次来临。曾经倍受歧视的他虽然在不了解他过去的人群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但内心里对人对事总有种本能的抵触。总期望着自己超越他人。当他的工作受到好评时，他常常兴奋得一醉方休；当看到别人在某方面比他强时，又失落得坐卧不安；而眼见有人不择手段地发迹时，他就愤愤不平，捶胸顿足，激动难抑。幼时的经历和男子汉的尊严都令他急欲赚大钱发大财，从此不再受制于人。他把一切都深埋于心底，正像童年的痛苦无人听他诉说，如今的所思所想总觉难以启齿，羞于出口，他试图留给人们一个豁达大度、潇洒不凡的男子汉形象，又无法摆脱日益膨胀的名利欲望引发的内心冲突。他在矛盾的情绪中挣扎着。

但这回他输了。他历尽坎坷并不意味着他能事事压倒那些从小在“风调雨顺”中成长的幸运儿。他辞职出来“单干”，一年后对外宣称他已成为“百万富翁”，知情的人都明白他的公司只是个空壳子，事实上，他很难找到合作伙伴。

他没有能熬下去，他选择了死亡。他带着对自己过高的期望和失落，带着对世道不公的抱怨离开了这个给他苦多于甘的世界。他能够承受逆境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却没有能力去承受精神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的欲望。

他留下的一封遗书，使人们知道他的死因。“童年的生活确实苦了点，我却觉得很充实，现在也常引以自豪。可如今的生活却感到压抑难忍，个人的努力无法驾驭功名，人要么默默无闻地死，要么轰轰烈烈地生，我做不到超脱的与世无争，又无法创一番大事业，我只好作这种无奈的选择……”

他选择得太冲动，太绝然了。假如他能回望一下世界，假如他能找身边一个善解人意又勇于直言的人倾诉一番，也许事情不至于糟糕至此。

当一个人因为对人生产生怀疑而困惑不解或愤世嫉俗的时候，很容易钻进思想的牛角尖里出不来。如果有人给予他一个温存的目光，一句由衷的话语，也许就能令他忍受磨难坚持下去。但周围的人们忙碌着，对他的思虑和情绪毫无觉察、漠不关心，而他又不能主动与之交融，他精神的火花就会逐渐黯淡。封闭比一切疾病更可怕，封闭心灵的人就是意志开始枯萎的人。人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渴望着向人发泄和与人商量的。沉默使人与人疏远，叙述和自白则使人互相接近。而倾诉的过程，是个有效的清理自己思路的过程，借助于语言的组织，内心的感受被提炼出来，加以条理化，令人因此而清醒许多。

韩卫强死于不能承受生命的平淡，也死于自我的心灵封闭。

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可能源由于早年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环境而带来心理问题。糟糕的是大多数人都不能也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不承认自己也有很多问题而把矛头指向社会。也有的人担心暴露自己的秘密既不愿求援，又无法自拔，深陷在自己营造的怪圈里，也就无从挽救自己的人生。

然而，对于长期处于孤独心态的人来说，实在太需要通过与一个能理解自己，分享自己一切的人沟通来消除与世隔绝的痛苦。勇于伸出真诚的求援之手，在合适的人面前倾诉自己的隐私和忧虑以获得心理轻松和外界帮助，是通往心理康复的必经之路，更重要的是，倾诉不仅仅是诉苦，而是诉说者在全力自己解救自己。

 

天底下相互间了解的人越多，能加以珍爱的越多，那里的爱也越多，就像镜子互相反射光芒一样。

—但丁《神曲》

 

在电话里，雪碧用那种温软得令人不忍拒绝的声音一连串地说：“来坐坐，来聊聊嘛！”

我正头昏脑胀地不知是该先弄晚饭医治打鼓的肚皮还是先把那篇小文章的结尾弄完，便搪塞道：“有事电话里说就行了。”

现代文明已可在瞬间以飘荡无形的电话来传达朋友间的信息。人们早已习惯了“煲电话粥”，忧郁悲哀的时候，寂寞烦躁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有喜事的时候，只要拿起话筒，就可尽诉心中情。但雪碧今天却不愿在电话里多说，她坚持道：“我好想见见你嘛！”没想到我们同在一座城市却“相见时难”，在雪碧柔柔的恳求下，我心中漾起一种类似歉疚的感觉。

人总是需要友情的，而朋友，又是需要经常见面的。现代人争名逐利，心为形役，整日奔波劳碌，荒疏了朋友间的往来。偶静下来，一边慨叹错失了许多温馨，又一边宁可呆在家中怨怅孤独，也不肯稍移玉步。在人的生命中，会逢到多少喜悦、爱恋、愤怒和忧伤，这些异乎寻常的情感，都需要找个人一吐为快。雪碧找到我，只因我是她的朋友。我决意把一切抛至脑后，人总得有点和好友任意倾谈的闲适时间。

半盏清茶，几包零食，把电视机的声浪调至若有若无之间，我和雪碧各踞沙发一隅，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着。荧屏上闪烁的彩光映射到她明亮的眸子上，闪闪发光，秀丽的脸随着语言的不同内容频繁地更换着表情，看那劲头不说到思维断路，是断断不肯住嘴的了。

虽然不外是些与丈夫拌嘴斗气的琐事，虽然她只需说了上半句我就能够猜到下半句，但我仍然像个守纪律的小学生般全神贯注地倾听，并在她停顿间歇的片刻中，穿插进关切的“嗯”或“呵”。据说女人有更多的倾诉欲望，更强烈的陪伴渴望，更需要有人同情，有人喝彩。此时的雪碧，并不需要我给她什么劝慰什么建议，她只需要有人凝眸相对，静静地倾听就够了。

窗外忽儿雷声大作，忽儿皓月当空。而我们只是端着一杯氤氲袅绕的淡茶，安心细谈。

“你呢？你怎样？”雪碧忽儿问。

“我可不像你那般罗曼蒂克，有这么多的幻想和恩恩怨怨。”我笑道。

“你变了，跟读书时相比截然两样。”

“人总会长大的。”

“你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在乎什么？人与人之间的重重纠葛？金钱上的盈亏？没完没了的事务缠绕？若是在享受的时候还时时担忧它的无常，若是在爱与被爱的时候还时时算计着什么时候会不再爱和不再被爱，这种人生岂不太沉重太紧张？

我说：“深圳是个极多诱惑的地方，也是个赚钱的地方，但我不冀求太多的金钱，我只要一点心爱的东西。”

“所以你就写作？”

“一种乐趣而已。”

“你快乐吗？”

“快乐不是种绝对的感觉。如果我说此时的倾谈令我快乐，你同意吗？”

“当然。如果你今晚不来，我真不知该怎么过。老公不在家，心里空空的又烦烦的，只想找个人说说话。”

我暗暗庆幸自己能够在雪碧寂寞无助之时坐在她的面前。

跟雪碧在一起，常令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她的聪明、善良和美丽，以及那并不因为善良和美丽便趋于妥协或安于现状的内在坚强，都令我赞叹不已。平常，她总是殷勤地邀请我去她家坐坐，我总是借口忙而推辞。其实又哪来那么多忙不完的事呢？像现在这样，不做事，不想事，安安心心地坐下来，喝喝淡茶，吃点零食，天南海北地神侃，真有种说不出的快慰，以至我后来弄不清楚是我来陪伴雪碧，还是雪碧在陪伴我？因为雪碧此刻给予我的是一种真正的轻松，一种推开工作，冲破孤独，投向友情的心灵上的安逸。

我们已不像往日那样，扳住个针尖大的话题各执已见争论不休。我们彼此宽容、理解、交流、沟通，分享着生命中的体验和果实。一夕倾谈，就像在温暖清澈的水中畅游一番，百骸俱松。这时的心田，犹如经甘露润泽，旭日沐浴，格外澄明。“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其谁曰不然？”

“你来了真好！”雪碧再次很动情地说，“还是你够朋友。现在的人串门除了求人办事和筑四方城外，又有几人能像我们这样只是为了聊聊天呢？有很多话我憋了很久了，今天能跟你说出来，真的很舒服。我很幸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还有你这位老同学。我在深圳就你一个好友，以后有空一定多来坐坐啊！”

我忽然想起台湾歌星姜育恒在一首名为《有空来坐坐》的歌中唱道：“朋友，烦恼是这么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请你有空来坐坐……”

是啊，谁能没有烦恼没有想诉说的愿望呢？人最大的敌人正是人本身，人最难战胜的正是他自己。然而，人的内心平衡不只是靠个体的性格、意志，还得受外在文化的牵制，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与社会认可的文化模式相接洽最适度交流距离。人是社会的人，风吹来会倒，雨打来会湿，想要挺立站着，就得互相支撑。把隐忧说出来，是现代社会人们开放自我的一种表现，是摆脱烦恼、追求幸福的重要方式。倾诉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某种共振，一切面具、防备及相互间的任何障碍都会在共振中被扔弃，内心情感的交流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聚会。在这种聚会中，仿佛已经十分遥远的美好重新被唤醒。

所以，当你寂寞难耐，感觉到独自孤坐在电视机前的凄清时，当你有一种感受，有一份经历，有一个奇想，甚至只是想找个人尽兴抒发一次烦闷和快乐的时候，不妨像雪碧那样开口说句：“朋友，请你过来坐坐。”

当朋友诚意邀请你时，请尝试着像我这样暂且放开一切杂事，去倾听朋友的倾诉吧。这种心与心缩短距离的聚拢可愉悦平淡的今日，交谈中迸出的火花可照耀未知的明天。

一种美好，一种温暖在倾诉和倾听中缓缓弥漫，在这个危情丛生的世界上，我们互助互爱，我们相伴而行。

 

1995．9

 

 

 

 

股海股疯

 

 

 

引　子

1986年，华尔街大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首席法官约翰·范尔霖先生，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邀请，前来参加股票市场研讨会。

11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向来宾伸出欢迎之手。会谈中，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精美的证章—纽约股票交易所所徽。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代表邓小平给范尔霖回赠的礼物是一张股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中国也有股票？”范尔霖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执意要参观。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仅仅是繁华的南京路上一个10平米的小屋，摆了张桌子权当柜台。面对中国简陋狭小的交易所，范尔霖先生兴奋地说：“OK，你们现在的情形比我们初创时好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海外多家报纸杂志纷纷冠以耸人标题刊登这则消息，并称“中国证券业的新纪元来到了。”

预言热切但早了点。其后，中国股票市场沉默蛰伏了几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然而，到了90年代初，蓄势已久的股票浪潮以睡狮猛然苏醒，呼啸而至的强劲气势使中国地平线的南端—深圳发生剧烈震荡。

中国证券业的新纪元真的到来了。

 

狂飙突起

深圳股市的沸腾来得凶猛突然。1990年春节刚过，仿佛是财神爷从天而降，把一个聚宝盆不经意地搁入小小的证券交易所，薄薄的股票纸发射出一道道灿烂眩目的金光。人们如被神仙点化，争先恐后地把手伸出去捞搅。到五六月间，“滚雪球”式的炒股热潮把深圳各行业各阶层的人都拖下水。买卖股票者无所不包，从有生意头脑的企业厂长、经理到个体户，从上层知识分子到目不识丁的渔村老妪，从有社会地位的党政官员到偶然出差深圳的外地人员以及闻风而至的港澳台人士。

一向出言谨慎的市府新闻发言人，面对波澜汹涌的股市浪潮，也只有叹息连声地承认，深圳真有如“全民玩股”了。

1987年5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市发展银行股票率先上市，随后，金田、万科、安达、原野陆续登台。

1988年深圳股票全年成交量约为100万元；

1989年全年成交量为3120万元；

1990年春掀起的小波浪到酷热的6月份激变成惊涛骇浪，股票成交额高达26亿人民币，日平均交易量突破300万元。每日行情一变，有升无降，形成蛮强坚挺的“牛市”。上升速度之快，令海内外不少自诩有股票专业知识的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大跌眼镜。

 

摄影机传真（1）

地点：证券交易所。时间：1990年6月。

盛夏，骄阳似火。深圳各家证券交易所热气腾腾的情景令外面的阳光黯然失色。人们摩肩接踵，情绪高度亢奋，顾不上擦一把如蚯蚓般在头脸爬行的汗珠，睁大粘糊的眼睛，盯着价格牌上面的数字，紧张地按完计算器后，揣着鼓鼓的钱包，奋勇地扑向柜台或买或卖。连日来，股票行情一涨再涨，只要有股票挂牌，瞬间便被抢购一空。“沉”在箱底的股票纷纷“浮”上市来。“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五马奔腾。

 

摄影机传真（2）

地点：各公共场所。时间：1990年夏。

“财不外露”的古训在深圳似乎不再适用。男人们往常扁平的公文包此时不规则地突兀地鼓胀着，里面全是钱；女士们再也顾不上时髦潇洒，平素小巧的坤包换成家庭主妇的大手袋，里面沉甸甸的也是钱。上班族时间有限，匆匆来往于交易所与办公室之间，办公室里不时可以见有人从包里倒出一扎扎人民币刷刷地清点，没有任何人见怪。不少外地人风尘仆仆，满面疲惫却如好斗的武士见到仇敌，刚下火车便直扑交易所，甚至赤裸裸地把大捆大捆的人民币像炸药包似的顶在脑门上横冲直撞，只求能在股潮人海中抢到一叶幸运的方舟。在交易所内外、道路旁、酒楼里、银行门口，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数钱，谁都不加隐蔽。

在深圳民间，大约有30至40亿的游资，另有20亿左右现金捏在老百姓手里。这些资本盯上了证券市场，就像猛虎眈眈地盯着一只绵羊。

全国性经济降温、海湾危机，世界上空乌云密布……可谁去理睬这些？证券交易所每早一开门，人们便潮水般涌进，你推我搡，巨浪般吼叫着，没有一家交易所的铁门、玻璃窗不被挤得遍体鳞伤，连三寸宽的窗台也遍布重叠的脚印。涨，涨，随着人们疯狂式的“炒”，股价一个劲儿往上窜。

《深圳特区报》在每天公布的股票成交情况专栏下都有一句话：“政府忠告市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入市抉择务必慎重。”这与香港电视的香烟广告相映成趣：“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危害健康。”人们不会因危害健康就不再吸烟，况且，此时的深圳股市根本看不到风险。还有什么好慎重的？政府的忠告成了一种装饰。

于是，股市像个吹不破的五彩气球，每个人都怀着发财的憧憬，争着抢着吹上一口，2.24亿面值的股票，市值已吹到了28亿。

一块钱一张的股票卖到70元一张，它真值吗？股息是根据股票面值来算百分比的。就算股份公司的领导才智过人，经营有方，获利极丰，股息达到100%，一年也只能翻一番，何况未必能达到100%呢！当年东印度公司靠贩卖鸦片获取暴利，最高股息也才40%，深圳股份公司的领导们本事再大，怎比西欧人贩毒获利之暴？

但人们还在抢。一个香港人提着20多万港币跑遍了深圳各家证券交易所都没能买到股票，又累又气险些儿昏倒。他大惑不解，怎么会有钱还买不到股票？

形形色色的黑市总是出现在供应与需求落差大的时候。此时深圳的股票品种、数量太少，供需严重失衡，定价不尽合理，甚至有行无市。场内无货可供，黑市便应运而生。更有些股民嫌交易所的过户手续办得太慢，交足了钱要等十几二十天才能拿到股票，而这期间，风云变幻，手上既无现金，又无股票，一旦有事，找谁论理？人们的视线开始转移到场外。

交易所内价格牌下和柜台前的人群散退到了门外，他们不再着急买卖股票了吗？不，他们正在鲤鱼打滚，掀起更大的浪潮。

 

摄影机传真（3）

地点：交易所门外。时间：1990年夏。

人们不再挤迫在窄小的交易厅内，显得轻松了些，但他们的神经仍绷得紧紧的。手持股票者，待价而沽；想购进者更是目光炯炯地猎取对象。

一个皮肤黝黑，眼睛布满红丝的瘦小中年汉子在人群中显得孱弱而落泊，但他似乎不失信心，脸上的每道皱纹都隐藏着心智和机警。只见他走到一位手探入口袋又伸出，欲言未言的小姐面前，露出亲善一笑：“小姐有股票要出手吗？有几多？我包了。”

小姐并无喜出望外之态。

他并不灰心，继续发动攻势：“股票要变成钱才是真的。看你斯斯文文的模样，是在写字楼里做事的吧，你又没时间总泡在这里，早点出手早着数呢！”

小姐老成持重地轻启朱唇：“你出多少？”

“你有什么股票？”

“安达。”

“250元。”

小姐鼻腔里哼出一声不屑。中年汉子便逐步加码。260元，280元，最后以290元成交。中年汉子一手交钱，小姐一手交货后翩然离去。

几分钟后，中年汉子尚未把手中的股票捂热，转身又向另一位捏着钱眼巴巴地盼着股票的人兜售。转手之间，他已捞取了上千元。

与中年汉子满足的笑脸相反，一位眉眼透出精明的妇女却因被人愚弄而忍不住嚎哭起来。原来，她花了8万元买回的是一张已挂失的股票！

为了提防无良“炒友”，股民们约定俗成，自定规则，如持股人卖股票时，须附上身份证影印件，并写上“我愿意出卖这股票”之类的亲笔字，以防日后反悔或偷偷挂失。交易所邻近的文具店因之门庭若市，影印机运作不断，开开心心地随着发点小财。

银行则叫苦不迭。股民们存款取款大进大出，动辄十几万计，银行职员数钱数到眼花手软。有个老太太拿个大布袋，一次就提20万，拿到门口一叠叠交给卖家，换来几张轻飘飘的股票。卖家拎着那叠钱返身又入银行。银行职员无奈又把刚捆扎好的钱再拆散重数一遍。

股票暴利有目共睹，股票收益如酒醉人。因此，股票转手越来越频繁。人们认准了“只要买到股票就能赚钱。”香港报纸则大肆渲染：“大陆股票牛市冲天，狂涨如云，气势如虹—预示着大陆市场经济全面复苏。”

股市如同一个魔力磁场，把沉积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金钱纷纷吸吮出来，溶岩般滚热地流动着。深圳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变得动荡而活跃。

 

拣回失去的回忆

 

股票，对于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公民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股份公司是商品经济的产儿，已有三百多年历史。1602年，地球上第一家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在荷兰诞生。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股份公司在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到本世纪，股份制已在西方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我国，自1840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古国的“铜关金锁”，股票便随之舶来。1873年，中国人成立第一家华资股份企业—轮船招商总局。随着外商企业股票的大量发行，出现专门从事股票发行与买卖的股票经纪人。1891年，我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上海股份公所”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张骞极力主张“实业救国”，1914年拟定公布了《证券交易法》。不久，上海几家分散的从事股票交易的商号组成“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16年，孙中山、虞洽卿联合申请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其后几年内，京津等各大城市陆续成立交易机构，股份制开始羽毛丰满。大战结束后，证券交易形成热潮。1921年秋，发生“信交风潮”，几个月内上海数间交易所倒闭，45家转入萧条。稍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统一公债，利用交易所筹集资金，证券交易有所恢复。民国期间，战事频繁，股市起伏不断，热闹非常。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金圆券银圆券形同废纸，股市随之崩溃。

1952年，共产党政府关闭最后一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股票交易所，结束了股票在中国80多年的历史。

不过，“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仍依稀记得在大上海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内，冒险家和投机家们玩着把身家性命都搭上的股票游戏。这种记忆，通过矛盾先生的《子夜》，曹禺先生的《日出》等文学作品加以强化，股票成了充满铜臭和邪恶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忍工具和手段。被略去了其他真实特性的股票以其残缺变形的面目输入了年轻一代的脑海。

因此，当股票如天外来客降临时，面对这不像国库券、不像保值公债、不像融资券、不像社会福利奖券的四不像玩艺，就算是商品经济意识极浓的深圳人，也不敢贸然吃螃蟹。冒着酷暑游说于街头巷尾的推销员们直说得口干舌燥，甚至中暑昏倒，也未能打动人们的恻隐之心。因为股票终究是种不退本的买卖呀！由于极端的迟钝、麻木、观望以及怀疑的反应，令许多人与“发财”机会失之交臂。

那么，最早“炒”股票的共产党人是谁？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炒股水平挺高，只赚不赔。1864年5月，革命者威廉·沃尔夫去世，把财产的大部分留给马克思。马克思十分感激朋友的无私帮助，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威廉·沃尔夫的。

适时正逢英国股票投机高涨，马克思以其丰富的经济学知识，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假如我在最近几天内有钱的话，我就可以在这里的交易所赚到许多钱，现在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少量的资金赚钱的时候。”恩格斯十分理解马克思，以最快速度办妥遗产移交手续，并把钱汇去。

后来，马克思在致舅父的信中谈到他“炒”股的情况：“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的股票投机。英国股票今年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起来（这是些五花八门的股份企业，它们扩充到不可思议的规模，然后又纷纷倒台）。我用这个办法赚了400多英磅。而现在，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的时间不多，而且只要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去。”

马克思一生贫困，衣食住行经常得靠恩格斯资助，所以抽点时间从股市上赚钱以助生活。但马克思投身于革命运动，没有精力去真正搞股票生意，不然，凭他的经济学知识，炒股票会像大手笔做小文章一样得心应手。

马克思炒股票，是对自身科学理论的讽刺和反叛吗？是一种言行的自相矛盾吗？非也。马克思曾把股份制作为私人和私有制企业的对立物进行了精辟的论证：“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这说明了股份制具有两面性。实际上，股市是种直接融资的手段和途径，并不与某种政治制度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正如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一样，谁利用股份制，它就为谁服务。早在30年代的红色苏区，苏维埃政府也曾发行类似于股票的券证来集资。如果把今日深圳比作一架凌空而起的双引擎大客机，那么市场经济就是其中一个推进器，而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股市。

有人一听见股票二字，就惊叫“资本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历史真的在轮回吗？不。新中国的股票已不是旧中国股票的简单延续和重现，它已由时代赋予了崭新的面貌和巨大的能量。股票重来，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在向着深层次发展，市场机制已被广泛的接受和运用。

 

挡不住的诱惑

1992年8月5日，深圳新股发行前夕。各地闻风而动的人们如蝗虫般扑向通往深圳的各类交通工具。在粤东的一个山城，到深圳的汽车票从35元炒到200元一张仍然脱销。已经搜集到一千多张身份证的张某拎着15万元现金，心急火燎地挤上到广州的长途汽车，想从广州转车到深圳。张某是个吃苦耐劳的实干家，没日没夜地奔波做建材生意赚了100多万。炒股风吹来，他想与其拼死拼活地干还不如出去博一把。沙丁鱼般蜷缩在车尾一角捱到了广州，又舍不得花血汗钱打的士，便Call朋友开摩托车来接。谁料刚过铁道口，拦杆便在身后放下。远处火车正渐渐逼近。朋友一急，摩托车竟死火，眼睁睁地望着火车从自己身上碾过。被撞散的15万人民币和千多张身份证如破絮般飘散，又轻轻地落到张某身首异处的遗体上。丧事未毕，其子前仆后继，化悲痛为力量，集拢蘸着父亲鲜血的钱币，又赶往深圳加入抢购长龙。

股票，到底有什么魔法，令人如痴如醉，至死不悟？

因为股票意味着泉涌而来的金钱！

原野股票上市时，深圳四处可见绿色的广告牌：“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籽。”很快人们便意识到那不仅是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人物写真（一）

何先生是早期被动员买股票的机关干部之一。那天在办公室，人们正议论着处长响应号召买了200股“发展”股票，被老婆罚当“厅长”的事，何先生被一位小姑娘拉拽到门外，问股票到底该不该买。这位新调入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平时总是以崇拜的神情聆听何先生的高谈阔论。何先生年过三十尚未婚娶，很有些把女孩引为知己的意思。面对虚心的请教，何先生显得很内行地说：“股票对商品经济的作用很大哟，而且在中国是新生事物，该支持！”

“你真行，什么都懂！”女孩佩服地说，“既然是上级要求，我想买100股，你呢？买不买？”

“当然买的。”他毫不犹豫地答。

“买多少？”女孩变魔术般掏出本子作记录。

在女孩殷切的注视下，他打了顿说：“买400股吧！”

“谢谢你！”女孩像个成功的推销员般笑了。

何先生也笑了，但笑得并不灿烂。在他的存折上，攒了几年的“老婆本”还不到1万元，如果不是这女孩而换个别人来问他，他或许一股也不买。现在，他只好咬着牙拿出800元买回一张记有他大名的股票。

女孩终没投入他的怀抱，但他却很感激她。为什么呢？简单地以市价给何先生算算帐，便知他在女孩面前的豪气之举为他带来多少收获。1988年初，发展银行履行派息分红，利率达到30%。才半年多，何先生的8000元变成10400元。年中，“发展”又实行二送一红息股，何先生原有400股，按比例成了600股，接着按60%优先认股，此时“发展”股票挂牌价已逐步上升，何先生借钱一口气又买下240股，手中股数变成840股。

到1990年股市狂热的五六月间，“发展”每股升至190元，按此价算，何先生的840股便值159600元。短短三年，什么都没干便净赚了15万，难怪何先生乐得要请那女孩去吃饭听歌。

像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股票的早期投资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随着如此不可猜测的具有特色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而迅猛增长的价值。

渔民村一个老太婆，原来在发展银行的储蓄所存了12000元人民币，后来银行发行股票，便叫老太太支持银行，人民币存折换成了股票。老太太老眼昏花，拿着那张票据以为是定期储蓄单，回家后便压在箱底。三年后翻出来去银行取钱，出纳小姐噼噼啪啪按了一会计算器后，告诉老太太已成了大富婆，吓得老太太拿着股票不住地发抖，死活不要那张据说已达几十万的小纸片而非要银行还她12000元的本息。

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流传着一个“一拳打出10万”的故事。某科长通过熟人弄到了1万股原野原始股，但竭尽私房钱仍欠现金5千，家里存折捏在老婆手上，好说歹说老婆都不肯交出存折，气急之下，铁拳挥出，老婆眼如熊猫，畏于武力，只好咬牙取出5千元。某科长取得所需，却终日要受老婆白眼。冷战不久，股市升温，他为博红颜一笑，忍痛提早抛出，赚回了10余万。老婆拿着突然沉手的存折，喜逐颜开，竟然从此对股票一见钟情，炒股热情高涨。夫妻俩人齐心共赴股海，其乐融融。

一位内地的银行领导说：“我稍微估计一下就可以知道，你们深圳九0年这次股票风，保守一点说一下子替你们造出了几十位百万富翁。”

世界上股市的险恶已为人所共知，曾有统计表明，在全部的股票投资者中，只有20%赚钱，也就是说，占80%的投资人都是失败者，都不同程度地赔了。

然而在深圳的股市里，人们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几年股市大潮中，还没有人跳过楼。据说每10个股民中有7个赚了钱，有2个不赔不赚，只有1个可能会赔些钱。但有人更干脆地认为，在深圳股市投资也好，投机也好，全都赚了，赔钱的根本没有。而说这话的人，是有着深深的体会的。

 

人物写真（二）

某市驻深圳办事处的钱先生，禁不住股市厚利的诱惑，终于倾囊而出，在股市上小试牛刀。当2万元股本翻了两番时，他的目光，他脸上的每个毛孔都渗透了欢乐和更大的贪婪。要做就要做大的，他盘算来盘算去，下决心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一博。刚好办事处账上划来了一笔36万元的货款，钱先生挪用了这笔公款，再东凑西凑拼齐45万元，以每股175元买进2500股“发展”。晚上对着那叠纸张硬挺漂亮的股票，呆得睡不着觉。次日一早便去交易所看行情。升了，升了。他掏出计算器一阵猛按，一夜工夫，已赚了几千。照这么下去，发财梦实不难圆。

忽然，价格牌显出了158元的数字。仿佛看着一出精彩电视连续剧时突然停电，人们愕然哄叫，继而大乱。钱先生两腿发软，按计算器的手禁不住发抖。45万元买进的股票此刻仅值39.5万元，没来得及眨眼已亏掉5万多。要命的是那笔公款尚是股票，若亏了可是件大事，说不准还得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牢。钱先生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恐惧还带动着心跳。镇静下来后，他在噪杂混乱的交易所来回穿梭，终于弄清原来是有大户压价抛股。是跟着卖出还是咬牙顶一顶？他思来量去，认为深圳股市哪能说塌就塌，这情况也许是暂时的，观望清楚再说。

偏偏这次“暂时”格外长久，价格下跌势如破竹。一天跌1元，158，157，156，不知哪里是尽头。

对于钱先生来说，一天跌1元，等于每天蚀2500元。他再不敢犹豫，心惊胆颤而又恋恋不舍地以每股153元的价格将股票悉数卖出，换回38万多元，前后半个月，实实在在亏掉近7万元。

钱先生实在不甘心就此失败。辗转一夜，天一亮又揣着存折跑向交易所。

怪事出现了。钱先生发现一个在股价刚跌时抛出大量股票的人抢着买进，看那人胸有成竹的模样，一定是个高手。钱先生决定跟进。果然，两天后，价格回升了。他沉住气，耐心地等待着。在日益加深的供求矛盾推进下，价格升破了下跌前的最高价，直逼180元。钱先生噩梦醒来，长舒一口气，自觉胜得十分壮烈。经此一役，他断言自己是个门外汉，惨跌一跤还能赚钱，股市上根本就没有赔钱的。

而那位触发钱先生灵感的以153元收购股票者，是个“股票油子”。股价突然下跌时，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两天，认准股价会跌至约154元，“谷底”153元是有承接力的，然后价格将会反弹。于是他使出一招股市行话叫“拨挡子”的操作方式，以157元卖出4000股，在价格跌至153元时买回，卖出时到手62.8万元，买回时只花61.2万元，一出一进，他赚回了自己1.6万元的升降差价。

这般迅速地赚大钱，除了用“聚宝盆”来形容股市外，世界上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了。

一个古老的故事—一对赤贫如洗的农民老夫妻耕地时意外掘出一只聚宝盆，往盆里放进一把米可取出10把米；放进一只金元宝，旋即就能取出10只金元宝—如今在深圳变成了现实。投资于股票的人，不论藏股者还是“炒”股者，都因分红、派息或买卖差价或多或少发了点财。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赤裸裸的投机诱人无比，它简直是睹博，以致精于此道的人和对此一窍不通的人都想碰碰运气。”

谁能抗拒这神奇的诱惑？

 

风云激荡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俱乐部七楼餐厅上，有一尊逼真的牛与熊拼死搏斗的雕像。从正面看，好像是公牛战胜了北极熊，而换个角度再看，熊又给了牛以致命的一击。

这是股市的最好写照：没有永远的牛市——股票价格不断上涨；也没有永远的熊市——股票价格不断下跌，一切都在永恒的变幻之中。深圳股市同样逃不脱这个规律，“有风无险，只赚不赔”的神话终有一天会被风险惊醒。

头脑清醒和理智的专家们和政府领导们震惊于股市的暴涨。

市领导问专家：“股票只涨不跌吗？”

专家们答：“怎么上涨，也会怎么下跌。”

“那么，要是今天有人180元买进，几天后跌成20元了，他受得了吗？”

“可能有人会跳楼，也可能有人会神经分裂。”

“不行，股票不能再涨了！”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活动的风险，最终要由政府承担。1990年5月18日，政府公布《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的通告，作用明显，经执法工商干部和治安警察几次出动，如清洁车驶过，路面很快洁净如洗，场外交易汹涌人头一扫而光。但股市高温未减，政府又推出“涨跌停牌”政策：即以上一个营业日收市价为基础，股价涨跌不得超过10%。1990年6月26日又缩小涨跌区间，规定涨幅不得超过1%，降幅不得超过5%，其用意在于：“只欢迎降，不鼓励升。”但调控效果依然不佳。

1990年7月1日，政府颁布证券税收规定：股息红利超过1年期银行存款利息部分，收交1%的个人调节税，卖出股票征收6%印花税。

一系列措施加之黑市被扫荡，到7月中旬，5种股票价格便呈三落一平一涨状况，股价似乎稳定了。

股民们揣测着政府用意和股市前景，一时行动谨慎，停止入市行动，以至交易所生意萧条，日成交量从700万元陡降至3.5万元。但限幅措施强化了人们预期增值心理，持股惜售，股票更为短缺，股市进入“空涨”死胡同。

8月中旬，传闻有更严厉措施出台，股市又复骚动。一些股东开始抛售，吃进者毫不逊色。曾干着急买不到股票的人如久旱逢雨，有多少吃多少。8月21日创下最高成交记录，10天营业额超过1.6亿元，买方顶住了抛风，5种股价全部以1%的增幅顶格上涨。每日1%的增幅虽不够大，但不再被认为是政府的限市措施而成为股市“规律”。经过这次股票大换手，风险还是没有影子。到11月份，按挂牌价格计算，深圳5种股票的总市值已达71.2亿元。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赌博里，人人都想做赢家，也确是人人都“赢了钱”。但手上持着股票而不是现金的人赢的只是存在于纸上的“影子利润”。股市的虚拟资本属性决定了如果股市一旦暴跌，股票将变成一堆废纸。而人们一旦争相“套现”，等待着他们的就是股市大暴跌。

整个深圳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专家们断言：深圳股市非得有一次大跌不可，否则不能令股民成熟，股市也不可能按其经济规律运行。

为避免更多的干部卷入股市影响工作，政府推出更严厉措施：党政干部不准买卖股票；股价跌幅仍限为5%，涨幅再限为5%；购买股票也要开征印花税等。

11月26日，一个与往日无异的平凡日子，深圳股市却如弯到极点的铁支，突然脆裂，一场为时十个月的对股民而言无疑是空前的灾难骤然降临。

以干部退出股市引起的抛风，诱发交易额惊人增长，以日计算，天天创股市之最，抛方过关斩将，全面出击，买方中小股东以一当十，寸步不让，厮杀得难分难解。

25日，星期天，休战。

26日，形势陡变，挂牌股价接连败北。

其后几日惊涛骇浪，买卖双方争持不下。

渐渐买方气力不支，股价二升三跌，跌势已成定局。“龙头股”“发展”非但不能力挽狂澜，反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两天中各证券机构受托售的“发展”股票200多万股，成交仅21万股。人们争相抛股套现，但无从出手，各交易点存货激增，从前的旺盛需求转眼已无影无踪。

风险，这个股市的幽灵终于游荡出来了。损失最惨的是在股价最高峰入市的新股民。一个退休老工人，1990年10月倾毕生积蓄买进250元一股的“金田”，如今眼睁睁地看着它跌到6元左右，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海湾战争发生时，深圳股价照涨不误，可歌舞升平的马年岁末，股价却暴跌了。股东们第一次领教了蚀本的滋味，个个如梦方醒，呼天抢地：并非所有的股票都真能成为摇钱树，也并非所有的股市都是“黄金之乡”。一位买下10万元股票的张先生哭丧着脸说：“每天我一觉醒来，钱袋就要空出一大截！”

一个衣冠楚楚的女人在证券公司门口失声痛哭，没有人多看她一眼或上前劝慰一句，只有工作人员冷冷地提醒她：股市并不相信眼泪。

股市在熊气弥漫中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至1991年4月，跌幅平均超过40%，总市值跌掉近35亿元，虚拟资本大大消肿。90%的投资者想抽逃股金，但大限已至，谁也别想溜掉。交易所前连夜排队的人龙依然不减，但不再是争着购进，而是等着发号抽签抛售。

4月22日，5种股票均无成交，创下“零成交纪录”，股市冰冻已至极点。

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在电台进行安民演说，告诫大家“不要跟风抛股，眼下说不定就是收获季节，如果一旦股价反弹，股民们将后悔莫及。”

但无人理睬。股民们只有一个心思：抛！抛！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庆典中宣布的年内将推出十几家上市公司的“好”消息更令股民惊恐万分，新股冲击老股，晚抛不如早抛！一面兴奋，一面疯抛，对比十分强烈。

9月1日，股价指数跌破50大关，情况危急！损失惨重的股民酝酿着不安因素。深圳康宁医院已接收了9名因股市暴跌而精神失常的病患者。一些匿名信摆在政府部门的办公桌上，声称要炸毁某座高层建筑，市府某领导也收到恐吓信。再不采取措施救市，后果不堪设想！

副市长张鸿义、市长郑良玉先后主持“救市会议”，号召到会的企业家伸出援手。但眼下股市深浅难测，哪个敢贸然下海？市政府决定自己筹措资金，救市计划终于出台。

时间：1991年9月7日开始实施。

实力：2亿元人民币。

方针：稳住龙头股，从而稳住大势。

面对市场的50亿元，政府艰难筹措到的2亿元实在是杯水车薪，一点不慎，则会化作沙漠流水。因此，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行动。

9月7日，救市者奋力将“发展”股价从13.4元托到13.85元。

9月11日，交易所一开市，发展股就挂出13.85元的开市价。股民眼前一亮。

9月12日，发展股在静默中爬上14.5元的高位。9月13日，发展股挺住波动，收市价仍雄据14.5元。救市有望！

至月底，股市再无大落，20多天的努力，初战告捷。

股民们隐约嗅出交易所在拼命托市的味道了。国庆一过，股民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快买！快买！”的节奏中杀回股市。10月3日，发展股最高价冲至16.10元，此后直线上升。在“发展”的带动下，其他股票除“原野”之外，全部摇身一变，冲出谷底。

在这场大跌泻中，深圳股民没有吊颈，没有跳楼，而是凭借政府和自己的力量，仅用20天时间，便使濒于崩溃的股市重新活跃，乃是世界股市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股海涨退，谁主沉浮

大凡在股市海洋中浸泡过的人，都领教过股价的涨落起伏。股市时儿微风细浪，时儿波涛汹涌，时如娇娃的笑脸甜蜜蜜，时如凶汉的脸色黑沉沉。到底是什么在主宰股海的升降沉浮？

股价之所以动荡不宁，难以预测，是因为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些是实实在在的，有些却是故意捏造的，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心理上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深圳股民最初对股票并无多少认识，他们像一群不懂游戏规则却又玩得极欢的孩子。按说，股市价格应该跟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但有几个股民真正懂得去考察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报表？人们更多的是受供求关系和心理导向的直接影响，表现出盲目的趋同性。他们买进，是认为股价要涨，而一哄而上这一行为就使得股价不能不涨。令人迷惑的“怪圈”转了一圈又一圈，专家们的预言屡屡失误，理性的分析统统失灵，跟风成了最精明的行为。人们无暇去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决定投资方向，反正是股票就买。1990年股市的大幅上扬和暴跌，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实际的社会环境基本上是脱节的。股民的幼稚表现及管理机构的经验不足，使这种状况得以持久。

在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的“深圳事、大家议”的热线电话专栏里，有90%的谈话内容是有关股市的。人们在股价上升之时，强烈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在股价下跌之时，又焦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避免坠入“谷底”。人们反复变化的要求表现出幼稚的孩子气和明显的求财欲望以及求胜心切，有时过分可笑。实际上，深圳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关注是尽人皆知的。在股市尚未完全走上正轨的情况下，当市场在交易中出现某方面的严重不正常现象时，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干预和矫正，有时甚至是强制性地扳转股市的轨道，是很有必要和起了重大作用的。

股市中有一句谚语：每逢大鳄浮头，股市就会波涛汹涌。

 

人物写真（三）

在深圳股市处于平缓时期的1989年5月，《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则《发展银行认股招标，投资者以120元中标》的新闻：

（本报讯）深圳发展银行普通股认股权招标于9日下午5时在证券公司当众开标，驻深圳某公司的方阳辉先生以每股120元的价格一举中标，将招标的2180股全数购走。

这次开标前，发展银行股票咨询台的卖出价格才挂到每股73元左右，而且无人问津，投标者竟以120元高价购买招标之股。对此，经济界人士颇有微词，议论纷纷。

方阳辉先生这一举动，使人们的情绪由于前景较为辉煌而受到鼓舞，有利的气候大大消除了股市的徘徊和犹豫不决。随后，发展银行股价节节上扬，并带动大市普遍高涨。

1990年春，一位先生不动声色走到交易所柜台前，把19000股的股票递给职员说：“请替我挂牌卖出，每股158元。”职员大吃一惊，当日“发展”股价为175元，挂牌170元不愁卖不出去，这位先生搞什么名堂？他有点迟疑地问：“先生，你考虑清楚些，这个价是不是太低了？”

那位先生平静地问道：“我卖还是你卖？”

158元终于挂牌，当日股市大跌。很多短线投资者措手不及，纷纷急抛，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人物写真之二的钱先生便是这场跌风中的吃亏者之一。

有人确认，此人就是曾做过惊人之举的方阳辉先生。他先是将股价猛抬高40多元，现在又突然把价格狠压20元，弄得股市神鬼不安，到底为什么？

他自己托出了底细：“我并没有兴风作浪。有人看见我买贵了些，卖平了些，就以为我亏了。他们不明白这正是我的投资策略。我炒的股票数额巨大，不这样就难以大进大出。事实上，我一进一出，就赚了70多万元，不信，你们自己算算看。”

随着股票市场的扩大，新闻媒介的作用越来显著。深圳广播、电视、各大报刊每天都有股票行情公布，更有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高见。

 

摄影机传真（4）

时间：1992年6月。地点：《金融早报》编辑部。

“嘟嘟……”电话铃响个不停。

小班拿起话筒，还来不及发话，便听到一阵刺耳的聒噪：“喂，《金融早报》吗？你们怎么回事？就是你们登了查炒股票的消息才使股票狂跌，你们连续以‘大暑之后有大寒’的观点向股市‘泼冷水’，向股民‘动刀子’，你们对此要负责！”

小班按捺住愤怒向质问者解释报社是按新闻规律办事，对发生的事实进行忠实的报道，并没有添油加醋地渲染股市。

话筒里传来一声忿恨的脆响，断线的短促忙音犹如重鼓声声锤在编辑人员的心上，小班苦着脸放回电话。

“嘟嘟……”电话铃又响起来。

“早报吗？你们懂不懂办报？考虑没考虑社会效果？有人要跳楼啦！也有人要炸你们编辑部！”一个男中音像受了什么刺激似地狂喊道。

“嘟嘟……”电话铃响。

“喂，早报负责人吗？你们凭什么说股市过热？深圳股市已经成熟，你们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究竟想干什么？”

整整一天，编辑部的电话成了“热线”，铃声和质询声不绝于耳。

小班委屈地说：“股民们的心态也太不成熟了。我们只是发表了人民银行负责人对股市‘大暑之后必有大寒’的看法和报道了‘将严查金融机构炒股行为’的新闻，他们就以为政府又要采取什么严厉措施来对付股市，吓得赶紧抛售股票，引起股价回落。现在，又把责任往我们办报的人身上推。其实，究竟是一条新闻‘操纵’了股市的‘寒暑’变化，还是股市原本就存在着大户操纵问题而导致股价大起大落，这个问题平心而论很难回答吗？人们为什么不可以多点理智分析而少点感情用事呢？”

股民的心态何以狂燥不安至此？皆因心理承受力差。深圳股市一直处于政府的层层保护之下，结果，股价始是暴涨，暴跌之后又被救市成功，受灾股民没来得及反刍痛苦，冷静思考便又匆匆踏上牛市之路，牛市填平了亏蚀的钱袋，抚平了股民的心灵创伤，更令他们忘却了风险的痛处。“放心”入市，反正政府不会让人跳楼的依赖心理导致了自我调节能力的丧失。在小心呵护政策下滋生的盲目过热和盲目跟风，“只赚不亏”的投机欲望是股民心理中最得意也是最脆弱的一点，偶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只会怨天怨地。因此，如果股民不调整自身的投资意识，投资行为，不纠正炒股票只赚不亏的观念误区，就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

 

股民众生相

股民：股份企业的入股者，即出资认购股票、享受相应权利的人，又叫股东。他们来自三教九流，五湖四海。

股票市场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选择、投入，加上不期而至的风险，造就了一个最自由最能随心所欲最具刺激性的竞争机会。深圳股民已形成一个不分男女老少的庞大群体，是当今最富于进取心、想象力的冒险精神的一族。

 

人物写真（四）

傍晚，血红的落日云霞为深圳的现代建筑楼群饰上一圈圈金色的光环。以装修瑰丽典雅、服务细微周到、收费极其昂贵而著名的“大帝酒店”内，突然涌入一群兴奋之极的怪客，他们簇拥着一位身材瘦小、眼神却似在燃烧的年轻人。楼面经理迎上应酬，年轻人吩咐道：“请给我一间最好的厅房，挑最出色的服务员来招呼。”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叠人民币，“拿去给每个服务员100元辛苦费！”经理陪笑道：“先生为何兴致如此之好？”年轻人答：“我刚在股市上赚了30多万，比捡钱还容易！”

年轻人一伙一顿饭花了近2万元，尔后，又余兴未尽地赶到更豪华的歌厅，连开几支蓝带马爹利纵歌狂饮。又花掉3万元。

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说：“人是孔雀，他爱卖弄，爱笑，爱积蓄钱财，可是他也肯做寿头或浪子，倘若这些能给他一个高视阔步的机会。”这位年轻人刚从股市上赚了些钱，便迫不及待地抖开钱包，急于抛出其中的一部分。股市上盈取的暴利之丰往往令人产生“钱贱如土”的感觉，而过分轻易得来的钱也会用反常的方式花掉。

第二天，年轻人酒醉未醒，一帮亲戚、朋友便涌上门来。一阵赞叹之后，便不约而同地捧出一叠叠人民币要凑份子叫年轻人提携着入市发达。年轻人想，股市上的钱是赚不完的，自己发了财，福及亲友也属应该，况且，资金大了，更可在股市上呼风唤雨。他踌躇满志地接受了亲戚朋友的重托。

殊料，刚刚倾囊入市，股市便雪崩般下塌，年轻人手中股票面值随之飞速下降，损失惨重。他的单人宿舍变得像赶集一样喧闹，亲戚朋友川流不息，一片讨债声。年轻人在亲戚朋友的狂轰滥炸中只有以沉默来抗击，他真想把那叠贬值了的股票往那群仍然不知股海深浅的人脸上一甩，然后洗手不干。可是，为了还账，为了平息那些当初自动送钱上门的人的愤怒，他只有继续抱着那堆花花绿绿的股票去钻交易所的大门。眼看股票一时难以复苏，整日以酒浇愁。在一个肮脏的路边大排挡，他向知心朋友吐出了真心话：“亏了40多万哪！以前赚的全部吐出来了。那帮人原先说好是合股的，现在倒成我的债主了。哈哈，钱！钱！”说完，咕咚一声又灌下一杯廉价的广东米酒，昏昏然暂时告别了这个世界。

 

人物写真（五）

张小姐，芳龄二十八，娟秀聪颖，单身，有一套82平方米的公寓，手持面值近百万的股票。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俊男靓仔难计其数，她却连个眼风都不曾抛一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独来独往，行动敏捷，出口成章，看上去是那种充满自信和深谙生活滋味的人。

但几年前的她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她是个不折不扣靠脸蛋吃饭的人，住在又肥又丑的港客买的房子里，日子过得富足、乏味而单调。一日，那男子扔下6千美金后扬长而去。她捧着破碎的梦，更加变本加厉地与脂粉作伴。眼见6千美金如剥笋般越剥越细，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令她只想怎么个死法最舒服。

深刻地改变她的，是股市的成功。

那天，她毫无目的地漫步街头，只见一间证券交易所门前人头攒动，状如蚂蚁搬糖。她驻脚饶有兴趣地观望了一会，忽然有种冲动，要加入这群忘我的人群中来摆脱孤寂与绝望。

有了奋斗的目标，她的生活一下子从四平八稳的慢四变成了高速旋转的快三。她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并不盲目随流，而是先花时间搜集资料，学习、揣摸、请教、实践，像她当初俘虏港客那样有条不紊地倾力而战。她把花剩的2千美元换成1万多元人民币，开始了她的炒股生涯。

她不敢冒黑市交易的风险，老老实实地到证券交易所门口排队，忍受着前后夹攻的刺鼻汗臭，忍受着不时被人趁乱摸一把的非礼羞辱，跟着众人一起把写有自己名字的纸片虔诚地放进证券交易所职员随手扔出的垃圾桶里。只见一位年轻人皱起眉头胡乱地摇摇桶壁上沾满灰垢的垃圾桶，随意地从中捡起几个纸团。天佑她，中签了，能够以牌价购买股票了。在受侮谩的人群的叫骂声中，她压抑着狂喜，跨进证券交易所的大门。

也许是她学得富有成效，也许是她的运气好，她不断地买进卖出，手中的钱在每一次循环后像滚雪球般加倍繁衍。从开始时的1万，到5万，14万，18万，最后，在万众灰心泄气时，她把手中的现金全买了跌到谷底的股票。那段日子实在有点难熬，她不住地安慰自己：如果赚不了大钱，就当作是中、长线投资，等着分红派息罢了。几个月后，随着股市的好转和急升，她已成了富婆。

面对着大堆的钱，她不知该怎么处置才好。她不愿回复过去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在深圳练出来的机敏和智慧使她意识到还应该有点别的追求。她花高价聘请了几位文、理科老师，帮她补习从前因贫穷而断缀的学业。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而且这钱是自己挣来的，她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了。

 

人物写真（六）

在当年静得门可罗雀的证券交易所挤满了情绪高昂的人群。门外，却有一个人徘徊不前，他失神地站在那里，看着荧屏上股票行情的数字变迁，很久很久，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某个陌不相识的或似曾相识的股民说：“我悔不该……”那悲凄的表情，十足像一遍遍重复阿毛被狼吃掉的祥林嫂。

他并非别人想象的是在股市的抽象搏斗中被击败得遍体鳞伤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他是个胜利者，在涉足股市中，他赚了5000元，但问题就在这里。

他内向、谨慎、胆怯、平凡，是当年街头围观者之一。在上级的硬性推销措施中，不得不忍痛拿出2000元的储蓄，买了100股“发展”。此后的日子对他来说总弥漫着不安全感。随着行情上涨，他的精神更加紧张，看到钱在不断增值，却更敏感到那些悲观与危险的可能。心力交瘁之下，在股价升至70元左右时，他将股票抛出了手。对7000元钱的回味才刚开始，他又陷入被后悔噬咬的痛楚：“发展”股票节节上扬，90元……100元……130元……而且，经过几年来的分红派息配股增值，股票量远超过100股。再按高持不下的黑市价计算，他自认已失去几十万元，渐渐地，他已习惯于每天去计算他的损失：“如果我当初倾尽所有多买点股票的话，如果我没有过早抛出股票的话，我现在该有……我悔不该……”整日沉浸在失去机会的痛苦中。

 

人物写真（七）

小殷从来都没弄清自己到底算不算股民。他没有银行存折，没有股东卡，然而，除了停牌日，他几乎一天24小时全泡在交易所里。他干的是“排队专业”。

小殷是个无深圳户口，无深圳暂住证，而揉得皱巴巴的边防证还是过了期的“三无人员”，每分钟都有可能被公安局押解出深圳。但他觉得在深圳觅食容易，死活赖在这个别人的天堂里不走。可不，刚给老板炒了鱿鱼，股票市场又给了他一条活路。由于深圳股市僧多粥少，卖出买入都要连夜排队抽签。小殷瞅准了这个机会，凭着祖传的吃苦耐劳精神，通宵不睡抢占前位，等天明真正的股东来“买位”，一个位可卖300－500元，比给老板打工好的多了。但这口饭也不是好啃的。交易所内人头涌涌，烟雾腾腾，空气浑浊，天气懊热，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因为如果上趟厕所，宝贝位置就会被人占领。紧张时刻，为防止有人插队，还要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抱着前面一个人的腰，自己也被后面的人箍得紧紧的，碰上前后有个靓小姐，揩揩油水日子还好过些，碰上个满口臭气，满身臭汗的肥佬就惨了。不仅如此，还要受到一些“同行业”帮派的排挤。他不愿有个“大佬”对自己指手划脚，坚持单干。前些日子，一个“排队专业户”的小虾毛就因排队抢位纠纷而被匕首插入胸膛。单干，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由于他极守“行规”，很少去同别人抢食，再加上他1.82米的块头，倒也能与同行相安无事。他很羡慕那些手持无线电话，头戴新潮盔帽，骑着大功率摩托车轰然而来，轰然而去的“炒股战士”，期望有一天也可像他们那样神气和潇洒。问及他为什么喜欢在交易所里打滚，他的回答倒具有那个阶层的特色：“在这儿‘工作’无须文凭，不计职称，不看长官脸色，有钱大家赚。而在这个金钱窟前，不管你是上九流还是下九流，全变成了一个模样。当那些日常西装笔挺，趾高气扬的人低声下气地找我让个好位时，我就会有种‘你也有今日’的快感。真是在金钱前面人人平等。”

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操作方式电脑化和“无纸化”，小殷面临“失业”的危险。但他已在当中滚爬出不少经验和树立起能够挣大钱的信心了。凭他辛苦赚下的一点资本和机灵劲，他想“东方不亮西方亮”，他总能生存下去的。

 

人物写真（八）

林先生则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从股票市场中激流勇退的人。深圳股市一直活跃着一批知识界人士，干部阶层，高级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形成所谓中产阶级“知识中坚集团”。他们已成为股市个人投资者不可忽视的力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股市的“质量”，提高了“炒股”这一市场行为的档次。林先生曾是这个圈中最活跃的一个。

但就在股市再度热涨起来时，交易所却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得“怪怪的”。笔者经人介绍访问了他，果然听到了另外一种不同凡响的声音。

“你说，钱是人的工具，还是人是钱的工具？”他把额纹皱成哲学家的模样问。

笔者知道这只是他的开首语，并非一定要答，便没吭声，等着他往下说。

“在经济社会里，没有钱的确不行，钱是人的生存基础和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可有时世界会被颠倒，人会把钱当作生活目的，变成金钱奴隶。而人一旦屈从于金钱这个暴君，欲望行为就不再受控制了……”

他脸上出现一种古怪的表情：“在忙于炒股票的那段日子，就像一头扎入沼泽的泥中，再也抽不出身来。一大早到交易所看行情，上班后也开口闭口谈股票，回到家就忙着作曲线图分析，读有关证券知识的书籍，总之中了邪似的以股票为生活轴心。过去还有空陪儿子逛逛公园陪妻子看场电影，自己也写点小豆腐块文章。一搞股票就没那个心情了。如同赌徒般，输了想赢回来，赢了想赢得更多。赚了越多的钱手头就越拮据，因为不想错过炒股的黄金季节，赚到的钱又全部投入买新股票了。买进卖出循环不息，成了一台炒股机器，一经开动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直到有一天，朋友邀我夫妻俩去‘喝喜酒’，我们对镜更衣，惊觉自己已变得疲惫憔悴，老婆连件像样的时装都找不出来。我不复是我自己了！我感到害怕，在一种突然而来的要‘找回自己’的强烈冲动中，我决定抛掉手中的股票，休养生息，寻回从前的世界……”

林先生的情绪蒙上一层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或许他赚的钱已足够供他安然抽身，享受舒适。但他又说不排除重新入市的可能。股市啊，从来就不会令一颗骚动的心安静下来。

深圳的每一个股民就是一篇传奇故事。其实，股市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投机也同样需要知识、智慧和技巧。所以，在证券交易所门前，经常可见到一些“股票专家”在义务讲学，传经授徒，现身说法，借人为镜。在这里，孔老夫子的遗训“有教无类”得到最彻底的贯彻。只要能虚心求学，一定会有收获。而受教者大都能“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触类旁通，把学来的东西揉入自己的智慧付诸实践。不少股民装备精良，以摩托车或小汽车代步，购置月供几千元费用的“大哥大”无线移动电话。许多人由单干走向联合。随着股市的成长发展，造就了一批有智有谋，运筹帷幄的炒股高手。他们当中，或将会有人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家。

 

从痛苦中再崛起

1992年初逢牛市上市的新股使约达6万股民获得厚利。最高回报率达100%，小平同志南巡强调阔步改革开放，股份制改造加速，64家异地会员陆续进入深圳交易所……种种利好的重大消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再次统一了股民们股市好赚无风险的认识，并以诱人暴利继续激发着已入市或计划入市的万亿流资拥有者的投机欲望。1992年又将有10余家公司可发行新股，特区众目睽睽，内地人翘首以待。在即将上市的股份公司踌躇满志、精心谋划的同时，全国范围内难以计数的准投资者也摩拳擦掌，准备就绪。然而，深圳这个袖珍市场真能承受得起人们迅速膨胀的致富欲望和短瞬间迅即聚集起的巨大资金吗？犹如一次毫无预兆的大地震，1992年夏的深圳再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股潮骇浪。

1992年8月6日，晚7时40分，正是人们一天忙碌过后最安祥最温馨的时刻，深圳电视台播出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将于次日正式发布的新闻。

深圳沸腾了！激动的人们奔走相告，筹款筹身份证，谋划排队良策。传呼台永远占线，电话从永远的忙音变成使用超负荷而导致电流声遁失，交通阻塞，的士客满为患百拦不停，人们行色匆匆快步当车，广州至深圳几十元的火车票炒至几百元不等的高价，“二线”的6个关口每小时涌入数万计的人，到邮局拍电报以及领取夹有身份证包裹的人潮几乎使人误以为邮政大厦就是股票交易所……

8月7日的一早，《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被一抢而光，街头报摊小贩甚至把公告复印出来，卖到一二元一份，仍供不应求。人们逐字逐句研究透了公告和发售网点分布图后，便争先恐后地赶往发售点抢排头位，而此时离认购抽签表正式发售时间8月9日还有48小时—两天两夜。

300多个发售点前，出现了一条条盘旋的长龙，除少数毅力坚韧者在烈日下坚守阵地外，不少人购入成打彩色塑料小凳或小桶代位排列，竹杆、凉席、纸箱、木板、砖头，家中一切能代以排位的物件都出现在队列中。有人以长绳系凳以求不乱，无力排队的人甘愿出100－500元不等四处雇工代为排队。深圳百万打工仔打工妹不管老板同意与否，结伴冲出工厂，加入排队大军，70多万内地人黑云压城般漂浮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或许任何一个人口学家都能估算出一座城市所容纳的人口极限，但没有人能估量出一座城市能承受的人类欲望的极限。深圳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平与理智，陷入一片不可思议的疯狂。　　

从8月7日中午至9日晚最后一个售表点贴出“表已售完”的告示为止，梦幻即将成真的漫长的50多小时，100多万狂热的准股民历经暴晒、暴雨、潮湿、饥渴、困倦、蚁虫叮咬、混乱拥挤、人格屈辱甚至失落也矢志不渝。

8月8日夜，深圳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人们或站或坐或倚或靠似睡非睡地捱着长夜盼着黎明。天露曙光，早已疲惫不堪的股民像被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精神大振，队伍不时出现骚动，保安、公安人员分布在队伍外围形成一条宽阔的隔离带，进出均得许可，股民们吃喝拉撒睡全要在队伍中完成。

一扇扇售表的窗口终于启开。那窗口犹如金矿洞开，使百万股民绷紧了每一丝肌肉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此刻，熠熠闪光的黄金梦使他们将人类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类贪婪自私弱点也暴露无遗，使人的社会道德、人格和自尊被残酷地践踏、蹂躏。

摄影机传真（5）

—暴烈的日光下，一些队伍如潮涨潮落，忽而涌向前，忽而挤后退。男人叫骂，女人尖叫，有限的干警保安无法控制局势，有人鞋子踩掉了，衣服拽破了，钱和身份证丢了仍浑然不知……

—一些地域空旷的发售点，股民被横竖成行编成方块队蹲在地上，有公安人员用长长的竹杆在他们头上扫来扫去，队外人送水送伞换位已无法实现，队内人汗流浃背顽强支撑，终于有人体力不支昏倒在地……

—一些发售点的股民，为防插队和抵御外来冲击，不分男女老少都心甘情愿地被人抱着同时也不顾一切地紧拥别人，前胸后背汗透衣裳，狐臭、口臭、汗臭也无人避忌。队中一男一女前后吵得声嘶力竭，但搂着别人后腰的双手却未放松丝毫……

—一个尿憋难耐的男人请假出队，再要轻装上阵时却被保安员止于界外，任凭他哀求流泪也无济于事，队中人引以为戒，男人蹲地泄于塑料袋中抛出队外，女人坐地而解，相互理解，互不为耻……

—一处发售点，潮洲、淡水两伙雇工因争位而吵，互不相让，买表无望时，工头一声令下，20余人对垒相战砖头木棒落于头部身上，顿时有人血流如注……

—一中年人终于买到表后精疲力竭，手中的表被人抢走却连叫喊追赶的气力都没有……

—一些干警、武警、保安抡起手中的警棍、木棒、皮带抽打越界插队者和乱挤的人……

—一些维护秩序者收取贿赂后放人入队，甚至有意驱乱队伍引亲朋好友插队……

—一些发售点售表速度奇慢却早早挂出“售罄”的招牌……

一些如泰山般稳扎前锋的人终于得偿所愿，买到了含1/10中签机会的认购表。但大多数人在尊严、羞耻、礼仪丧尽后徒劳无功。

在经历了几十小时噩梦般的拼杀后，筋疲力尽的人们迎来了8月10日的黎明，几天来极度夸张的淘金欲望骤然降温而变成绝望。报纸宣布“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更在不足千字的消息中提到这次发售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然而，据众多现场目击者和大量群众举报表明，大多数发售点的抽签表都没有卖完而通过“后门”流出，有些抽签表甚至因无法及时脱手而成为废纸。如此大规模的舞弊现象出现在全国率先建立行政监察机关的深圳实在令人惊愕，在全国也实属罕见。舞弊行为中的收益者多为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员及亲属和负责发表的部门职员。一些穿着制服的人明目张胆地拿着大叠认购表公开炒卖，待价而沽，更有人理所当然地拿走数千数百张表还堂而皇之地留下证明其渎职和腐败的字条！

滞留在深圳的外地人以共同的失落感迅速取代了素昧平生的陌生感，相互倾吐这座曾是梦幻般的美丽、洋溢着现代生活气息又因充满无数公平竞争机会而令人向往的城市几天来带给他们的苦涩感受，难以抑制地用粗鲁的语言责骂，愤怒地声讨众多的舞弊行为。办公室、车间、公共汽车或公共场所，街头巷尾到处是惊魂未定的异乡人与许多在浴血奋战般的拥挤下败下阵来的深圳人交换着亲眼看到或听到的舞弊事实，同时也交换着相同或不同的愤懑。深圳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大规模指责社会性舞弊行为的怨忿大碰撞。

这一天，几百个电话打向市长专线，投诉售表中猖獗的舞弊行为，人们同时指责报纸和电台说假话，粉饰太平。一些单位接到匿名电话，串联当晚向市政府请愿，人们产生影响了不祥的预感：这样下去要出事。

当晚6时多，数百名失望者举着“反对贪污，要求公正”的标语，呼喊着口号从金融中心向市政府走去，沿途不断有旁现者加入。一名着警裤的人骑着警用摩托车携带许多新股认购表惹起众人责问，群情激愤中，几辆警用汽车、摩托车、面包车被烧毁或推翻，一些石块，玻璃瓶从人群扔向公安和武警战士。9时，市政府向游行者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游行违法和决定增加新股认购抽签表数量。

8月11日，郑良玉市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在新股认购表的发放问题上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节，工作上缺乏经验。表示市政府对违纪、舞弊现象会坚决采取措施，从严查处，以儆效尤。呼吁广大群众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惜深圳安定团结局面，巩固改革成果。

新增售的50万张“抽签表兑换券”明显地平息了许多人的不满情绪。8月12日起，70多万蜂拥而至的异乡人带着不同的收获和共同的心理创痛纷纷踏上归程。13日晚，郑良玉到红会医院看望在购买新股认购表时受伤的群众，说道：“我们工作没做好，使你们受委屈了，我向你们表示歉意。”

但问题还没解决。在其后的日子，晶都、宝丰、振华等大厦前聚集不少非法炒卖兑换券人群。欲买者袋装大叠炒票，欲卖者露出兑换券，在草地上树荫下毫无顾忌地大侃价钱。

由于炒表可直接获取巨额利润，市场上出现大批假兑换券。市公安局发出了“严厉打击伪造、贩卖抽签表（兑换券）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告。市检察局局长表示要毫不手软地严查售表中的徇私舞弊行为，一位姓陈的保安联队队员炒表被抓获后即被单位开除并逐出特区。至9月初，市公安机关破获了3个贩卖新股认购抽签表假兑换券团伙，抓获了一批违法分子。收缴了一批假兑换券、假身份证、假发票、假公章等。

购表风潮尤如热带风暴席卷而过，留给深圳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和被毁坏的市容。面临全国卫生城市检查的深圳变成一座臭城。

深圳从中获得了冷静反思，清醒自视的历史良机。这种自我认识已不仅仅是参照内地时那种自我优越感和超前感，而是置身世界经济大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命运的参照中校正历史方位。深圳作为中国大地上第一个经济特区，它的历史命运注定含有悲壮与冒险的意味。深圳背负着成功，也背负着失败。它的成功之果将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而失败的苦果却要自己吞下，这就是深圳别无选择的历史角色。然而，深圳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付出的痛苦代价也将如其成功经验一样宝贵，同样具有巨大价值。

深圳的决策者们迅速做出了总结和反省：本次决策失误可归于在技术上采用限量发表、高价收费、凭身份证认购及公布中签率等，在思想上试图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处理市场经济问题，没着重运用市场风险制约机制，而售表过程中的违纪舞弊现象更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诱发了风波。当前除了切实做好后续工作，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地查处腐败现象外，更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推动证券市场深入和健康发展。加强证券业立法迫在眉睫。尽快建立政企分离，银行与证券业分离及分级分层管理的证券体制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而今后如何搞好初级市场发行应作为攻关项目来研究解决。

深圳股市没有因此而崩溃。经历了痛苦的磨砺，它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深圳发售新股认购表的空前盛况，表现出人民群众巨大的投资热情。股票市场不仅仅是深圳的，也是全国人民的，股票热已从深圳辐射至全国各地，股份经济已如大河奔流，只可疏导，不可逆转。股市及股份制的存在已为我国当代金融史和经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金融股市是比任何商品市场都大的市场，也是我国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历史将给予它最充分的活动舞台和将证明它在中国经济史上的作用。

 

1992．9

 

 

 

 

悬浮的世界

—深圳市1994年春清理“三无人员”备忘录

 

 

 

他们渴望成为“城市人”。他们如同空气中飘浮游动的尘粒，构成了城市里的“悬浮层”。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胡须花白的老翁，他们麇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迅速而有力地游动、渗透、占领。许多部门都在管理着他们又似乎谁也没能真正有效地管理他们。或许，他们给城市带来了某种方便，但也带来了不满、尴尬、提防和种种难以言表的窘迫，更带来了犯罪和灾难。

他们被称作“三无人员”—无有效合法证件、无合法正当职业、无合法居所。

自从1989年中国黄土地开始躁动不安、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动着冲向城市，只有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便骤然感受到大军压境的沉重。关内外大片开发区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三资”企业、各类公司、工厂，无法消化源源不断从北面风尘仆仆扑来的人群，不能被吸呐又不愿往回走的人停滞下来，便成为游荡的“三无人员”。

早在1986年4月，深圳市便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市政府耗资2亿元修建了一条长达89公里的铁丝网，将特区团团围住。在南头、布吉、沙湾、白芒、盐田背仔角设立边防检查站，由武警部队把守，外来人员必须持公安机关签发的边境通行证或特区身份证、暂住证方可进入特区。

在深圳特区检查站的一份材料上，有着这样的记录：3年来共发现无证人员藏匿在车上企图混入特区的有93,000多人次；拦截强行冲关的车辆达400多辆次，识穿持伪造边防证80,000多人次。

但防不胜防。

1993年底，根据统计资料，深圳市有暂住人口2,810,875人，其中特区内1,244,369人，宝安、龙岗两区共1,566,506人。全市持暂住证或暂住户口临时申报卡的暂住人员有2,073,030人，占总数的73.3%，持证率只有60.2%。也就是说，在特区内有494,856人没有暂住证或暂住户口临时申报卡，其中除去短暂逗留的旅游、公干、考察、治病、探亲等外来人员，有30万人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三无人员”。

他们如何生存？他们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都市里的村庄

 

深圳的地名大都起得随意粗糙，唯有这莲花山听起来带点诗意，可联想到仙女之类的美感。站在这块凸起的小山坡上，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林，甚至连吹过的风都夹带着青草的氤氲；放眼远眺，是蓝天白云下明晃晃的镶嵌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厦，给人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却又真实的幻觉。

但当我把目光收回近处，立即感到一种令人揪心的强烈反差，恍如进入了一个不明年代的世界。

萎草绿树间，用竹子木杆、泥墙铁皮、油毡木棉瓦等像搭积木般拼接不齐的、东倒西歪随意砌就的棚屋几乎一望无边。几根突兀的巨竹顶端草草地捆绑着一堆蛛网式的电线，抖抖索索地伸向四面八方。正值午时，可见炊烟袅袅，可闻鸡鸣犬吠。

据测查，这一片棚屋面积达2.5平方公里，聚居着“三无人员”12,000多人，是深圳市最大的“三无”部落之一。

这里并非小桥、流水、人家的世外桃源，这是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搏动的另一个心脏。很难想象，许多深圳人吃的、用的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出的。在这片破旧的棚寮里，俨然有着完整的生产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养猪场、养鸡养鸭场、屠宰场、烧腊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家私厂，以及菜市场、大排档、卫生所甚至学校。走进去，方知触目惊心。

太阳很猛，但地面上却一片泥泞。污水从一条条排水浅沟溢出，散发着酸臭。我有点忐忑地深一脚浅一脚向“村里”走去。

一群脏兮兮的学龄前孩童赤着脚丫光着屁股在棚屋前狭窄的泥地上追逐玩耍，其中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连自己的步子都似乎尚未走稳，背上还压着个小一点的流着鼻涕吮着手指的弟妹。每走十多步路，都会遇上同样的景观，这显然是“超生游击队”的累累硕果了。

一个蓬头垢面的瘦小女人站在门口，视线毫无目的地落在我身上。我友好地冲她笑笑，问：“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她有点腼腆地答：“我只有6个。”

只有6个！

“没有人跟你说过不能生这么多吗？”我婉转地问。

“谁管呀？以前在生产队里，生了两个就会被拖到卫生所结扎。在这里，”她摇摇头，“就没人管了。”

“你老家是哪的？”

她伸手指指不远处用铁丝挂着的一块牌子，我看到两个已经模糊了的“湖南”两字。

想不到这里竟有清楚的区域势力范围划分。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帮派统辖的？

“这里有‘领导’管吗？”

“有个‘村长’吧，遇上了红白喜事，争吵打架什么的，他会出面说话的。”

果然是有人在协调“村里”的方方面面。

她身后是新修葺过的棚屋。门两侧贴着对联：“八方财宝进门庭，四面贵人相照应”，横批几乎挨着屋檐：“吉星高照”。

我想知道里面的情景，便说：“能借洗手间用用吗？”

她立刻展开热情的笑容，点点头。

从阳光下走进棚屋，一股潮湿霉臭的气味扑面而来。

一张大床，一张木桌，几张长条板凳，一个灶台，一个电饭煲，一个高压锅，还有一台对于他们来说不知是否属于奢侈品的电视机，一些杂物散放在墙边，门边用竹席隔开一小块，那就是洗手间—浴室兼厕所。我走近两步，地上滑腻腻的散发出一股沼气。

我连忙退出门外。

她不在意地笑笑：“太脏了，是不是？”

我问：“你们一家吃喝拉撒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间屋呀？”

“都这样。”她说的是邻居们。

“你的普通话说得挺好的，你读过书吗？”

“高中没毕业就跟老公跑来了深圳，一晃7年了，还是老样子，钱没赚几个，孩子倒生了一串。”

“你愿意这么过日子？”

“有头发谁想做瘌痢。不过，在乡下也比这好不了多少。在这混混还能填饱个肚子，养活一大群娃娃，在乡下，就难说了。”

“你丈夫干哪一行的？”

“主要是卖菜，有时也帮忙送货什么的。”

“自己种的菜？”

“不，批发的。”

“你干什么？”

“带孩子，烧饭，有时也上街卖卖报纸。顺便捡点能卖钱的破烂。”

正说着，一个青年走过，丢下恶狠狠的一句：“跟她讲那么多干啥？”

她受了惊似的猛然醒觉，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对我说：“快走吧，小心点。”

“小心点”这三个字包含着她的善良，我有点感动。

我故意放大声音说：“我来找老乡的，身上啥都没有。”

为防万一，我连挎包都没带，一件圆领衫，一条牛仔裤，同一般打工妹没啥两样。

“那你快去吧，这里找人可费劲呢！”

趁她尚未入屋，我追问最后一句：“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快就要被铲平？”

“不会的，赶走了我们，深圳人就没菜吃了。”她闪身入屋，留下一个疑问给我：她为什么这么自信？

刚才那个青年的恐吓令我心跳了好久，犹豫了一会，我才决定继续沿着村路向纵深处走去。

拐离了大道，便如陷迷宫。

隐约听到猪哄食的“哼哼”声，我寻索着向前。

隐藏于莲花山中的深圳市最大的养猪场豁然出现在眼前，方知湖南女人的话不虚。

这个猪场建于3年前，曾领取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但去年8月已经过期了，猪场依然屹立不倒。这个猪场拥有猪栏150多个，雇用了40多个工人，每年生产超过5000头肉猪。猪场边摆着一溜铁皮桶，装满了从宾馆酒楼收集的残羹剩饭，上面聚满了一堆堆绿头大苍蝇，稍有动静，便嗡地成群飞舞。猪栏里的猪，拥挤在泥坑中抢食滚爬。每天，一大批未经卫生检疫的肉猪就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市民们的餐桌上。

不仅仅是猪肉，还有“美味”的烧鹅烤鸭。

在一个露天垃圾堆旁，我发现了一间制造烧鹅烤鸭的小作坊。偷眼望去，地面上简单地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许多地方已经裂开，渗出泥土，屋角支着一口大锅，煮沸着用来脱毛的沥青，旁边还摆着几瓶饮食行业禁用的色素—“皇牌”橙黄粉，大概是用来给烧熟的鸭子进行化妆的，一大盆卤水汁黑乎乎的像从臭水沟里勺出来的。地上污水横流，苍蝇飞舞，烟薰火燎得黑迹斑斑的墙壁上，布满了蜘蛛网和尘埃，一台电风扇无力地摇着头。几个男人正在昏黑的光线中忙个不亦乐乎，屠鸭拔毛，喷出的鸭血恐怖地四射，几堆褪光毛的鸭、鹅随意地浸泡在污水之中。一股夹杂着沥青、鸭血、鸭毛、鸭粪的恶臭透过门窗缝隙涌出。一个等待送货的老伯倚在门边的红色大塑料桶旁津津有味地拉扯着一块不知是鸭肉还是鹅肉。吃饱之后，他就要把这里的成品用自行车驮着送往已经订货的大酒家和菜市场的烧腊摊档。

我的胃几乎反转。我逃也似地离开，发誓今后再不敢吃烤鸭烧鹅了。

继续不辨方向地往前走。沿途可见一个挨一个没有招牌的各类食品加工厂、家私厂，不少三轮车、单车载着面包、饮料、席梦思床褥等等向村外、向城里送去。这些在恶劣环境条件下低成本的“地下加工厂”，该造就了多少老板！

 

特写人物——四川邓老板

邓老板的名头在“部落”里叫得很响。他是从脏肮的棚屋里崛起的一颗星星。他在城里有一家装着空调的漂亮餐厅，在莲花山上，也有一家四面透风的大排档。他曾很时髦地套用一句很文化很感性的词儿：一半在天堂，一半在地狱。其实他打心眼里感到自豪，要自由地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非得有天大的本事不可。

5年前，邓老板（那时还叫二狗子）从富饶而又贫脊的四川盆地出发，漂过三峡随几位哥们扒火车来到深圳。当时并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只想能糊口再挣点买谷种的钱就行了。然而，当他花了三五天时间用穿着一双破解放鞋的脚走遍深圳市的高楼缝隙后，便被一种无形而强烈的力量吸引着，再也迈不开要告别这座城市的脚步。可囊中已空，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他的面前。他溜哒了深圳几个大的菜市场，居然发现东区市场的蔬菜价格与西区市场的蔬菜价格居然有着可观的差价。看来有的农民辛辛苦苦地种上一年菜，也比不上机灵一点来回跑个几里路。于是，熙熙攘攘的深圳，又多了个卖菜的。

然而，当他真的要开业时，才发现他这个一无所有的外地人想成为深圳的一分子简直难于上青天。卖菜的得有摊位，登记摊位要有暂住证，没有暂住证要花钱买还不一定能找到路子。他亲眼看到一个刚刚领了许可证的菜农，正准备开张，收管理费的就来了，送出一大把鲜嫩的瓜菜打发掉，卫生检查员又到了，不久，穿着灰色制服的工商人员又走到了面前……

他沮丧极了，盲目地在烈日下行走着。天气真热，像着了火似的把楼房、树木和大地都烧烤得无精打彩。紧张、烦躁和焦灼从他的脸上渗透出来，与体外的火热搅拌在一起。想不到这城市有如此多的诱惑却又高高地吊在空中，需要历尽艰险和劳累，更需要提心吊胆、耳聪目明。

在太阳下蒸发了一身臭汗，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能不能挣到大钱在目前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能够站稳脚跟。

他投靠了在莲花山的草棚中居住的老乡。但他看不惯老乡们用泔水做豆腐，用酒精兑水做“洋酒”，用色素加自来水做饮料的下流赚钱手法。为了不被驱逐，他从不与老乡们发生磨擦。别人要干什么随别人去，自己有本事就干自己的。

他的文章还是从菜场做起。

深圳人爱吃鲜鱼，而且吃得挑剔。要不鱼头，要不鱼腩，要不鱼尾。所以，菜场上卖的鱼大都是破了肚的，没有人要肚子里的鱼子和鱼泡。可对于四川人来说鱼子和鱼泡可是一等的美味佳肴！他寻找机会和几位鱼贩子混熟了，低价收购了一堆血腥的鱼子，用大电饭煲放盐姜葱一焖，便在屋门口二块五一碗卖了起来。乡亲们闻香味而至，生意居然火爆。

卖了一段时间的鱼子，他便央求几位平时“白吃”他的鱼子的老乡在居住地旁边再搭起一个棚子，用一块粗糙的厚木板写上红红的几个大字“旺旺食馆”，即日扩大营业。

有了个美好的开头，他感到有了盼头，他开始不甘心窝在这肮脏的棚屋里了。他通过各种渠道结识了有深圳户口吃官饭的老乡，隔三差五便给他们送去上好的“家乡菜”—麻辣鱼子，渐渐发现原来他们的日子也挺“清贫”的，便发展到送好烟好酒。这些体面的老乡从不把他当“三无人员”看待，反觉得他够朋友，够义气。

聪明人的付出都是期望回报的。回报来得很快。一家大公司招待所的小餐厅长年亏本，没人愿意干，经老乡撮合，他以每年1万8千元的优惠价格签订了8年的承包合同。又通过另外一些有点权有点关系的老乡贷来了10万元，重新装修了门面，从重庆聘请了川菜大师，招来了年轻漂亮的川妹子，对外经营，时值深圳流行川味，小餐馆一下子就红火起来了。

二狗子摇身一变成了邓老板。邓老板发扬他一贯会做人的精神，对那些吃官饭的四川老乡特别优惠，6折5折以至自己签单，而这些“损失”，通过一次次会议、一个个饭局、一张张支票双倍补偿回来。更有用的是，老乡们一来二往，搭建了神通广大的关系网，取得了外交方面的全面胜利。

邓老板依然是“三无人员”，因为他口袋里只有一张过了期的边防证。虽然如今他要开张边防证容易极了，打个电话就有人送来，但他还是不习惯带边防证、暂住证什么的。有时出了关被卡住了，也可以CALL个老乡派司机开车去接他回来。他也想做个有户口的深圳人，但有些事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办好的。他并不在乎自己是个“三无人员”，莲花山的“旺旺餐馆”仍然开着，他偶尔还回去掌掌勺，提醒自己“不忘阶级苦”。棚屋里的老乡见他有出息了，自然像他当初巴结别人一样巴结他，他便笑，孺子可教。懂得运用巴结的人才会有出息。

像邓老板这样的“三无”精英，深圳不计其数，在莲花山棚屋西区两间传出朗朗读书声的简易棚里，我结识了另一位有文化有知识的“三无人员”。

 

特写人物——湖南李校长

我惊奇地发现“三无人员”中也有如此优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才。

他30岁出头，白白净净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塑料方框眼镜。四目交接，我即感到和他的交谈沟通一定很容易。果然，一听说我的身份和来意，他立即搬出一张条凳请我坐下。

他自称来自湖南，姓李，受过中师教育，来深圳前是一间县城重点小学的教师。

我问他：“这是正规学校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教书？”

他年轻的脸掠过一片失落的悲哀。

他原以为深圳真如传说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内地教师的调离卡得很严，他仗着年轻气盛递交了辞呈便匆匆南下。没想到，在深圳像他这样的人才犹如小池里活蹦乱跳的鱼群，随手一抓便是一条大的，而他总是被挤得沉于底层。

回去，后路已断；前瞻，迷雾茫茫。他在租住的铁皮房里作困兽斗。

一天，房东的几个小孩吱吱喳喳地争抢一本破旧的画册，他被吵得心烦意乱走近吼了几声，拿过孩子手中的东西一看，竟是几页不堪入目的图画，他“唰唰唰”地撕得粉碎，又吼：“以后不准看这种东西！”

房东都出去营生了，几个孩子被吓得一哄而散。望着那些到了该识字读书却失学的孩子，他心里一阵绞痛，油然升起一种类似于崇高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联想到屋村里成群成群在泥浆里打滚的儿童，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闪烁。

他立即冲出房门，找到另一个也是租住棚屋的中年人。那人有5个孩子，却因没有户口、暂住证，又交不起私校的学费而无法把孩子送进学校。他们核计创办一所学校，学费只收200元，凡是愿意来就读的孩子都可以随时入学。

“村民们”虽说赚钱要紧，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断文识字。于是学校便毫不费力顺顺当当地办起来了，一下子便招收了100多个学生。只是经费不够，买不起桌椅，只好让屋村里的家私厂钉些简易的条桌和条凳。棚屋里光线暗淡，白天也得开着日光灯照明。

3年了，他就一直呆在这里。学校已发展到设了4个年级，有6个老师。

“你打算就这么干下去吗？”我问。

“他要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会窝在这里吗？”旁边一个清脆的女声插话。

李校长笑笑：“这是拙荆，三年级班主任。”

“都是给他骗的，要不我才不来这鬼地方呢。原想让他作为尖兵先打入深圳，安营扎寨后我再来，可他一不回家二在信中说一切都好，都说男人一到深圳就变心，我怕失去他，便步他后尘跟踪而来，谁知却是这般境况呢？没办法，嫁鸡随鸡，有难同当，我只好留下来陪着他了。”

真是个纯净如水的姑娘。我蓦地想起十几年前曾令我激动了几天几夜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跑到深圳扶贫来了。”李太太豁达地笑道。

我问：“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吗？有希望升学吗？”

李校长叹了口气：“他们来自不同地区，许多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这里居住的人流动性很大，孩子们随时入学或退学，很难掌握。能教多少算多少吧，总比他们在外边乱串学坏了好。”

一位老师用铁条“当当当”地敲了几下挂在一根电线杆上的铁块，下课了。

我拦住走过的一位脸面显得成熟一点的男孩，问他多大。

“14岁。”

14岁按理已读到初中了，可他还在上非正规的小学4年级！

“我以前在皇岗小学念过书，后来学校说我爸妈没有暂住证，不收我了。我挺爱上学的，听说这里有学校，就全家搬到这来住了。反正住哪都一样！”

他一点也不畏生地侃侃而谈。

“这里只有4年级，读完了怎么办？”

他把手插进衣兜又掏出，极力表现出一付无所谓的模样：“不读了，我想做个自由人，随便做点小生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反正我又没资格报考大学，做不了大事。”

我的心底一阵颤动，那些话中隐藏着响往和忿怨，还有一种像他这种年龄不该有的“知天命”式的无奈。

李校长和他的妻子一时也缄默无语。我相信他们也像我一样在心底默默地呐喊：“救救孩子！”

我摸摸男孩的头，让他回家去。望着他幼小孤独的身影，我有点戚戚然。我降低声调问李校长：“政府正准备清拆非法建筑、清理三无人员呢，你们听说了吗？有什么打算？”

李太太秀丽的脸蒙上一层阴影：“谁知道是不是动真格的呢！都是中国人，还能不让我们混口饭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实在的我们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有法子的话我们早不窝在这了，到时候再说吧。”

后来，莲花山清拆后，我再没得到这对善良的夫妇的消息。他们是随着人才流动的大潮来到深圳的。任何的流动过程都会有磨损，有毁坏，有淘汰，而不正常的运转会造成太多的零件损耗，这不能怪零件本身，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牺牲者。李校长夫妇沦为“三无人员”有着历史的和社会的悲剧性。

告别了李校长夫妇，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下了莲花山。无比混乱的肮脏恶臭和入污泥而不染的高洁都深深地震撼了我。

在深圳，像莲花山这样“五脏俱全”的“三无”部落几乎密布于城市的四面八方，著名的有笔架山、银湖、东山、水贝变电站、笋岗桥南、布心、田心旧村、埔尾、黄木岗、上沙河、大涌、金鸡涌等处，而小片分割而居的更是数不胜数。这几十万人居住简陋，生活环境恶劣，是什么令他们对这个城市恋恋不舍？如果说主要是因为深圳富裕、钱多、生活好，那么这些抱着一丝希望进入繁华世界的人们是否寻到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又靠什么手段实现他们的梦想？

 

何以为生

 

大部分“三无人员”是扛着行李铺盖直接从田头踏上都市的大马路的。他们对都市一无所知，除了一身力气和刚刚开窍的脑袋瓜子外，并没有明确的工作目的。他们何以为生？何以“发达”？只有弹丸之地的深圳如何消化这几十万“编外”人员？

其实，这些被称为“三无人员”的人们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的正常生活和正常秩序。他们对城市始终有种疏离感。他们自知做不了真正的城市人，也并不奢望做个真正的城市人。“城市虽好，但与自己无关”。城市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诱惑，一种改变穷困潦倒命运的可能。由于他们没有长期的职业计划，其行为大都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短暂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掠夺性。

不能说他们没有给深圳这座发展中的城市作出过诸多的贡献。他们肯吃苦，不怕脏，不怕累，所从事的都是些没有人愿意干的最“下等”的事情。在岗厦立交桥下的臭水沟里把泥腿子直插进污水中，手执大铲，一铲一铲地把臭泥抠上去疏浚渠道的是他们；受雇于工头，参与建房筑路等大工程做搬运苦力的是他们；为深圳人装修豪华住宅的是他们；开垦种田、养猪卖菜、丰富深圳人菜篮子的是他们；在街上摆摊设点、修理钟表、鞋子、车辆的是他们；通下水道、搞勤杂、做保姆的是他们—他们的确补充了城市的某种需要和缺陷，给城市居民带来了生活的方便。

但是，在深圳，从事非正当职业的“三无人员”比安安分分卖力气干活的要多得多。用麻袋装着从火葬场、旧衣铺廉价收购的带病菌的“时装”的二道贩子。在棚屋里制造各种伪劣商品的老板。黑包里装有空白信笺、肥皂图章的商人。广告掮客。背着袖珍名片机的印刷商。制造假发票四处兜售的团伙。手枪走私者。明火执仗持刀行凶打劫的歹徒。火车站高价炒卖车票的倒爷。卖假玉器、假古董和“家传之宝”的骗子。走到独行者身旁“啪”地一声扔下包着一叠草纸的“人民币”的作诱饵的骗徒。设赌档聚赌的赌徒。毒贩子。占卜算命仙人。“行侠江湖”镖队。气功大师。乞丐。皮肤病克星。当代性病专家。逼良为娼的流氓。妓女。歌星。时装模特儿。卖花女……

如果你在傍晚时分到深圳市著名的巴登街转一圈，便会发现，深圳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活动的大舞台。

红岭路口在深圳处于相当重要的地理位置。宽阔的深南大道横亘而过。东北面是深圳十大文化设施之一的大剧院，毗邻连着两幢中国人民银行大厦和中国农业银行大厦，靠近路边还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不停地变换着色彩斑斓的画面；西北面是幽静美丽的荔枝公园；东南面是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盛赞过的四星级晶都酒店和中国工商银行；西南面是深圳最早的建筑之一，几易其名的民族宫大酒楼。深南大道笔直西行几百米处，便是深圳特区报社和深圳市政府。说这是深圳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一点也不夸张。然而，当你从十字路口向南拐，绕过唐宫大酒楼的灰墙绿瓦围墙，街市风光顿时一变。与相隔几十米外的端庄、文明的现代化都市氛围相比，这里犹如一个没有规则的小墟镇。咫尺之遥，恍若隔世。

狭窄的人行道上，围着一堆堆的人。老远就能听到声嘶力竭的叫喊：“女士们，先生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今天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表演一个精彩的节目。我这点功夫虽说微不足道，但劈石石裂开，劈树树折断，劈人人即亡。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他的面前摆着几块摞在一起的砖头，大概是要玩硬气功劈砖之类的把戏，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可是他敞开嗓门吼来吼去都是那么几句，却不见他动真格的挥手把砖劈碎。

旁边更尖的声音又传出来了：“快买呀，猜单双，迅速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哪！”一只土碗，几粒瓜籽，有几个企图诱人入彀的同伙装着求胜心切的模样纷纷掏出几张50元或100元的大币押下去，然后大叫：“开！开！”赢者挥舞着一叠钞票“刷刷”点算着故作满足兴奋状，受诱惑者便忍不住向前凑。

不长的一段路令人走得磕磕绊绊。地上每隔几步远就有摆卖杂志、水果、蔬菜的。他们显然是无牌摊贩。卖报纸杂志的仅用一块塑料布铺地，上面简单摆着几本最新一期的深圳刊物和一些封面五颜六色、标题一看就令人觉得污秽不堪的地下刊物。卖水果和卖菜的，大都是农村妇女打扮，一根扁担两只簸箕，浅浅地装着一些时兴水果或青菜苞米。她们的视线追逐着从远到近的行人，不时扬手招徕。遇到城管办的人，她们能迅速挑起担子，逃逸而去。

靠墙边并排坐着4个补鞋匠，1男3女，都颇为年轻，他们的补鞋技术并不太熟练，但生意仍然不错。如今伪劣商品盛行，鞋子穿不了几天便脱线掉鞋跟，补鞋匠大概是这条街上最受市民欢迎的“三无人员”了。

不远处有个穿着拖鞋的后生守着一个自行车打气筒外加一瓶胶水几片软胶。据说这种人常常在附近马路上撒些图钉之类的东西，使一些骑自行车者“中招”，推车前来补胎打气，以赚个几元钱。

一个卖老鼠药的在一块大红布上放着几只僵硬的硕大的老鼠，煞是吓人。

一个乞丐肩膀上搭着一条乌黑的脏毛巾，斜挎着一个破布包，左手拿着个崩掉了大块瓷面的瓷缸，右手掌心向上摇晃着伸向行人，不停地点头哈腰，口中喃喃有词：“行行好，祝你发财好运……”

深圳几乎百分之百的居民都遇到过乞丐。始初出于同情和怜悯，也有不少慷慨解囊的。但面对越来越多几乎一日数遇的乞丐，渐渐也就心硬起来。但乞丐们的收入依然可观。

忽然有人冲着我喊：“小姐的相好贵气！”

我下意识停住脚，朝声音发源地望去。

是个头戴条纹新疆式小圆帽，下巴飘着白胡子的老头。他绽开笑容冲着我招徕：“算一卦吧，不灵不要钱。”

他的面前摆着一块白布，上书“论五官，看手纹，查八字，不灵不要钱！”、“麻衣相，麻衣相，上看父母，下看子孙，可知婚姻大事，也可指点前程。”白布上压着一只日久年深的黝黑的签筒。

很久以前我走过这里，就见过他坐在树下。他给多少人算过命？为什么不算自己的？

我蹲下，随手拈起一根签。88号，“发发”，可是根好签！

他却煞有介事地摇摇头：“这是根下下签！”

“刚才你不是说我相贵吗？”

“贵人易招风雨呀！”他咕哝了几句拗口的诗，问我可要“作法避邪”。

既然命中注定，作又如何，不作又如呵？我笑笑，把话题转了开去。

他果然中计。他得意地告诉我一般算一卦需要30～50元（这价格像深圳街上任何商品一样，可“砍”），但算到一副“好命”或一副“坏命”想“破”的话，都得翻倍。而算命的时间，短则几分钟，胡诌几句含糊诗了事，长则十几二十分钟，说些对任何人都有“60%准”的话即可完成。

都市人生活倥偬，常感世道叵测，焦灼和期望之中便需要算命先生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加上一颗轻飘飘的砝码。我刚站起身，便有一位妇女领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走近，问卜男孩的前途。算命先生便又陶陶然进入主宰他人命运的神仙角色。一天只需有三几个行人驻足算命，他就衣食无忧了。难怪他乐不思蜀了。

黄昏渐近，暮霭中，几个小女孩手执鲜红的玫瑰花瞄准一对看似恋爱的男女一哄而上，拉手扯脚的令人甚觉憎厌又甚觉可怜。年少的“卖花姑娘”和遍地的乞丐一样，已成为深圳一大臭名远播的城市景观。

最令人心疼的是比“卖花姑娘”还多的一群群只有8到14岁左右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怀里竟抱着一大堆从境外传入的黄色杂志。什么《龙虎豹》、《藏春阁》、《玉麒麟》、《男子汉》。有一骑摩托车的男子停住问价，一男孩走近，又警觉地在两步外站住抱紧书，叫那男子下车，生怕那男子抢了书就跑。交易没成。

我装着要买书的样子随口问价。孩子们一哄而上将我团团围住，彼此展开激烈的竞争，小手一个架得比一个高：“30元。”“25元。”“最便宜20元。”

我心里哆嗦着，问：“你们的老家是哪的？你们不用上学吗？”

他们对我的发问回答有点迟疑，大概有人警告过他们除了卖书之外什么都不要多说。显然是为了拉住主顾，还是答话了：“从湖南来的，我们不上学。”

“晚上住哪？”

“滨河。”

“你们也看过这些书吗？”我问。

一个大一点的男孩笑得有点怪，“我们怎么会看？”又焦急地催问：“你到底买不买？”

我说：“这些书都是旧的。”这些书大都是香港货柜车司机看完后又廉价甩给深圳的一些地痞流氓的。

他们都忙不迭地翻开书页说：“都是新的，一套一套的呢！”

我针扎似的制止他们打开书。

我继续问：“如果我要买好多本，该找谁？”

“要多少？”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挺老练地问。

我支吾着：“几十本吧。”

他环手一指：“这里足够了。”

我故意说：“要得多，10元一本行吗？”

“10元？进货价都不够啦！”

我追问：“进货？你们小小年纪，那来的本钱进货？”

一个女孩答：“他们给我们成本价，书卖出去多少就算多少钱，卖不出去就还给他们。”

他们是谁？那些为了赚钱而不惜伤害孩童身心健康的人是谁？我瞥见在一家饼屋的后墙有几个男人在探头探脑。那就是“他们”了吧？我向他们走去。他们却抢先一步恶狠狠地站到我面前。

对视片刻，我真想一拳捣在那几张丑恶的脸上。

法律应该严惩那些雇佣不解人事的孩子作为“卖花姑娘”和“报童”的“老板”。无论他们与孩子的父母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无论他们付给孩子多少“工资”，雇佣孩子本身就是犯法行为。而他们卑劣地利用人们对孩子的同情心和管理部门不能给孩子入罪的无奈来进行贩黄卖花，剥夺孩子们读书的权利和依偎爹娘的天伦之乐，更无耻地毒害他们的心灵，把他们处于可能被拐卖、被糟蹋、被意外事件伤害的危险境地。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应该回到课堂而不是流落街头成为“小三无”！

在一个拐角处，我发现一位抱着十来本沉重的杂志却离群踯躅的小女孩。她的眼神没有贪婪和欲望，显得忧郁而迷茫。我买了两盒维他奶，连同5块钱递给她。她吃惊地望着我，继而哀哀地说：“你买我的书吧，你买我的书吧。”

我的心再度颤栗。我尽量不吓着她缓缓地说：“我想和你说说话，好吗？”

她不太信任地望着我，仿佛我是个狼外婆。我手中的饮料和钱又诱惑着她。

终于，她跟我走到滨河住宅区的天桥上，饿急般撕开纸盒，把维他奶倾倒在小嘴里，奶汁从嘴边淌下，在蒙尘的脸上刷出几道雪白。

一问一答中，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了她的身世。

 

特写人物—女童小香

小香是高高兴兴离开爹娘来深圳的，但现在她好后悔来了深圳啊。

小香只有9岁。如果生在城里人的家庭，或许还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在妈妈的怀里撒娇。但她生在农村，而且是老大，下面有4个弟妹。

村里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上学去了，她却必须每天上山砍柴，回家烧饭，照顾弟妹。劳累时伸直腰望着青青的连绵不断的山峦，总是好一阵子发愣。

一天，有个远房亲戚来到家里，和父母唠咕了半天，便把小香叫到跟前说：把你带到一个漂亮的不用干活的地方好吗？那里有高高的大楼，有星星般的灯火，有最最好吃的东西和最最多的钱。

小香听得入神了。真有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待那亲戚把她家“最最好吃”的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吃完后，小香便拉着他的衣襟上路了。她回头望了一眼流着泪的爹娘，奇怪地想我是去享福呀，他们哭什么？

来到深圳，那亲戚把她交给一位陌生的“伯伯”就走了，临走时说“一年后我再来接你。”

小香终于看到了高高的大楼和星星般的灯光。但小香住的是黑乎乎的比家里还破烂的地方，甚至没有床。在洪湖旁边的一块空地上，“伯伯”用铁皮搭了一个棚子，往地板上倒了几箩筐的干树叶，在上面铺了一块大麻布就让小香和另外6个小女孩挤在一起睡通铺。小香常常被挤到没有床布的湿地上，睡醒一觉浑身凉凉软软的。

小香哭吵着要回家，“伯伯”凶神恶煞般狠揍她一顿，说有本事拿出600元，就走。

600元，就是那亲戚预付给爹娘的小香一年的“工资”。600元，对于顶多在过年时才能拿到几毛“压岁钱”的小香来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小香才知道，亲戚骗了爹娘，爹娘糊里糊涂地把她给“卖”了。

就算让她走，小香也寻不到回家的路。小香便扳着手指数日子，盼着亲戚来接她。

“伯伯”不跟她们睡一块。每天早上，他不知从那里端来一大盆冷饭泡开的稀粥，让小香她们喝得肚子涨涨的。然后就把她们领到热闹人多的地方，吩咐她们散开分头向行人乞讨，散开前，总是不忘大吼一声：“交不了‘粮’中午没饭吃。”

小香讪讪地向行人伸出小手。有个小伙伴用口水抹到眼角上扮可怜。小香不用抹口水眼泪都哗哗地流。但泪水流干了，双手还是空空的。

到了中午，“伯伯”便到指定的地点会集小香她们。首先是搜口袋查收获。上缴8块钱以上的，可吃到带肉片的饭。但那饭是烂烂的，有时还带点馊味。钱少了，就只有拌了点酱油的冷饭。若是交不出钱，会被劈头盖脑地赏一巴掌，然后罚站在太阳底下远远地看着伙伴们吃饭。

饭后，“伯伯”便给每人分派一叠重重的书。那些书上的姐姐漂亮极了，可就是都不穿衣裳，小香觉得羞。“伯伯”规定至少得卖出二本，才能有饭吃有觉睡。要是一本都卖不出，“伯伯”就要记帐倒扣1天2元钱伙食费住宿费，扣多了，一年后就回不了家了。

小香很怕卖书。买书的人很少。上步食街没拆时，她经常钻进食肆里流连。她讲不好普通话，也听不懂别人讲些什么。所以常常卖不出书。有一回，一个男人把书翻了个够又不买了，小香急了，拉住他就把书往他手里塞。那男人左避右躲闪不开，气恼地一脚踹在她的小腿上。小香摔倒了，书撒落地上沾满了尘土，被“伯伯”发现了揪住耳朵毒打一顿。两个月了，那只耳朵还一碰就钻心的痛。

每天晚上，小香都得熬到半夜才能和小伙伴们一步一步疲惫地走回洪湖。路过有水的地方停下来胡乱擦一把，回到棚子里倒头便睡。第二天没睁开眼又被“伯伯”用脚踢醒，重复每天的“工作”。

小香好羡慕住在高楼里那些深圳的孩子，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背着漂亮的书包，由爸爸妈妈送着上学校或伴着逛公园上麦当劳。小香说自己命苦。说“命苦”时的神情像个饱经沧桑的80岁的老太婆。

我问：“小香你有家里的地址吗？我帮你写封信叫你爸来接你回家。”

小香摇摇头：“我不识字，我爸妈也不识字，我只知道家在河南白杨沟。”她仰起脸：“姐姐你行行好，买两本书吧。”

我扭开脸不让她看见涌出的泪水：“姐姐不看这些书的。”

静默片刻，她忽然转身就跑，我拽不住她，眼看着她小小的身子摇晃着向灯火灿烂的食街走去。我心里沉甸甸的坠得难受。

天桥下发廊里的“洗头妹”、“按摩女”纷纷搬出椅子坐在门口，转动的彩灯映照着一张张擦得雪白的脸和腥红的嘴唇。遇到有男性走过，她们便娇媚地招呼：“老板，进来洗头，做做按摩啊。”偶然还有放肆者敢走到路边扯着客人的胳膊或搂住腰连拉带拖地往发廊里拽。马路边、餐馆里，徜徉着一些袒胸露背的“夜莺”。火辣辣的太阳刚刚降落，深圳的夜又开始野性奔放地燃烧起来。到处晃悠着裙子越穿越短的女人的腿。美女虽如云，又何堪已成为人肉市场。

“收角仔玻璃樽，旧报纸旧胶鞋—”收破烂者嘹亮的嗓音在夜幕下的住宅区内回荡。路灯下散落着一些看似游手好闲的衣着土气的青壮年，如果有人想找人帮忙扛些重物、搬搬家什什么的，只须花10元20元，他们就会蜂拥而上。这些推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麻袋串街走巷的和站着守株待兔希望能觅点“外快”的人，也是“三无人员”。深圳的空间无处不浮满他们的身影。

 

愤怒的都市

 

深圳够大度的了，它承载着无以复加的人口压力和暴富欲望，不仅容留了庞大的“三无人员”队伍，且给予他们可保温饱的生活，也给了他们发财致富的机会；深圳人也够宽容的了，彼此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过我的日子，你挣你的钱，甚至一连丢了几辆自行车仍然不怒不恼。

但他们没有珍惜这种大度和宽容。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大度和宽容来向社会、向善良的人们大肆攫夺不义之财。

他们看到别人碗里有肉，不是想办法正正当当地挣钱买肉，而是动歪心思从别人碗里把肉偷过来。

他们看到别人口袋里有钱，不是靠智慧和劳动去创造财富，而是卑劣地用一包草纸去诈骗别人口袋里的钞票。

深圳被“三无人员”扰乱了正常的秩序。不仅深圳人，甚至港澳同胞，内地慕名而来的游客，都受到了伤害。

伪劣商品—摧毁购物天堂的黑手

深圳的假货早已闻名全国，几乎所有的深圳人或在深圳逗留购物的人都尝受过伪劣商品的苦头。且听听一些消费者的控诉。

控诉人周宝东（某公司职员）：去年冬天，我妈从黑龙江来探望我，四季如春的深圳令老人家大开眼界，非常开心。但冬天毕竟是冬天，还是得给老人家购置一套铺盖。我在东门一家商场花了半个月的薪水买了一床轻柔的丝棉被。可老人家懂行地一掂一捏，把被子抖开对着灯光一照，华丽的被套里面居然窟窿成片，拆开一看，3百多元买来的“丝棉被”竟是用尼龙纤维包着的破棉絮。

控诉人张芬（年轻的家庭主妇）：我刚到深圳时，曾为深圳物质丰富而兴奋。在这里，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什么都能吃到，真太好了。可是，我结婚纪念日高高兴兴地去民俗文化村游玩拍照，冲洗出来的胶片竟是一片空白—假货；我买的发菜用清水一泡变成污浊的黑汤，疑惑地挑起一看，竟是些混合着油脂、淀粉经墨水染色的不能食用的海藻—假货；我买的花生油一落锅就噼哩啪啦地射出无数灼人的水珠—又是假货；买的鸡鸭灌了半肚子沙，被水针打得胀卜卜，买的洗洁精、洗衣粉去不掉油污，这也假，那也假，连油盐酱醋全是假的，叫我怎么过活？我总结经验，上街购物时总是百般小心，但那些坑人的招式回回不同，防不胜防。说真的，如今走在街上望着行人，有时心里也不免起点疑心：他到底是不是真人？

控诉人何仪（打工妹）：我在深圳打工4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积攒了几千元，临回老家时买了一部20寸彩色电视机带回去，把从未看过电视的父母乐坏了。刚装好天线的那天晚上，全村人都聚集到我家“开洋荤”。但是，一场欢喜一场空，到了第五天，电视机屏幕就一片模糊，怎么拍打都现不出人形。我4年的血汗换来的竟是一堆破铜烂铁。每每念及此事，我心里就难受极了。我再也不去深圳，我恨死了深圳。

作为深圳象征的国贸大厦，1991年假冒伪劣商品曾泛滥成灾，轰动全国；而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湖贝路连片的店铺里的日用品、食品竟有90%以上是假货！在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档案室内的消费者投诉信纸厚盈尺，投诉范围几乎囊括了市场上人们所见到的任何一种名牌产品。

深圳震惊了，全国震惊了，深圳哪来这么多的假货？

这些假货，除了东西南北海陆空多渠道涌入深圳外，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三无”部落中的地下黑工厂！

在下梅林的农民出租房和暂住棚中，有几家“月饼加工场”，他们把从泔水桶中掏出的碎馒头、面包等物煮成一锅充当月饼的馅。

福田皇岗村一间简陋的棚子里，既做宿舍又做工场。他们把一种叫琼脂的植物胶加入黄糖，制成“泰国冰糖燕窝”。

在水库新围村的一间出租房里，两个青年往收购或拾捡回来的空酒瓶里装进劣质白酒，加上色素，便成了进口的金牌马爹利、长颈FOV等昂贵的洋酒。

在那些大型的“三无”部落里，数不胜数的地下加工厂，不停地生产着五花八门的“名牌”产品：用垃圾破布充塞沙发床垫制造“海马牌”家私；用化纤废料、海绵角料、死人用过的旧敷料和烂棉絮加工成“高级真丝棉被”；用捡来的猪皮、下水、碎骨头和餐馆剩菜里的肥肉等带“脂”物连同从下水沟舀起的浮油脏乎乎地练成食用油；用伪造的瓶、商标和瓶盖装上自来水甚至井水充当矿泉水；往回收的“飘柔”、“海飞丝”、“花王”洗发水的瓶子里灌进粘糊糊的流质；还有烧鸡烤鸭、面包豆腐、咸菜卤菜……

一些专门负责送货的“三无人员”骑着单车、三轮车把这些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检查和卫生部门检疫的生活用品和食品源源不断地送上深圳的市场，形成从生产到推销到出售专业化的“一条龙”。

深圳的经济秩序被扰乱了，人们的消费权益和身心健康遭受到极大的损害。

 

脏、乱、差—现代化都市面容的污点

深圳宽阔的马路，垂荫依依的绿化带，骄阳下耸立的摩天大楼，曾引发了无数赞叹的美丽诗篇。

然而，当你看到国贸大厦门前“三无人员”卖削皮菠萝、哈蜜瓜遗留下的发臭的水果皮飞舞着令人恶心的苍绳时；当你在本应宽敞的街道上行走被乱设的摊点绊得磕磕碰碰时；当你被各色各样衣衫褴褛的乞丐拦路纠缠着讨钱时；当你欢天喜地买回心爱的物品却发现其实是伪劣商品时；当你刚回到家，化缘的尼姑随之撞入你的家门时，你会恼怒这个城市居然是如此的拥挤、肮脏和丑陋。

而在“三无人员”居住的区域里，更是一片狼藉，不忍目睹。

群岭叠翠，绿树清泉，百鸟绕林的笔架山麓，已尽失往日的宁静和优雅，近万间相互依傍着的棚屋蜂巢蚁穴般绵延2.6平方公里，居住着各色人等数万。触目之处，垃圾堆积如山，电线乱如蛛网。半山坡上，竟然用砖块砌建了一座山庙，庙里香火缭绕，几个老妪神情萎靡地跪地双手合十虔诚膜拜。放眼望去，乌黑浊臭的福田河横亘东西，上面漂浮着死猪、臭烤鸭以及淤积成堆的分辨不清的污物。

除了像这些连结成片的大规模“吉普赛”部落外，在农民出租屋、村边、路边、池塘边、公园内外、桥洞、涵洞，凡是“三无人员”栖身的地方，无不造成严重污染：人口密度过大，居住条件极其恶劣，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蚊蝇滋生、老鼠成患，电线混乱低垂，险状百出。破烂的窝棚和简陋的作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和卫生设施，一旦发生火灾、台风、洪涝等灾害，后果不堪设想。而卫生防疫部门的人士曾经透露，70%的“三无人员”携带肝炎病毒或其他传染病菌，对整个城市人口的身体健康构成直接的威胁。

不仅如此，“三无人员”还是一支庞大的“超生游击队”。进入“三无”部落，就如进入了“小人国”。社区管理治安告急，计划生育工作者疾呼：“谁管？怎么管？”

 

黄赌毒黑盗劫—健康肌体上的肿瘤

走在深圳街上，迎面跚跚而行的脂香四溢的青春玉女，常令人怦然心动。但当你发现一些女孩子所操持的职业竟是“妓”时，心里会像咽下一颗老鼠屎感到无比的难受和恶心。

在食街大排档周围，在灯火暗淡的咖啡厅里，不时有花枝招展的女子来回缓缓走动，对食客大抛媚眼；

在激光闪烁，人影憧憧的迪斯科舞厅，会有小姐款款而至，主动“搭抬”然后出言相逗；

在豪华大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堂内，几名打扮入时的少女，坐在供旅客休息的围成大圈的沙发上，相倚无语，表情淡漠而眼神闪烁，既不像等人亦不像投宿，一俟有男人走近，则笑脸相迎，耳语一番，合则随即一齐走向电梯，消失在大楼内的某一间客房。

在接受我问询的男人当中，多数在卡拉OK房、在咖啡酒廊、在歌舞厅、在发廊、在桑拿浴室、甚至行走在大路边时遭遇过身份不明的女人的色情挑逗。许多发廊无证经营，内有暗房暗格，设按摩床搞异性按摩和色情活动。而深圳一些歌舞厅“陪坐、陪酒、陪唱”的“三陪”现象也颇普遍。

这些在深圳出卖色相，从事卖淫活动的女人大都属于悬浮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界群体—“外来妹”。有的是被“逼良为娼”，从农村来到城市，没有文化和主见，被个体餐馆、发廊、酒廊等聘用后，经不住老板辞退及解雇或者其他方面的威胁，被迫拉客接客；有的则出于贪图享乐，爱慕虚荣，为求营利追求高消费而不惜将人格、肉体当做特殊商品进行拍卖。

深圳的美丽和繁荣是靠无数勤劳勇敢的人流血流汗拼搏出来的。但有的人垂涎于财富却又不愿意靠双手靠劳动去创造，妄图不劳而获，指望一夜靠运气暴富的赌博和以赢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贩毒活动随之而起。

深圳的赌博场地有固定有浮动。固定如一些娱乐中心的游戏机室、桌球室；出租屋内半公开半隐蔽的家庭赌点。浮动如街头赌点，赌徒们像是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呼啦一声便使行人本来不多的马路变得沸腾热闹、人头攒动。一有风吹草动，顷刻间作鸟兽散，以对付公安局“拉网式”扫荡。

赌博方式则五花八门。打游戏机博彩、打桌球设赌局、推牌九、打麻将、锄大D，甚至毫无技术可言的简简单单的用两支火柴棒儿猜单双。

赌博的金额有大有小，小至三几百元，大至用“游标卡”来丈量钞票一叠叠掼出。

赌博风盛，已形成公害。对于庄家，是坐收暴利，见利忘义的非法经营；对于所谓“赢家”，助长了投机侥幸、贪欲和挥霍；对于输家，则诱发偷盗、抢劫、贪污等严重犯罪行为，社会风气因而萎靡。

最令深圳大惊失色的是，严重的偷盗、抢劫威胁着深圳人的安全。

深圳市的单车失窃率极高。无论加了多少把防盗锁、防盗链，都会随时随地不翼而飞。几乎家家都有失车记录，有的高达十部。

坐在公共汽车上，手袋提包紧抱怀中仍不能避免被割裂盗窃，一些盗匪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将贼手伸向人们的衣兜。

走在街上，可能会被迎面走来的歹徒一把抢去手中的财物。

中巴上，三几个劫匪明火执仗，公开洗劫，稍有反抗，则白刀子入红刀子出。

深圳的住宅铁闸铁网防盗大门层层包裹，仍挡不住盗贼破门而入，洗劫一空。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一伙歹徒持械闯入滨河西区41幢连廊摩托车保管处，抢劫摩托车，保管员奋起反抗，被铁棒劈砍，倒在血泊中。

一对事业有成的年轻夫妻3岁的小儿子在楼下玩耍时被拐骗失踪，几年后在东门天桥上相遇，已被摧残成为断臂独腿的残废人，“出租”给乞丐不死不活地躺在天桥上日晒雨淋，身前摆着一只破碗。衣冠楚楚的年轻夫妻望着爱儿痛不欲生。

一位上早班的妇女，在清晨6点半左右不到20分钟时间，亲眼目赌三起歹徒结伙抢劫行人事件，吓得直打哆嗦。

……

打击车匪路霸、打击盗窃、反黑禁毒、打拐专项斗争，一个行动连着一个行动，一个高潮紧接一个高潮，尽管每次行动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按下葫芦起瓢，新的犯罪很快又冒了出来。案件接连发生，市民频频遭殃。

市公安局总值班室接报案件统计数字触目惊心：仅1993年12月1日至21日，全市就发生车匪路霸作案87宗，是11月份的1.5倍，更是1992年同期的2倍。越近春节，匪徒越是猖獗。在深圳这个日益文明的城市里，犯罪在继续升级。

几乎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有“三无人员”参与。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三无人员”既寻不着正当职业，又不愿从事最苦最累的体力劳动，更不甘心成天生活在蚊虫脏水之中或空手还乡。他们渴望发达而不惜铤而走险。深圳市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三无人员”所为。

一些“三无人员”以收购废品、做买卖、打零工等职业为掩护，白天踩点，夜间作案，他们在车上、路边、闹市、住宅区掏包抢劫、撬门砸锁、盗窃财物、绑架勒索、强奸杀人，无恶不作。

在“三无人员”的聚住点内，匿藏着大量来历不明的物品：摩托车、汽车、电视机、高级音响、电缆线等；还有大砍刀、弹簧刀、枪支、假警服、保安服等作案工具，几乎在每一个“三无”部落都会有惊人的发现。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三无人员”结伙犯罪，已逐渐演变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他们多以同乡为联系纽带，其中一些有犯罪前科或负案在逃。他们互相影响、流窜作案，四处伸出罪恶魔爪，有的甚至与境外犯罪组织勾结联系，形成帮会团伙。乞丐中也有人划地为牢，形成“丐帮”，从事拐卖婴儿、摧残幼童充当乞讨工具的勾当。一些引渡“三无人员”偷越二线的蛇头蛇仔拉帮结派，组织卖淫活动，拉皮条操纵旗下妓女的“妈咪”和“大家姐”同时又被老板或后台所操纵，逼良为娼。

深圳被搅动得骚乱不安，再也忍无可忍了。我们不能磨灭外来人员对深圳的建设和繁荣作出的贡献，亦不能忽略和容忍他们为深圳带来的种种遗憾和破坏。“三无人员”的盲目流动和自发聚居，不仅破坏了深圳的生态环境和城市规划，令交通、住房、用水、供电、卫生、市容、人口素质、治安等城市总体水平下降，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成为犯罪的渊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假如任由“三无人员”无法无天地在深圳“捞世界”，深圳人的世界就会被碰撞得支离破碎。“三无人员”问题，关乎深圳的稳定和安宁，也关乎深圳的现代化和未来。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有所作为。

 

无奈的驱逐

 

1994年2月17日　晴

刚过完一个温暖的春节。

深圳人仍懒洋洋地沉浸在刚刚度完假的慵散之中，但边防二线的关口外，再度蜂涌着一年一度的民工潮。

深圳市政府大楼里，几个政府首脑正紧张地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论题是：管好城市，清理“三无”，再创优势。

市长厉有为率先发言：“深圳用14年时间建起一个城市不简单，要管好一个城市更不容易。经济要发展，城市要管好，当前，清理‘三无人员’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常务副市长王众孚紧接着说：“‘三无人员’是长期困扰深圳城市管理的问题，是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抓住现在大量‘三无人员’回家过年的有利时机，端掉大量窝棚、寮棚，为妥善处理南下民工潮打下基础。”

副市长李容根尖锐地指出：“‘三无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许多盘根错节的关系，滋生了少数人见利忘义的腐败行为。”他历数了“三无人员”滞留的状况及其危害：数目庞大，全市估计有30万～50万；乱搭乱建，影响市容卫生和规划管理；危害面广，特区犯罪分子93%以上是“三无人员”，交通事故，违反计划生育，卖淫的有90%是“三无人员”；“三无人员”的存在，为企、事业单位私招滥雇提供了方便，造成商品楼、高层楼宇的管理失控。

首脑们的面容越来越凝重，一致决定必须下几剂重药，进行刮骨疗毒。

 

1994年2月21日　晴

近日来，各关卡挤满了春节后回流的人潮。布吉关每天大约有20万人入关，而南头关昨天就进入了18万人。

各条道上有许多没有边防通行证的人滞留流连。有人主动向无证者搭讪，说服他们交100～200元，然后带他们从铁丝网的各个缺口进入市区。入夜，行动规模更大更猖獗。

其实，无证者若肯花一二百元，根本用不着偷偷摸摸，千辛万苦地去钻铁丝网。布吉街上，“代办边防证”的招牌随处可见，它们大都是外地驻深办事处，还有些来路不明的“个体户”。我佯装要办证走近打听：“多少钱一张边防证？”立即得到热情的回应：“不贵不贵，80元啦！”我故意问：“不会是假的吧，给检查出来怎么办？”“放心吧，我们实行三包。”为表示诚意，对方一边笑嘻嘻地拉着我一边拿出一叠边防证，上面全部打上了××公安分局的钢印。“要办贴有照片的明天拿，不要照片的即时可取，怎么样，来一张吧？”我好不容易才挣脱对方的纠缠，说声：“我到别处看看。”身后传来不甘心的喊叫：“50元，50元怎么样？”

看来，无证人员要进入市区并非难事。听说银湖一带的“自管口”，“耕作通道”时常失控，“三无人员”由熟人（蛇头）带着就可以大摇大摆一涌而入。难道，他们都没听到市里要清理“三无人员”的风声，或者又以为这只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一阵风式的运动？

 

1994年2月28日　阴

令几十万“三无人员”深感恐惧和不安的“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投资环境，全市总动员，彻底清‘三无’”的动员大会在深圳会堂召开。厉有为、王众孚、李容根等出席了会议并就清“三无”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公安局长何景涣对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

一场计划周全、决心十足的清理行动即将开始。

深圳的长治久安，恐怕不是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活动即可力逮，但不对犯罪根源施以劈雳手段，亦难显希望市民安居乐业的菩萨心肠。

 

1994年3月1日　多云

清理“三无人员”行动正式开始。清理对象主要有9种人：

1、乞丐、卖花女、拣破烂、摆地摊人员；

2、居住在“四边”（山边、水边、沟边、村边）地带的无暂住证人员；

3、居住在乱搭乱建场所的无暂住证人员；

4、私人雇用的帮工和做小卖买的无暂住证人员；

5、居住出租屋的无业人员中甲地人持乙地边防证者；

6、企业私招滥雇，没有合法证件的人员；

7、持过期失效证件而无业的外地劳工；

8、持边防证在特区内从事建筑、种养、工厂打工的人员，未申报户口的，先要申报临时户口，而后要限期申办暂住证，逾期不办者，坚决清理；

9、对持边防证但有违法行为的外来人员，坚决清理。

深圳是个暂住人口大大超过常住人员的新兴城市，合法的外来工为特区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对聚居区复杂的外来人员简单地一刀切，统统轰走了事，会给特区的各个方面造成混乱和损失。因此，细致地划分清理对象，在行动中有法可依，正体现了特区政府的决心和智慧。

 

1994年3月9日　多云

今天到福田区采访清理情况，发现这里的工作做得有理有节。首先，福田区各派出所组织辖区民警和户管员、配合城管、工商等部门，到“三山”（东山、莲花山、笔架山）和“三边”（山边、水边、路边）对“三无人员”聚居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绘制出简易地形图。然后，由区清理小组牵头，会同城管、公安、人口办、劳动、工商、街道办等部门，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通过散发通告、上门宣传、教育“三无人员”头目等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充分运用“攻心”战术，瓦解“三无人员”企图坚守、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受到震慑的“三无人员”开始不清自退，有的主动拆除窝棚。这次行动的计划之周密，手段之坚决，连“三无人员”都知道是动真格儿的了。

 

1994年3月10日　小雨

全市清理“三无人员”行动进入白热化阶段。

凌晨5点半，闹钟一响，我慌忙从床上跳起，抓起装有照相机和采访本的挎包就往布心集合点赶去。今天，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区同时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三无”、拆除棚寮的行动，我得跑好几个点呢。

在麦宝饮料厂、仙诺制药厂、罗湖区农牧发展公司、特区检查站征用地、武警7支队4中队营房周围，约4000名“三无人员”聚居于此，1000多间棚屋顺着布心后山铺开，连绵1公里。这些窝棚有部分是由承包果场的布心村居民搭建出租的，原来郁郁葱葱的树木被伐，出现一片赤地，山脚下的一口水塘已变成铁锈色，异味熏人。

指挥员一声令下，80名戴塑料头盔的民工手持铁锤奋力砸下。这里的“三无人员”早已闻风而散，人影杳杳。像样的东西已全部搬走，甚至连笨重的石棉瓦也都被拆去，只剩下几头来不及带走的小猪嚎叫着拱在一起。费时不多，布心后山棚寮尽拆。可叹的是，由于各种生活垃圾的污染，这块地的肥力显著下降，短期间内很难重新绿化。

在湖贝路的一个小公园里，有“三无人员”在内种菜养“三鸟”，搞烧腊一年多，公园成为垃圾堆，泔水、垃圾、捡拾来的破烂随处可见，臭气冲天。草草搭成的棚寮黑暗潮湿，破台子上还贴有“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难”的对联。偌大的棚寮四五个小伙子用绳子一拉便哗啦啦倒塌，裂开的竹节里抖出一窝窝的虫蛹。有一家人趁还没拆到他家，在忙忙碌碌地收拾东西，全部家当还装不满一辆小三轮车，不外乎是一张旧床垫、一张席子、一床旧棉被以及锅碗瓢盆。我问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你们打算往哪去？到哪住？”她麻木地回答：“不知道。”

在同一时间，福田区东山地段的“三无”区内，两台推土机轰然开动，冲向人去屋空的铁皮房。当一台挖掘机长铁臂扫向一间窝棚时，突然里面传来一声恐惧的大叫声，紧接着两名男人抱头窜了出来。在另一间可容纳四五十人的大工棚里，入屋察看的联防队员发现有一男子龟缩于床底下，勒令其爬出来问话，答曰：“看屋。”他还以为刚才清理人员用电喇叭连续喊话是政府虚张声势，不想若非被及时发现，就会与棚屋同归于尽了。只见他拍拍心口，大叫“命大。”

一个披着绿色军大衣的中年男子跳起来喊：“我有村委的合法证明，是村里出租地皮给我搭棚的！我不走！”他也是“三无人员”，还是个“老板”，之所以跳起来是因为他搭建的40多间铁皮房正一间一间地分崩离析，他原指望靠这些简易出租屋发一笔大财的。“太亏了，太亏了。”他一边跺脚一边恨恨有声，坚守着不肯离开这些“不动产”，直到推土机距他只有一尺之遥，才带着欲哭无泪的表情随着其他“三无人员”走向遣送车。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痛心地目睹拆房情景，不停地哀叹。

上午，昔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常的上步食街，装修富丽堂皇的餐馆在机械臂的扫荡下亦转眼间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

面对渐渐迫近的挖掘机，有两三家抱侥幸心理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餐馆阵脚大乱。一位年轻人拼命地从水箱往外捞海鲜，有个小青年拎着一笼毒蛇颇为吓人地疾跑，几个男人叫着号子一齐用力试图将一台笨重的发电机搬走，无奈力有不逮，只好悻悻然放弃。一位餐馆女工站在旁边直掉眼泪，说还有衣服没来得及拿出来，有人问市政府不是早发了通知并断水断电了吗？她说：“谁想到真要拆呀！老板不让我们走呢！”有位身穿笔挺西装，手拿大哥大的老板眼看着自己的餐馆被碾成齑粉，脸上虽挂着讪笑，但内心的滋味恐怕有如断腕割肉般难受。

而管辖这片地区的南园派出所所长周小明则对记者说：“这里火灾隐患、刑事案件、黑社会团伙，无所不有，越快拆越好。这一拆，我所等于增加了20个警力！”

“三无人员”似乎已经穷途末日了。

 

1994年3月14日　阴

天阴风冷，倒春寒使本应春暖花开的深圳蒙上一层萧瑟。市领导王众孚、李容根、何景涣、郭荣俊等一行人冒着凛冽北风前往水贝变电站、笋岗北站和莲花山三地清理“三无人员”现场视察。

水贝变电站12万平方米的地方2500间窝棚已经全部铲除。王众孚对罗湖区领导说：“你们真是战果辉煌啊！”望着一片废墟，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可以考虑，谁的地盘以后出现‘三无人员’聚居，政府就把地盘收回去。”

在田心村，一位东北老战士挡道喊冤，他向王众孚递上一份残废军人证明书，声音嘶哑地辩解：“这些房子是很久以前我们自己建的，不能当违章建筑拆掉。”王众孚和蔼地解释：“请相信政府会与你们协商解决，不是‘三无人员’，对特区建设有贡献的人我们会加以区别对待的。”并指示有关部门清理时一定要讲政策、讲道理，安顿好因此而受到影响的人。

当王众孚等人登上莲花山时，福田区委、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联合出动的700多人、8台挖掘机正在这片深圳最大的“三无人员”聚居区进行彻底清理。那些鳞次栉比的“造假”老窝—家私厂、屠宰场、咸菜加工厂、烧腊厂、地下炼油厂、蜂窝煤厂等大大小小的制假造劣的地下工厂被一举端掉，人心大快。而杂乱无章的聚居点夷为平地，亦铲除犯罪人员的窝藏之所，对同步进行的刑事犯罪案侦破起到重大作用。

 

1994年3月16日　多云

市收容站一片喧闹，混乱、繁忙景象。

已经36个小时没合眼、满脸疲惫的曾清南站长告诉我，从0点到凌晨4点短短4个小时内，便收容了“三无人员”3400人，创历史最高纪录。所有的收容仓和天井都爆满了。密密麻麻各色各样老老少少的“三无人员”有的垂头丧气，有的鼓噪不安、有的伺机寻“后门”溜走。哭闹声、咒骂声、呻吟声混成一片，撞得人的耳膜生疼。

为了配合全面清理“三无人员”的行动，市收容站3月1日便作了紧急动员，开始了超负荷的“全天候”连轴转。每天调集10多台大客车，往返于樟木头收容站20多趟，日均遣送3000余人，亦难以一下子疏散，因为每隔10分钟，就有几辆收容车送来一批“三无人员”，造表登记、分类甄别，忙得两眼发花。往往是一批尚未送去，另一批又送进来了，还有一张张说情放人的条子也随之飞来。既要尽快将收留的“三无人员”遣送离深，又要顶住各种说情风，实在是困难重重。市政府抽调了10多辆中巴将本省的“三无人员”实行直接遣送，将外省的“三无人员”分送到樟木头、惠阳、汕头等地中转站。几十万“三无人员”就靠这10多辆车穿梭遣送，其窘迫、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愿这些被送走的“三无人员”回头率不会太高，否则，又是白忙乎了。

 

1994年4月2日　晴

就在深圳大张旗鼓清理“三无人员”之际，仍然有人逆风而行，不改“淘金”热情，盲目闯荡深圳，今日听到一对来自湖南阳新县的农民夫妇的遭遇，令人唏嘘不已。

这对夫妇明知深圳正在清“三无”，却在既未办理有关证件手续也未事先联系好打工单位的情况下，便抛开家中的老父老母及一对小孩，于3月初双双南下。他们东碰西撞瞎忙乎一个月，打工之事毫无着落。正值清理风头火势，谁也不敢聘用他们。身上盘缠用尽，只好日日露宿工厂道旁、街头角落、挨冻受饿。正当他们仍不死心继续寻找工作时，被清理人员查获。女的被送往惠州收容站，男的则几经周折用尽法宝给放了出来。此时，他一方面得想办法谋生糊口，另一方面又要把妻子“弄出来”，日夜劳顿奔波，积劳成疾，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伤。不久，脸色苍白、走路摇晃、食物难咽。结果，流落到平湖镇一间老乡的出租屋里，失去知觉便血而死。而他的妻子还在懵然无知中盼着被“救出去”，家中老少亦伸长脖子盼望着早日衣锦还乡的喜讯。渴望挣钱，其情可悯，但深圳又岂是遍地黄金的乐园？一窝蜂的扑来抢食，抢不到，反丢了卿卿性命，客死他乡，可悲可叹。深圳绝不是一个扫垃圾、做乞丐都能抽上万宝路，喝上洋酒的“天堂”。

 

1994年4月28日　晴

深圳市清理“三无人员”办公室今日对外公布最新情报。一个多月来，全市共清理遣送“三无人员”23.1万人，拆除山边、路边、水边棚寮6万余间，清查“三无人员”驻足的工地、工棚、公共复杂场所、出租屋、个体店铺等10万余间，摧毁地下工厂839间。笔架山、莲花山、东山等大型“原始部落”式的聚居点已基本铲平。同期，堵截和抓获企图通过公路口、耕作口、火车站或持假证件进入特区的无证人员8.7万人；抓获“蛇头”115名，拉客仔99名，打掉引带“三无人员”入关团伙17个，窝点12个，捣毁代办、制造贩卖假证窝点33个，取缔边防证“代办点”7个，并拘留各种违法犯罪人员559名。在清理过程，一并破获刑事案件501宗，抓获案犯702人，收缴了一批赃物赃款及枪支弹药和黄色物品等。整个行动上下协调，各方配合，战果赫赫。为了保障特区生产建设的正常运转，区别对待真假“三无人员”，有关部门加快了办理劳务用工手续和申办暂住证工作。一个多月全市共办“暂住证”20多万份。与市内同步行动的布吉镇、龙岗镇、宝安区亦如雨过天清，昔日熙熙攘攘、人群杂乱的景象为之改观。

但是，庞大的外来人员队伍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牵动一下震及全身。这是依附在现代化都市躯体上的一个大赘瘤。清理“三无人员”是一项内容庞杂、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并非靠一个“清”的高潮就可以一劳永逸。如何真正科学地管理好流动人口，对于深圳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亦是摆在深圳面前一个积久年深急需解开的症结。

 

“怪圈”与“有序”

 

正当一批批“三无人员”带着失望、失落和沮丧万分不情愿地拥挤在狭窄的大卡车和火车往回走时，又有一大批农民为了生计，在利益的驱动下，奔赴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

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期望了几千年，再没有什么人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剥夺他们梦想的实现了。他们委屈地振振有词：“你来当干部，他来当老总，可我们没那么高的指望，我们只是卖力气挣口饭吃，深圳也是中国的地盘，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来？这里也不是月球，也需要人干活，干粗活。我们有啥错？非要把我们赶走？”当他们裹挟着浓重的祖传传统文化走进城市时，已在刹那间发现色彩缤纷的城市原来是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天堂”，随即全身心投入这个对他们而言是崭新的世界。

于是，你刚把他送上车，他一跳下车门，扭头又往深圳的方向跑了。

于是，深圳发现“三无人员”怎么越清越多。清理时战果累累，不等清理结束，他们已卷土重来。许多“三无人员”刚刚才查获送出关的，转眼间又出现在清理人员的眼皮底下，身上还保留着樟木头收容站的50元罚款收据。

他们似乎在起劲地玩捉迷藏。“进来—清理—遣送—再进来—再清理—再遣送……”抓住就送，送走又来，日复一日，收容站快收快送，照样日日爆满，形成一个永远都走不完的“怪圈”。

深圳眼睁睁地承受着源源不断的“回流”。在市政府领导巡查过的水贝变电站，几天前刚被挖土机推倒的棚寮废墟上，又有人将倒塌的毛竹架、石棉瓦重新支撑起来，用砖头、黄泥支起锅灶，开始“生息”。而在变电站一根高大的避雷针下，又有一堆“三无人员”在进行贩卖家畜的交易。清查人员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又跟上来了。笔架山大举清理一周后，曾经成功地躲避收容的街头修车者、补鞋妹、小摊贩、拾荒者以及从事零散种养业的“三无人员”，又支起了简易窝棚。尽管条件恶劣，断水断电仍有炊烟袅袅，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而在文锦渡口岸河堤上，又搭起几十间铁皮房，并竖起一排排电视天线，形成新的小型部落。甚至市政府机关饭堂后的鱼塘边，绿化带被踏平，铁皮房又增建成一排，做饭、洗衣的污水和大小便滚入池塘，蚊蝇孳生。“三无人员”在聚居点被摧毁之后，零散向市中心转移，造成新的破坏和污染。

没有办法断绝“三无人员”立足深圳的念头。他们既然来了，就不愿意轻易被赶出去。深圳的魅力对于他们来说远远超出被驱逐的麻烦。虽然在深圳住最破烂的房子，干最卑微的工作，并且经常受警方和政府各个部门的查辑和一些黑帮的骚扰和勒索，但毕竟深圳是梦中的“天堂”。

他们不以为苦，不以为耻。可是他们的行为与城市的氛围是那么格格不入，他们的欲望与现实的相融距离是那么遥远，他们给城市带来了沉重和灾难，他们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为了熟识与参与城市生活，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并且正在付出代价，而深圳为了吸纳大量劳动力而被迫容纳过量外来人员，也在付出代价。

我们为陷入这样的“怪圈”而苦恼。究竟是他们迫切需要深圳？还是深圳的确少不了他们？毫无疑问，他们要在深圳挣大钱。一个被收容的“三无人员”说，在深圳干什么都能赚钱，干什么都能活，做什么东西出来都不愁卖不掉。问题是，深圳提供给他们挣钱机会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弥补自己的不足？

深圳人无法否认这样一种事实：菜市场里的蔬菜是外来人员种的，“三鸟”、鲜鱼是外来人员养殖的，卖菜的、开杂货店的也几乎都是外来人员。离开他们，深圳这部高速运转的大机器就会陷入瘫痪的窘境。他们几乎已成为深圳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清理“三无人员”的风头上，菜场上的烧腊摊档“美味”烧鹅烤鸭断货，主妇们空篮而归，甚觉遗憾；

一个妇女拎着一双脱了线的皮鞋在街上抱怨，昔日密密麻麻的修鞋师傅竟然踪影全无；

住家的下水道堵塞了，撕下贴在墙上的“专业通渠”的广告，按照留下的CALL机号传呼，久候不复；

一个骑单车者轮胎漏气，推着车走完了整条街也找不到一个打气筒；

有人正在装修新居，工人被当作“三无人员”清理收容，室内一片狼藉被迫停工，急得主人直跳脚。

深圳人不能不吃烧烤腊味，不能拖踏着烂鞋上班，不能没有装修工人，所以，“三无人员”又回来了，又扎根了。一间间地下工厂纷纷重新“开张”，一群群“三无人员”又重新以主人翁的身份介入深圳人的生活。

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谋求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自由配制。历史上，英国的“羊吃人”运动，美国西部的淘金热都曾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流动，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现今世界上的现代化工业几乎都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到处流动的基础上的，中国也不例外，深圳更不例外。如果没有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就没有深圳的今天。“三无人员”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之中藏匿着车匪路霸、走私贩毒、偷摸拐骗强奸杀人等各式各样的犯罪分子，但毕竟有许多“三无人员”是靠力气从事城市所需要的又被城市人所不屑一顾的行业。作奸犯科者只是“三无人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泼污水连同婴儿也一同倒掉，是不智的。

因此，要真正解决“三无人员”问题，就必须使对“三无人员”的管理从“无序”走向“有序”。

“三无人员”从剪开的铁丝网越过哨卡，或弄上几盒香烟、塞上几个钱给“蛇头”，或扒车持假证混入特区，一开始就处于无人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既保持着农民刻苦耐劳的本性，包揽没人愿干的粗活重活；又有急功近利的狡黠，制造出无数骗钱骗财的伪劣商品。政府对他们既不能听之任之，又并无一个常设机构专门管理他们，公安、劳动、工商、城管、国土、民政、边检等部门为此大伤脑筋，尽管不停地进行经常性和突击性的清理，但并未能解决实质问题。

关键在于，“三无人员”所经营的某些行业的的确确为深圳所需，如种养业、如街头服务行业、如家私制造、家居装修等等。市场有需求，自然是“野火烧不尽”。单纯的“驱赶”已无济于事，重要的还在于管理。

能不能对“三无人员”实行甄别政策，将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对从事种养业、街头服务业、食品加工业的“三无人员”进行劳动用工登记，发放经营许可证，进行统一管理？

能不能像南山区那样，设立几个临时安置区，建造一些配有厨房、卫生间、下水管道的简屋房来安置他们？

能不能在各区设置“修鞋一条街”，让修鞋匠们在指定区内摆摊，像菜场里的档口一样挂牌营业？既可解决居民的补鞋问题，又可避免他们四处设点影响市容。

深圳捡废品破烂的人员很多很杂，可否让各收购点造册登记相对稳定的拾荒“专业户”，便于检查和控制，以免黑社会和犯罪分子钻空子？

深圳至今还没有一间合乎标准的设有初加工、烧烤、腌制和冷冻车间的烧腊加工厂，能不能让像“肥妹”这种年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老字号烧腊店牵头，联营搞一家正规化的加工厂，让市民吃上干净卫生的烧腊制品，杜绝肮脏的“地下烧烤店”？

深圳打工者和暂住人员多，他们大都购买不起动辄几千元一套的高档家私却又需要大量的简单家俱。一些家私制造商为什么不生产些低档廉价的家私，既可赢取这个可观的市场，又可遏制地下家私厂抛售粗制滥造的劣货假货？

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真正的管理应该落实到细节。光是一个劲地从理论上探讨如何使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立法手段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注重实际，必须针对“三无人员”的主要活动情况来制订对策。

几千年来，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农民，一直都是历史的聚焦点。对于流动的农民，有人称之为老虎。而在目前的深圳，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兼顾改革与稳定两个方面。

如果仅仅以稳定为目标，我们就要把老虎全部逐回山林里去；如果仅仅是以改革为目标，我们就要给老虎行动的自由。而历史的经验是：过死的限制和放纵的自由都会造成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后果。

唯一的选择只有在稳定与改革所制约和所给予的张力之间。

流动人口犹如一把双面利刃，控制不当，会危及自身；控制得法，则可发挥其无穷作用。人们喜欢用“阵痛”这个词来形容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初级阶段的痛楚和迷茫，阵痛当然不是永久的。阵痛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有序的、和煦的、美好的世界。

我们充满信心。

1994．9

 

 

 

 

破　茧

 

 

 

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风和雨。你是谁呢？那样沉默着？

我不过是一朵花。

—泰戈尔：《飞鸟集》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站在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指着窗外辉映着明媚春光的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但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者的天堂”、“漂亮女人的市场”、“精明商人的世界”。在这些人心目中，深圳除了冒险，除了投机，除了尔虞我诈，除了赚钱，就再没别的东西了。

然而，当我串街走巷叩开一扇扇没有华丽装修的门扇时，我找到了那个从来没有消失过的世界—一个由“中国牌知识分子”组成的世界。面对繁华美丽的深圳，面对无数踏着泥泞跋涉的创业者，我们无法不承认，正是这些名不经传的无名之士，用自己的血汗默默地堆砌着深圳的一砖一瓦。

深圳没有带给他们荣华富贵，他们当初就不是冲着钱和享受而来的。比天空更广阔的是胸怀，比金钱更宝贵的是人心，在他们的血脉里，奔流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优秀的遗传和品质。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坚持、敢摒弃，敢笑、敢哭、敢深爱、敢愤恨、敢探索、敢追求。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牺牲。战争年代需要一些年轻人用年轻的胸膛去抵挡敌人的枪口—他们甚至连动人心魄的爱情都没来得及品尝。在和平建设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也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他们有的经历过足以将人压碎的灾祸而没有被压碎，这些灾祸也许曾经打破他们的头颅，却不曾打破他们的心，他们的精神并不因此而沮丧，他们不知道哭泣，他们只知道战斗。他们当中有的人倒下时，是因为乏力而倒下，而不是因为被征服而倒下的。

生活上的清贫，工作上的重压，甚至种种不该发生的不公平待遇和不幸，他们都含笑接纳。他们没有香车美人、没有巨额存款、没有耀眼的华丽和灼人的光芒。他们不喜炫耀、不争待遇、不计报酬、甘于寂寞、甘于淡泊。他们乐于奉献而非索取。他们的幸福和快乐在于越过一道道沟坎，踏过一丛丛荆棘，向着高尚的目标顽强地探寻。也正是他们，用自己原本就负荷沉重的脊梁，支撑着我们的社会。

有的人活着是在燃烧，有的人活着则在腐烂；有的人的人生溢满丰盛的内容，有的人则只是在为自己而营营苟苟地活着。我们讴歌平凡而崇高的人生，我们鄙弃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的人生。

谨以此文献给特区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感谢他们为我们的社会播下希望的阳光。

 

张小云，女，56岁，深圳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教授。

几乎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她。

电话一打就通，一通就是她接。后来才知道她除了任课教学之外还得在研究室坐班。

自然我是不受欢迎的。曾经有记者把她和她的工作写得面目全非。她不喜欢记者。那一瞬间我为自己的记者身份感到自卑，几乎丧失了勇气。当她答应接受采访时，我才从某种沮丧中解脱出来。

穿过一条阴暗的走廊进入静谧简陋的实验室，她对我绽开了笑脸。我心头一阵温暖，她是个善良的人。

冷烫的短发、慈祥的圆脸、微微发福的身姿，褛花领衬衣雪白平整。她爱美，爱美的人对生命总是充满信心。

她慷慨地给了我所需要的全部时间。用不着我照采访提纲逐项发问。她已直爽地叙述她的人生。她的人生清澈透明，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

暮春的天气很凉快，但她还是渗出了汗珠。近3个小时的谈话，她没有喝过一口水—实验室里从不接待客人，所以没有茶水。我不安地说没能给她倒杯水，她微微一笑，孩子般坦诚地说：“我也没给你倒水呀！”

我很感动，也很感激。对于她来说，别人的采写可能标榜客观，但难以触及深层的灵魂，甚至失真走样，而自己的表白虽然可能更主观，但捧出的是一颗跳动的心。

我只是把那些跳动的心律复印下来。

 

·血液里流淌着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的遗传

·飞驰的人生列车猝不及防被时代甩出了轨道

1939年11月11日午夜，云南的一间破棚寮里，一声嘹亮的初生婴儿的啼哭声刺穿了夜幕。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张作人望着襁褓中的女儿，远处隐约传来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他叹了口气，诞生在逃难途中的女儿就叫“云生”吧。

张作人30年代曾赴法国、比利时留学，主修生物学。其时，中国知识分子做过无数的救国美梦—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最后都成为泡影。但张作人获学位后，旋即踏上归国的旅途。他一心一意盼着祖国走出苦难走向富强。他和朱洗、罗宗洛、童第周等学者教授一起，决意创立中国的生物学。多灾多难的祖国依然多灾多难，但张作人没有放弃理想和生物学研究。张小云从小在父亲身边耳闻目染，对生物学有着天然的浓厚兴趣。

1948年，张作人先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辗转到了香港。他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完全绝望了。

但是，新中国的航船的桅顶已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共产党人的呼唤使一颗赤子之心重新盈满激情，张作人回到了同济大学。那年，张小云10岁。两年后，又随父入住华东师范大学。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张小云的童年在无忧无虑中度过。那时，她的愿望就是像父亲那样，做个出色的生物学家。

1958年，张小云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厦门大学生物系，专攻海洋生物专业。

命运并没有按预先设计好的轨道而行，在欢唱中奔驰的青春列车骤不及防被时代甩出了轨道。1964年张小云刚走出校门，面临的便是丢掉知识、参加“四清”政治运动的残酷局面。1957年反右，父亲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侥幸没成为“右派”。1966年，他逃不脱了。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被“革命小将”扭住“坐飞机”折断手脚，然后被赶进“牛棚”。

张小云愤怒了！父亲是爱国的！革命的！有功的！她写信给“中央文革”，质问“为什么要对科学家进行残酷斗争？”

“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立即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步父亲的后尘进“牛棚”当养猪倌。

没有了学术，没有了书籍，没有了呕心沥血在夹缝中坚持学习的笔记。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的新婚仅一年的丈夫张维德也受牵连进了牛棚。一对夫妻，两个“牛鬼蛇神”，一南一北遥相牵挂。生命的鳞片被一层层剥落，只剩下猪食，剩下困惑，剩下无尽的孤独。

张小云没有放弃，她把希望放在猪崽身上。她养的猪又肥又壮，一见到她就亲热地蹭前哼哼。

在猪栏一呆就是5年。

人要把事业从自己心里抹去并非一件易事，如果谁能轻率地抛开自己的事业，只能说明他对这项事业从来没有真爱过，但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张小云却决心离开自己心爱的生物学了。那时，她只有一个念头，要和丈夫在一起。多年的磨难和分离，再没有什么比得上夫妻团聚、相濡以沫更吸引人。

1974年，安徽中国科学院成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可以同时接收张小云夫妻俩。张小云学生物，张维德学化学，都改行了，只有改行，才能在一起。

张小云负责搞情报资料，剪剪贴贴。要么不做，要么像像样样地做。她做得很出色，资料室的档案柜从空白日渐丰厚。

1978年，跚跚来迟的“科学的春天”终于盛开了美丽的花朵。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张作人先生获得特别奖。年近八旬的老人百感交集，激动地对张小云说：“要归队，要尽快归队。”他未尝的心愿就指望爱女去实现了。

已经被泯灭的理想又燃起了熊熊火焰。

 

·接受缺陷只是为了最终的完美

·一个难定对错的选择

张小云“归队”了。只有生物学能攥住她的灵魂。科技大学在离物理研究所20里外的地方建立生物系，张小云要求去。研究所的领导舍不得她，苦口婆心地劝道：“你在这干得好好的，我们还可以送你出国深造；再说，生物系离研究所那么远，你们夫妻俩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为什么又要分开呢？”

没有什么能动摇她的决心，研究所领导只好成人之美。张小云卷起简单的铺盖住进了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一趟。那时，儿子只有6岁，有时放在上海老家，有时跟爸爸，有时跟妈妈，小小年纪便“颠沛流离”。

1980年8月，桂花飘香的季节，本该一家乐融融地团圆，但张小云又要远行了。这次走了就不能每星期和丈夫儿子一起度周末了。中国科技大学公派她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作访问学者。

夫妻远别的心情，几乎控制得完全理智化。他们已习惯了分离。张小云的眼神有点茫然，张维德看出她心灵里隐忍着深重的遗憾和内疚，她把抚养教育儿子的重担留给了他。张维德兄弟6人，只他生了个男丁，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把孩子宠上了天。张小云对张维德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亲自带好儿子，别娇惯了。此刻，张维德用一种似乎很不在乎的平静的语调说：“时间差不多了，该去机场了。”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温柔坚强的好女人，而一个能干点自己喜爱的事情的女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豁达宽容的男人。

张维德既当爹又当妈。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很乖很懂事。爸爸上班，他上学。放学后，快速冲向食堂，把3只饭碗分别摆在卖饭、卖菜、卖汤的窗口。打好饭菜后，再占个风扇下的位置，静静地等候爸爸下班。

在太平洋对岸，张小云抑制着对丈夫儿子的思念和牵挂，被学习和实验任务鞭得陀螺般转。这年，她已经40岁了，过去学的又是俄语，语言、体力、思维各方面都遇到障碍。“我得把自己看成只有30岁，我得把已经耽误的10年浓缩在这两年的学习中。”她给自己打气，“我不是来帮老板做事的，我得抓紧机会，能学多少算多少。”

1982年6月，张小云随导师到怀阿明参加美国纤毛虫分子生物学会会议。期间与日本学者共商每3年召开一次亚洲纤毛虫分子生物学会议。

导师对张小云的表现和成绩翘起了大姆指，并要求她转读博士。美国对有才华的人有着近乎天然的贴近，但这份贴近没有血缘的力量大。学成归国，对张小云来说，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就像她父亲张作人先生一样别无选择。

张小云按时回国了。她着急地要填补中国生物学研究的空白。没有实验室，她找领导要了间旧仓库。从1985年开始，她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做磁场对细胞生长和分裂的影响的研究，并于1986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亚洲纤毛虫分子生物学会议上首次报告了“高磁场能使细胞微管结构解聚的新结果”，引起轰动。其后，她坚持不懈地继续研究这一课题达10年之久，直至今天。

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国内外学术会议，张小云声名日隆。但老写文章似乎还很不够。1988年她利用“裘槎基金”到香港作了4个月的研究。返途中，她路过深圳大学。

张小云不相信中国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大学，且靠海。她爱大海，她主攻海洋生物，一接近大海就好像遇到了磁场。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问她：“愿不愿意来？我们可以给你办特批！”

张小云动心了，她试探地提出：“我要来的话，得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搞一个大型的海洋生物水族馆；二是把各方面的条件创造好，让中国知识分子不要到国外而到深圳来作访问学者，每年来工作几个月，完成一个课题。”

罗征启一口应承：“完全可以。”并颇具诱惑地说，“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张小云有点感动。过去，调到一个新单位哪敢提住房问题，先到旮旯地住着再说吧。她作出了南下的决定，当然是和丈夫一起，她再不要夫妻分离了。

如果说张小云只是冲着深圳大学的房子大，工资高而来的，就未免太看低她的境界了。中国科技人员的事业心极强，哪里适合他们的发展，他们就会在哪里建功立业。

科技大学是识人才重人才的地方，自然不会顺顺当当地放他们走。磨了半年，瞅着校长出国的空子，磨到了副校长的签字。

可是一进深圳大学的校门，一桶冷水劈脸浇来。想成立生物系，但无人报考，学生蜂拥向金融、企业管理、外语等热门。想搞研究，除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实验室，领导说：“给你政策，你自己赚钱去。”

张小云一头撞在南墙上。科技大是回不去了，那边学生、教师、领导层层开欢送会，并慷慨地任由她带走两大集装箱研究器械。除了不动产，能拿得动的瓶瓶罐罐，她都搬来了。而且，丈夫儿子也一并来了。这是一次难定对错的选择，但她没有后悔。

张小云又得“牺牲”丈夫了，她对张维德说：“别去化学系了，帮我一把吧。”

张维德无言地点点头，夫妻俩的命运早就缚在一起了。

深圳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的牌子就这样挂出了。

但工作还没有开始就有人想赶她走。

有人说她是罗征启非法调来的。

没有必要的设备、资金、材料都可以克服，一切都可以创造。但人事关系的复杂，程序的繁琐，干扰的频繁却令人困惑痛苦。

说实在的，张小云也并非真的走投无路，华南师大还在翘首等着她呢。她的倔脾气上来了，理直气壮地说：“第一我并非非法调动；第二我是依足人事调动程序办理手续的；第三我没有给领导送过一根烟、一分钱的礼物。把问题搞清楚了，我再走也不迟。”

那段日子真难过。张维德愁得整夜失眠。你愁我也愁，不愁成一团了？张小云故作轻松地说：“管他呢！在深圳傻子呆子都能活得很好，我们不缺胳膊缺腿，那能活不下去？”

“你怎么活？”张维德问。

张小云咬咬牙：“赚钱。”

 

·市场，太令人痛苦

·深圳，并不是搞科研的乐园

·生命之树结满秋天的果实

再不想办法赚钱，就连两名助手的工资都发不出了。张小云自带的2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奖金，订做实验室设备花了8000元，再开展初步工作，发助手工资，只维持了几个月。她第一次从内心深层处感到金钱的重要。

钱，对她来说是身外之物，她所要的只是成果。可眼下不得不整日去想钱，去弄一笔财富来投资自己的事业。生活上的贫穷，她可以忍，事业上的贫穷，绝不能再忍了。不想钱，是因为没事干，渴求钱正说明一个人在渴望成就事业、大展宏图。

1990年，张小云眼里只有“钱”。只要能赚钱，什么都肯干。知识分子要赚钱，其中一条路就是“卖脑子”。

张小云到广州出差，看到四处张贴着治疗梅毒、性病的街招。心想，搞一种高效广谱、无毒无副作用的消毒液大概可以卖点钱，而这种东西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爱尔液”很快制成了，也拿到了卫生部生产许可证。但总不能自己捧着药液上街叫卖呀。经人介绍认识了电白县一家工厂的经理。那经理好话说尽，只要一样，把发明权给他，并预付了1万元。这点小玩艺的发明权算什么，张小云毫无机心毫不在乎地给他了。那1万元还真解了燃眉之急。除了给介绍人1000元介绍费外，用5000元还了拖欠助手的工资，还剩4000元用于研究。其后签订的合同有一条令张小云颇为兴奋，研究室可获得产值的5%呢。那经理又甜言蜜语地说：“把配方给我吧，我负责生产，你们什么都不用管，只管研究就行了。我会把钱送上门的。”那当然好，省得经常跑电白。可配方一到手，那经理便如黄鹤飞去杳无音讯了。原来他那种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言行，只是想把别人腰包里的东西掏到他的腰包里去。张小云跑了几趟电白县城，也找不到经理的人影；写信给当地政府如石沉大海。深大法律系的教授为之挺身而出打官司，张小云却耗不起那份财力精力。

直到今日，“爱尔液”仍在市场上畅销，但张小云却没有从中得到一份收益。

丢了“爱尔液”，张小云又研制出第二代功能更好的消毒液“宾健归”，深圳长白山制药厂找上门来，合同签好出让专利2万元，两年内每生产一瓶药液提成3毛钱给研究室。张小云也挺乐的，以为这回可以小小“发”一笔了。合同是1992年签的，制药厂说：1992年、1993年我们没生产，而1994年生产就不关你张小云的事了。张小云傻乎乎的又做了一回“杨白劳”。

市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陌生的；知识，对于中国市场而言也是陌生的。但他们已经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面对面地走到了一起，严酷的现实要求这两个原本隔膜的“人”必须亲切地拥抱在一起。张小云并不鄙视市场和商人，可这个除了进“牛棚”经风雨见世面之外一直呆在学院里的很纯粹的知识分子，对欺骗、敲诈、虚伪总像对另一个世界那样陌生。她认为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是真诚的，谁也不需要提防、戒备。我真不明白那些腰缠万贯的“经理”、“老总”们面对这么纯洁无邪的人怎么骗得下手。

深圳西丽湖浓香花生油厂生产的油杂质多，而出口花生油要求在280℃不能出现黑色沉淀。这种技术国内只有青岛一家炼油厂具备，他们千方百计都未能学到，最后慕名找到张小云。张小云只用一个星期就在实验室里把最糟的油变成又清又纯的优质油。

做中试试验时，花生油厂的条件很苛刻，只给10多万元资金就要装出又便宜又好的设备。这回张小云学聪明点了，25万元技术转让费得先到手，否则不干。油厂只好先付了15万元。生产线开机前，张小云追讨余款，油厂只给5万元，硬是不肯把钱补足。其实，这套设备解决了“食用油出口达标”的技术难题，油厂从山东购入40吨一落锅就冒泡的废油，通过设备提炼成清纯的优质油，两个月就赚回了成本。为了把厂里拖欠的5万元要回来，张小云甚至把油厂生产的花生油拎到深大校园推销。就这样，张小云也没把卖油的钱扣下，油厂却挺不情愿支付了3万元，还剩下2万元至今仍遥遥无期。

张小云很纳闷，社会上一些人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心理，他们利用知识分子是天公地道的，要付钱给知识分子却又觉得很“冤枉”似的。一掷千金花天酒地，就是不愿让知识分子受益。求技术时可以磕头认孙子，一旦达到目的就毫无情义地把知识分子一脚踢开，令人心寒。所以很多教授、知识分子手里有好东西宁愿窝烂也不愿拿出来。张小云研制的产品不少，但能转化成财富的并不多。并非没有市场，而是市场掌握在别人手里，钱让别人赚走了。

在美国曾发生这么一件事：某工厂内好几位美国工程师围着一台从德国进口的高级精密电机设备查找故障原因，历时几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束手无策，不得已只好求请德国工程师。德国工程师将设备接通电源几分钟后，用粉笔在某个部位画了一个圈。美国工程师据此拆开后果然找到故障所在。就这么一个圈，德国工程师索价3万美元。美国人问为何，回答是：“画一个圈价值1美元，懂得在哪里画圈价值29999美元。”美国人恍然，照价付款。

在中国，知识到底值不值钱？果真百无一用是书生吗？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科技热”，某种程度上只是“索取科技成果热”，其热源并非完全是人们科技意识的觉醒而是强烈的商品意识的催促。显然，人们把目光投向科技只不过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赚钱手段，至于科技本身是什么并不是关注的焦点。目前这种状况意味着新的形势与知识分子固有的观念和习惯发生冲突。这冲突迫使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贸易活动中不守合同讲信誉，下狠心榨取他们的心血，骗走他们的成果，逼使他们交不该交的“学费”。

张小云对我说：“记者们喜欢写‘白手起家’，好像那样才够曲折才够味。但我不愿意白手起家，如果有钱，我5年能做10年的事；没有钱，我5年得花去3年时间赚钱，还赚不了足够供研究用的钱。”所以她很感激省科技局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拨了5万元“救命钱”给她。

赚钱辛苦，用于研究的钱她却从不吝啬。一小盒试剂要500美金，她买了；一台高磁场旋转治疗仪要20万元，她一下子做了4台。张维德有意见了：“我挣钱你花钱。”张小云笑脸相迎：“不多做两台就不能很快有临床结果，临床结果不够就不能很快通过鉴定。”面对这样的妻子，张维德还能说什么，他舍弃本行，不就是想助妻子一臂之力么？

在科技先进的国家，企业里有自身的研究所，有的企业主动与大学挂钩，定期给研究人员一笔资金，并不是等有结果才上门，唯一的要求是出了成果先让他们过目，而那些成果并不见得就是适用的能推上市场的成果。

张小云也曾尝试对一些请她吃饭的企业家说：“为什么你情愿花5000元请我吃饭、唱卡拉OK，也不愿把这钱给我作科研之用呢？”

企业家回答说：“我花5000元吃一顿饭，说不定能签一张5万元的合同；把钱给你搞科研，待有了结果，我不知还在不在今天这个位子上。再说，餐费我可以报销，给你搞科研，出师无名，别人还会以为我们之间有不可告人之事呢。”

科技人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如此，岂不令人感到悲哀？

前深圳市市长郑良玉视察深圳大学时，张小云直言不讳地说：“深圳什么都有，一盏台灯价值几万元，却找不到一台电子显微镜；深圳什么气氛都有，就是没有科研气氛。我建议在深圳进行科普讲座，我带头演讲。”她说到做到，从此深圳科技馆、青少年宫经常响起她的声音。

尽管深圳不是做学问的地方，但张小云还是坚持深层的科技研究。10年前她便开始研究各类型磁场（恒定、脉冲、旋转）及不同强度、频率对细胞产生的各种影响。到深圳后，她没有因为缺钱而放弃这一课题，而是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工程设计相结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高磁场旋转治疗仪，对治癌化疗病人有很好的辅助作用：白血球、血小板下降少；骨髓造血不受抑制，不损害肝脏，并有止吐、止痛作用。在研究高磁场影响细胞再生的课题同时，张小云首次在国际上报道发现原生动物棘尾虫中存在多种类神经肽物质，开辟了一个研究新领域。

张小云的生命之树结满了秋天丰硕的果实。

一长串的论文，一个接一个的成果。深圳市南山区人大代表，199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如今，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平平静静地把心爱的科研课题逐一做完，并培养出接班人，几年后能安安心心地退休。今年5月，日本出资20万日元邀请她去开会，她却要求携同两名助手，软磨硬泡，日方最后答应每人给16.5万日元费用，但3个人必须提交两份研究报告，1份墙报。为了赶写材料，她夜以继日紧张地工作，导致疲劳性心绞痛发作，住进了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张维德和医生都心疼地劝她不要去日本了，但她还是揣着急救药包出发了。她本人对国外的风景已经淡漠了，但她要创造机会让助手多见见世面。会议期间，许多中国人都中途溜出去逛街购物，她却和两名助手一直坐在会场正中专心听讲，引起外国学者的注目，很多来宾主动上前与她们倾谈交流。

回国后，她对两名助手说：“我们出国一趟，也花了一点钱，这回研究室发的奖金就不拿了吧。”

我问：“你就甘心受穷？”

张小云的脸绽开一朵美丽的笑容：“有人要改行卖茶叶蛋赚钱，但我更愿意做原子弹。”

我想，其实她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在得与失之间，她所得到的远非金钱可以衡量比美的。

 

孟龙，男，55岁，深圳罗湖工业研究所所长。

我准时走进孟龙宽敞、明亮、朴素的办公室。他迎着我起身跟我握握手，然后重新坐下凝视着我。没有任何开场白，那紧闭的双唇仿佛在说：“快开始发问吧，别浪费时间，我可奉陪不起。”

在电话预约时他曾拒绝采访，而且非常坚决。他说：“整个经济形势不好，企业也正处于波浪式发展的低潮，此刻被采访，不太合时宜。”人们总是喜欢把目光落在成功者身上。我说我并不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才找他的，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在深圳，还有这么一种人在苦苦地为信仰而舍命追求，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其实我的话并没有打动他，只因为以前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才颇为勉强地“给点面子”。

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采访对象，他的全身仿佛罩着一层硬硬的厚铁壳，我费尽心思仍找不到缝隙。时光在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头顶的黑发已经凋谢，前额和鼻翼两侧粗重的皱纹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忧伤。当我想进一步挖掘他的思想深处，向他提出明确的问题时，他会有礼貌地退却，沉默不语，或者像块滑冰似的滑走话题。我多次的尝试都未能成功。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难题、矛盾和不满，他深深地压抑着一切。但当我把他当作一个企业家发问时，他的大门则是敞开的，他把一摞又一摞的合同资料如数家珍般翻给我看，热情而且活跃。我们的谈话每隔几分钟就会被电话铃声或者推门而入的下属打断。那些下属就像离不开妈妈的孩子不断地向他请示汇报，他关切地、耐心地回答一切。只有在谈工作时，他才声如铜钟，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我一边耐心等待一边观察他的周围。他的宽大的办公桌上铺满了各种文件资料，在右下角他随手可及的位置上还摆放着一瓶用了大半的“的确当”眼药水。我想他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必须坚持下去。

我的锲而不舍使我有所收获。下班时间到了，员工们渐渐离去，我们的谈话开始流畅起来。当他讲述某件事而我奋笔疾书时，他露出捉挟的、善解人意的笑容：“总算让你逮到一个例子了。”

直到食堂的厨师送上两碗咖喱牛肉面，我才发觉天色已经昏暗。厨师体贴地顺手开亮了灯。

他邀请我共进晚餐。面条放在茶几上，沙发太高了，他干脆蹲在茶几前用筷子挑起面条送进嘴里。我觉得这种进餐姿势令人很不舒服，但他满不在乎地说：“习惯了。”

无数个寂静的黄昏，那个憨厚的老厨师就是这样默默地把一碗面条送进他的办公室，而他，就是这么草草的就应付一餐。

最后，他那过分的威严终于收敛了。他点燃了塞满烟丝的褐色老式烟斗，在一种慢慢漾起的和谐气氛中，我们谈到了科技、商业、市场，甚至敲开了他密封的内心世界。

他自言不是个成功者，面对市场他遭受到很无奈的挫折，并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但是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他就像一头永不屈服的雄狮，一切挑逗、折磨和伤害只能使他更加奋不顾身，尽管它的反击—撕咬、扑打、滚爬—是毫无顾虑的，甚至是要作出牺牲的。他洞悉一切，在他的悲剧感中始终耸立着尊严。

晚上近8点了，办公桌上的电话仍在蜂响。打电话的人仿佛知道他尚未下班。我心里腾起一股内疚，从下午到晚上，我磨了他实在太久了。他收起一大摞资料塞进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即使回到家，他的工作仍在继续。在离开研究所大门时，他没有忘记像所有职工那样取出上班卡插入打卡机。他步履匆匆且旁若无人，他自嘲自己上电梯从来不懂“女士优先”。我望着他微微佝偻的高大身躯，感到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竭尽全力把弓弦拉到最满的程度。我暗暗祈祷那弓弦不要在毫无觉察中被崩断。

 

·“骑着单车的李向阳部队”

·成功和失败都来自市场

1987年3月的一个黄昏。

夕阳西下，漫天红霞辉映着市政府办公楼前那座著名的“拓荒牛”。一位体魄高硕的中年男子缓缓走近，凝视片刻，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放下手中简单的行李，拿出照相机，支好三角架，站在雕塑旁边摆好“甫士”，从不同的角度给自己连拍3张照片。闪光灯的瞬间强光与黄昏的红霞交织，仿佛把他和“拓荒牛”揉融为一体。

他抿紧嘴唇，视线散向远方，思绪的翅膀在大地和空中翱翔。

几个月前，孟龙应深圳市罗湖区工业局邀请，带了几件科技产品来进行访谈，与梁道行区长一见如故。那会儿，罗湖区正准备创办一个全新的工业研究所，区领导便使劲鼓动孟龙离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到深圳开拓新天地。尽管孟龙在上海1986年的月平均收入已达700元，1987年调来深圳每月只能拿300元工资，他还是来了。别人来深圳大都冲着高工资、高待遇，他却想着要探索一个新的、公平的、能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的科技单位管理模式。他想深圳也许能圆他的梦。

3万元开办费，3名职工，没有办公楼，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只有几辆从内地托运来的旧单车。孟龙就这样骑着“吱呀吱呀”作响的单车踏上了一条自己选定的不归路。

深圳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有一段混合着血汗的艰苦历程。对于那段被人们称之为“骑着单车的李向阳部队”的往事，孟龙显得很淡然。路，从来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

虽然挂的招牌仍是“研究所”，但孟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再是处于庭院深深的专门做学问的象牙塔里，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经济市场。罗湖工业研究所实际上是一家自负盈亏的企业，孟龙具有法人资格。他过往的工作和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形式，闲暇时间和交往方式，独特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都必须一一发生逆转，他必须完成从纯学者到学者兼商人或学者兼总经理的“美丽而辉煌”的蜕变。

其实，早在牛顿时代，一批科学家、技术专家，就把自己的发明成果变成了产品，德国西门子是个发明家，更是闻名世界的企业家和实业家。

孟龙就是要像他们那样，在为人类创造科学发明的同时，创建和培育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新产业。

市场是陌生的，而陌生往往是神秘的，神秘又往往令人恐惧。当一个人面对将要被迫走近的神秘之物时，那种感觉是难以言传的。孟龙对市场的驾驭显然不是轻车熟道，但凭智慧去演绎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他的优势在于他能审时度势，研究所成立伊始，他就明确提出了以高新技术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实现技术开发和经济效益良性循环的经营方针。每一项科技项目都实实在在落实到商业合同上，终点就是市场。

1988年，为了积累发展高科技的资金，孟龙在30元一台的残旧示波器基础上，研制出式样新颖、收听效果极佳的全波段收音机，初涉市场即远销西欧及中东。但他预测到收音机的畅销是短暂的，断然关闭了生产样机的电子试验厂，把产品委托给有丰富经验但生产不足的内地厂家，既节约了研究所的资金又援助了厂方。一年后，仿造品果然盛行市场，销路受滞，孟龙又以壮士断臂之势迅速降价处理剩余的收音机，收回资金，将生产和销售力量投向新的项目。

面对市场，孟龙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惧感，但在他大踏步向前的途中却遭遇挫败。挫败和忧郁源于那个让所有人欢喜和忧愁的东西：钱。

 

·“像鹿渴求清泉般渴求得到钱”

·软件产业在中国是廉价劳动力

“像鹿渴求清泉般渴求得到钱”，是马克思在物质的困窘中多次重复的话，如今孟龙也有了这种感觉。

不能说没有私底下发点小财的机会。

在装修研究所办公大楼时，有好几个单位来投标，争着承包，孟龙当众宣布：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形式拿回扣！

有人笑了，嘴里说得最硬最好听的人往往是最脆弱的。

那个不信“邪”的人在一个周末的夜晚胸有成竹地敲开了孟龙的家门，在简陋的客厅一阵寒暄之后直奔主题，从一个不显眼的皮袋里掏出一叠方方万正的纸包，以战无不胜的神情摆放到孟龙的面前，别有意味地说：“3万元，一点小意思。”

孟龙也笑了，他笑天底下果真有不识趣的人。他再也不想跟这种人多说一句话，他起身把那叠沉甸甸的人民币扔回那人的怀里，然后轻轻拉开大门，表示送客。那人的信心顷刻间被击得粉碎，惶惑之间手中的烟头掉落笔挺的西裤上，灼了一个丑陋的洞。那人垂着头离开孟龙的家后，还不甘心地悻悻然对朋友说：“我从没打过败仗，从没有接不到的单，这还是第一次。”

孟龙的确缺钱，他的住房至今仍欠着1万元的购房款。人们总以为来深圳多年的人都捞饱了，人们会讥笑一个处于相当总经理位置上的人仍然受穷是没有商业头脑，人们喜欢简单地以钱财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孟龙解嘲地说：“知道我的人都说‘孟龙是个好同志’，我就得到这么个名声，利嘛，没有。”

对钱，孟龙有着知识分子的某种豁达。但他又的的确确渴求得到钱，因为研究所陷入困境就在于欠缺周转资金。

他拿出几年前研制的一只外型奇异的语音报时钟，告诉我由于当时缺乏流动资金自己无力生产，找合作伙伴又遍寻不遇，只好以2万元人民币把专利卖给台湾老板，台商已藉此赚取了几千万元。

孟龙疲惫的脸庞在苍白的日光灯照射下呈现出无比的心疼和伤感：“我们还有10项专利就这样卖给了台湾商人，总共收17万元，能赚一点算一点吧。”

那些产品在市场上无一不受欢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发明赚的钱哗啦啦地流入别人的腰包，自然有种难以名状的苦楚。

这是当今许多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都遇到的难题，他们手中握有很具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却因缺乏资金而难以推广。他们望“钱”生畏，不能去创办自己的科技实业，根本无法完成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只好让能造福社会的成果老死在抽屉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已屈从于一些“有点钱”的小老板，成为个体经济的附庸，使本来可以形成产业化的科研成果，沦为弃儿或粗制滥造的劣等玩艺。

孟龙也许还算幸运，罗湖工业研究所是个科技实体，但他还是不能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

过去，研究所只有几个人，随便一点小玩意就够发工资了。现在研究所扩大了，承担着深圳市和国家有关政府、能源、电力、电讯、银行、证券、商业、企业、军事等重点高技术系统工程，而且是深圳唯一接受国家高技术发展863计划的单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的应用技术研究3－T－404－02”课题只给了10万元的“种子”基金，可研究下来得花两三千万元，孟龙自然感到捉襟见肘。为了这些目标，孟龙放弃了零敲碎打赚小钱的玩艺，放长线专攻高科技项目。

中国的科学家很少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大笔金钱的报酬，最大的报酬是新发现所带来的激动，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能产生一种巨大的鼓舞和极大的幸福与满足。然而，孟龙在创造的满足感中，还感到一种带有沧凉意味的失落。

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在市场上并没有遭遇强大的竞争对手，令孟龙困惑的是，软件产业目前在中国尚属廉价劳动力，研究所并不能从科研成果中获取巨大的收益，反而因为研究费用而负债累累。

1994年底研制成功的IC卡交通收费管理系统，保密性好、可靠性强，普遍适用于车辆停车场、高速公路、桥梁等交通收费管理。研究所为一家大型企业安装系统后，却因人为因素迟迟不能开鉴定会，钱收不回来。

一套包括储蓄、会计、存款、放款、押汇等商业银行全部业务的软件，进口价值100万美金，研究所花30个“人年”（即30个人干一年，约合人民币180万元）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但与银行签的买卖合约只有42万港币。我不解地问为何不可以叫价高一些？孟龙苦笑说对方只肯接受这个价，他之所以接受是想取得第一个用户获得证明之后，或许在将来能卖个好价钱。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途中，终于忍不住询问身边的科技人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们认为站得住脚吗？”他得到的回答是：“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回答这个问题的。”

罗湖工业研究所研制的一台大型30万千瓦火电发电机组培训仿真机为国家节省了1千多万美元的外汇，在妈湾电厂投入试运行，同样用实践回答了小平的问题。

可惜的是，中国不仅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连科技成果也物美价廉，越尖端的项目，投入得越多，回报却显得迟缓而吝啬。

行文至此，我的笔下突然“意识流”地流出“崇洋迷外”一词。用在这里并不是像文革时所使用的那种含义。事实上，孟龙和研究所陷入困境，除了科研成果卖不出好价钱外，多少与国人过份的“崇洋迷外”有关。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也能生产好东西，对“国产”高新技术的吸收、转让、合作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抗拒感，总觉得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宁愿花高价从国外进口。沙头角某公司花5万元从国外买回一个专利，孟龙感慨地对那经理说：“这玩艺只需要半天我就可以弄出来。”可那经理并不觉得亏。松下电器机电（深圳）有限公司的日本老板，放心地把计算机网络工程交给孟龙的研究所，可孟龙诸多的科研成果在寻找国内的合作伙伴时却难于上青天。他苦恼地摇摇头：“恨铁不成钢呀。”

所以，尽管孟龙把科技产品作为企业的支撑点，把主要精力和重点倾于市场，尽管每个产品的生产之前都有全面的市场需求、营销、利润等分析和预测，但由于自身受流动资金的约束，技术转让渠道又受滞，研究所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量生产，只能从现有的弱小的生产能力出发，先干起再说。

在孟龙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1995年5月12日市科技局发出的《关于落实我市高新技术、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通知》，孟龙并没有去争取。僧多粥少，就算能弄到一点，也只是杯水车薪。研究所虽然挣出了自己一千多万的房产，但还欠银行几百万的贷款，流动资金不足。我们的社会常常把目光盯在成功者身上，一个企业成功了，便一窝蜂地拥上前锦上添花，争着去支持、发展它。这就像一个母亲在怀孕时，很少人会想到要给她买奶粉，等她生了个大胖小子，什么补品都来了。银行也是这样，济富不济贫，越是资金紧张，就越得不到贷款。其实，知识就是商品，科技成果本身具有无法度量的价值。如果银行能网开一面，把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科技成果给予合理评估，在艰难的时刻扶它一把，将可大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

对于社会现状，孟龙豁达无怨：“在我不成功的时候对别人的不支持我不抱怨；倘若我成功时获得别人的支持，也心怀感激并藉此争取更大的成功。现在很多单位向政府要优惠政策，我不提了，政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指望国家来救济我们，只要安定团结，只要政策稳定，我还是有成功希望的。”

 

·这里看重人的尊严和智慧

·理想像颗星星从未在眼前隐去

孟龙的希望寄托在研究所全体同仁身上。80名职工中，教授、高工11人，工程师、硕士30多人，科研人员占职工总数的80%。这就是财富和强大的后盾。

孟龙最感悲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渐渐消逝了，人们仿佛戴着一种商业面具彼此拉开距离，他不愿在那种“人心隔肚皮”的氛围下工作和生活。在研究所，他被称为“第一打工仔”，既是所长，又是兄弟。他以和蔼、体贴、宽容温暖着大家，又以看重人的尊严和智慧的人格魅力拴住同仁们的心。

每次遇到问题，他就把大家召集一起，像裁判一样把球向上一抛，挑起两队的激烈交锋，争得越激烈就能把智力推到最高值。他从不轻率判断谁的意见对谁的意见错，一槌定音争论便无法持续。他像个旁观者，默默而激越地把每个人输出的信息纳入自己的思维网络，最后他的大脑成为决策的终端输出，而每个人都能在他拍板的定案中找到自我。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一个小伙子送来刚刚用手工冲压而成的IC卡读写器外壳配件，孟龙左右端详一会，对稍为凸凹的边缘不甚满意，用商量的口吻问能否重新加热再压，因为一个产品的外壳设计就像脸面一样重要。10分钟后，一个边缘平整的外壳重新送到他的面前。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无法相信这样的速度和工艺水平！

办公室主任曾被一家外资企业的高薪诱惑，跳槽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孟龙身边，虽然他如今的工资只有1500元，但他说：“与老孟共事，有一种朋友的感觉，还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在外资企业无论工资多高，却总像个奴仆。”

一个很棒很帅的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求职到孟龙门下，一落脚就不愿再走了。我问到底是什么能把他的心留住？他一口气列举了几条理由：

一、民主的、开放的、挑战性的科研气氛；

二、倘若你有能力，便能在这里施展身手，而且你的贡献会得到报偿；

三、整个研究所会支撑你走向成功，独自一人是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的；

四、没有替人打工的屈辱感。

从他不加思索冲口而出的话语和明亮的眼神中，我相信他是由衷的。

美国UNISON集团董事长沈坚白先生在访问罗湖工业研究所时，禁不住感慨道：“你们的管理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还存在着一个内部改造的问题。”

孟龙应该感到欣慰了。因为他来深圳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构筑一个新的科技管理模式。

当我问孟龙：“你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否一生中最钟爱的事业”时，他断然回答：“不是。”

他最钟爱的事业是搞创造发明，但时代逼迫他走向充满各种噪音的市场，消耗他的时间和精力。而一旦陷入战场，就再也顾不上别的东西了。所有的伤痛都会忘记，只是一心一意地对付眼前的敌人。不光是自己奋力向前，还要指挥属下冲锋陷阵。

对这位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当我问到他过去的科技成果和获奖项目时，他马上一摆手说：“过去的事情，不值一提了，主要的是现在和将来。”

“那么你认为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他回答道：“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国内许多科技单位，抱着金饭碗要饭吃，不要去埋怨任何人，而是要作严肃的自我批判。我们所已经有了多年面向市场的经验，这是比任何科技成果都更加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不是成果本身，而是做好成果的市场营销策划工作，让一大批科技成果商品化。能规模化生产就能赚大钱，这需要和有资本的单位精诚合作，让有资本的合作伙伴富起来，我们才能富起来，才能干更大的事。”

孟龙也有“人往高处走”的机会。有的单位以月薪万元聘请他；美国人要在中国办合资企业，恳请他当总经理，从晚餐谈到次日凌晨3点，孟龙就是不答应。只是当美国人的合资企业在南京成立后，他无偿地帮忙工作了一个星期。他舍弃不了荣辱与共的研究所和一帮手足。

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有高潮也有低潮。正处于最艰难时刻的孟龙相信成功就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中。他明白科研成果只有及时转化成现实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其价值。他不愿像一些科研人员那样为所发明的专利被束之高阁而黯然神伤，他要铸造连接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的金环。仰首前瞻，孟龙的语气深沉而颇有不甘：“追求是没有止境的，理想就像挂在天上的星星照亮前进的道路，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这就是命运。你可以踏上一个高峰，但你永远摘不到星星。只有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下去。这是历史，也是人类发展的规律。”

我合上采访本。孟龙憔悴的脸舒展出一种执着的虔诚，在某种奇妙的激情下，他诗人般一字一句地吟诵出马克思的名言：“人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当他离世以后还能以他所创造的一切让人们流下热情的眼泪。”

那一瞬间，孟龙整个人变得年轻潇洒和生气勃勃。他的心还没老，他会在世上留下能让人们流下热泪的东西的。肯定能。

 

齐翠珍，女，原深圳科技工业园长园公司总工程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1992年7月病逝，享年49岁。

和许多被肯定为英雄的人物一样，生前记者们不会去采访她，那时她默默无闻，不被人注意；等她成了英雄，采访她已是一句空话，因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这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面对的只能是活着的人。

当我打通科技工业园办公室的电话，寻找齐翠珍的家人时，接电话的小姐挺热情的，却又告诉我：“现在上面对她还有点看法。再说，她的爱人已经重新成家，采访他合适吗？”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死后都会渐臻完美，因为人们是不愿意和死人计较什么的。这个婉转的“有点看法”，蕴含着太多的意思。

也许齐翠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只有有大功或大过的人物才能在死后享受争议的“殊荣”。然而，无论人们怎么谈论她，我如何写她，她都不会介意了，死人是永远沉默的。我之所以还要写，还要说，只是想令世人知道，有人曾经是这样执着地为事业和他人而活着的，即使已逝，人们也还会常常想起他们。

我敲开了齐翠珍的家门。

林景祥先生迎了上来。屋里正在装修，他自己买水泥，搬砖块，自己动手砌墙壁，弄得满身泥水。真正要装修房子不是这样做的，实际上，他只是在修修补补。

谈起齐翠珍，他的脸上顷刻间蒙上一层永远都抹不去的忧伤。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前妻。他和齐翠珍共同生活了20多年，所有的欢乐和苦痛，所有的爱情故事，都珍藏在他的心底。

他从客厅的壁柜里取出摆放着的齐翠珍的照片，每天，他都要轻轻地拂拭飘落上面的灰尘。齐翠珍的鼻梁上架着厚重的眼镜，微凸的深度近视眼聚集视点凝望远方，脸上荡漾着充满自信、充满慈爱的微笑。我对着遗照向未亡人发问，心里有种奇异的发紧的感觉。林景祥的回答不是太连贯，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回忆和思念一股脑地涌上心头，语言已跟不上脑中的映画。他的忧伤使我常常不忍再追问下去。

“凡是上帝所爱的人都去得早。”我说。

对痛失亲人的生者，我只能用这样的话去安慰。

林景祥嗓子有点哽咽地说：“她生前从不懂得自己珍惜自己，自己照料自己，现在，就算是她在做一个长长的休假吧。”

在他的心里，齐翠珍永远活着。

林景祥打开一只皮箱，满满一箱子红彤彤的获奖证书刹那间映红了凌乱黯淡的屋子。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省劳动模范、中科院优秀中青年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企业家、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林林总总等30多项荣誉和奖励，还有一叠与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

严济慈名誉主编的《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何建明主编的《中国英才》、薄一波题词张长虹主编的《群星谱》、《深圳市高级职称人员略传》等上面都有“齐翠珍”的条目。

我之所以要列举这些（篇幅有限无法尽列），是想对那“有点看法”作点回应。“有点看法”之一点是认为齐翠珍的科研成果不是她一个人的，所以不能光让她一人在报纸上大露风光（这“风光”不知对齐翠珍还有什么意义？）。齐翠珍承担的是国家“六五”攻关项目“多相聚合物辐射交联热收缩材料电缆附件”的研究任务。这种材料当然不是她一人独自发明创造的。从对辐射的研究对材料的选择、运用，到最后如何定型、稳定配方，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心血，齐翠珍完成的只是最后的一步。她从不认为功劳只归于她一人，她总是强调她完成的只是项目中的其中一块。那数十本荣誉证书已证实了她的价值和社会对她的承认。一切闲言碎语只不过是俗人们小气与无聊的发泄。没有人能够否认，她是中国热缩材料应用的先驱之一。她开辟了这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大规模应用。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妄加评论，能够说明一切的，唯有事实。

 

·最大的快乐在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用一只鸡蛋做大的蛋糕

1985年的一个深夜，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里一间只有18平方米却住着三代同堂6口人的小屋里，齐翠珍拉开书柜柜门放平支好，权当书桌习惯性地进行夜读。但今晚她的心思有点躁动不宁，她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辐射交联热收缩材料电缆附件成果鉴定书”，上面赫然写着这项成果填补了国家的空白。真的填补了空白吗？国家需要的就只是这一纸鉴定、几个样品吗？

她站起身激动地跟坐在小凳上的辅导孩子学习的丈夫林景祥说：“早在1965年应化所就研制出第一代热缩材料并应用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但18年后的今天我国急需的热缩材料仍靠进口。60年代的科技成果，到了80年代还没能转化为生产力，钱都叫外国人赚走了。我们现在研制成功的热缩材料电缆附件，只要进口价格的1/3，产品质量又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为什么就不能进入市场呢？可我们现在只有样品而无产品，又怎么能满足用户的需要呢？”

林景祥沉思着。他曾配合齐翠珍做过样品剖析，深知市场对这个产品的迫切需求。齐翠珍又说：“我想办工厂，自己动手搞产品开发，你看怎么样？”

林景祥沉吟着。如果按部就班搞科研，不断出成果，高级职称垂手可得；搞开发意味着对新的科研课题和成果的放弃，对高级职称的放弃。而高级职称对一个参加工作多年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该有多大，对他的人生慰藉又该有多大，更意味着工资、房子、待遇……然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是齐翠珍追逐的梦想。况且，依齐翠珍的脾性，一旦决定了做某事，除了致力于引向成功的事情外，其他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了。他无法不支持她的选择。

次日，齐翠珍找到应化所所长王佛松，侃侃而谈3个小时。王佛松被打动了。但要钱，没有，所里几乎连工资都发不出了。齐翠珍的心有点凉。

但在所长会议上，王佛松却语惊四座地宣布：成立热缩材料厂，任命齐翠珍为厂长。条件：拨给废弃的锅炉房一间，8个人员编制，设备购置费自筹。责任：利润88%上交。

齐翠珍有点凉的心激越地震跳起来。只要能让她放开手脚大干，多苦多难都是次要的。

没有钱，就“土法上马”，用肩膀从上海扛回配料，到20里外的协作厂挤压成型。在100多度高温的搅拌机旁，齐翠珍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夜里加班能有一块面包和一杯白开水“宵夜”，已是奢侈的享受了。

有人把“中国科学院热缩材料厂”几个字大大地写在废报纸上贴在锅炉房的墙上，每日看看，齐翠珍和她的同事相视会意一笑，力量油然而生。

那时，在科学院系统里尚存着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搞高尖课题研究才是真本事或正统的，只有没能耐的人才去搞开发生产和产品销售。齐翠珍却毅然决然地走出象牙塔，走出困惑，在科研与市场的裂谷上艰难地构建衔接两者的桥梁。

南方的盛夏骄阳似火。齐翠珍背着鼓鼓囊囊的装满各式奇形怪状的热缩“魔管”汗流浃背地走向深圳湾畔。

1986年，长春应化所与深圳科技工业园联营合办的长园公司在大冲村的一片荒岭上搭起简易棚挂牌营业了。放眼望去，杂草丛生，坟冢累累，蛇虫出没，荒滩上偶有几只飞鸟觅食。白天，苍蝇如蜂群般嗡响，食堂崭新的雪白的铝锅盖一不留神就落满苍蝇变成黑锅盖；入夜，长脚蚊成群结队，趁人入睡隔着帐子狠狠地针噬人血。

公司的起步投资至少要1500万元，可当时的总投资只有50万元，其中一半还是长春运来的一堆旧设备，总经理于维谦的全部家当也只是一辆自行车、一个水桶和一张草席。这就像一个要办养鸡厂的老板，手里仅仅攥着一只鸡蛋。既是应化所热缩材料厂厂长，又任长园公司技术指导专家的齐翠珍，从1986年到1991年，16次往返于深圳—长春两地。

千里迢迢赶来的齐翠珍把背包放进工棚的铺位上，擦一把汗就一头扎进车间跟工人一起安装机器。有一次，疲倦中动作迟缓了些，机器砸下把手指压得扁扁的鲜血直淌，上医院缝了7针。她缠着绷带又回到机器旁，忘我的工作减轻了伤痛，可到了夜晚放松身子躺在床上，钻心的疼痛令她辗转难寝。其时，工地上只有她一个女人，连换衣洗脸都无法进行，更没有人陪伴她度过漫漫长夜。

恰巧林景祥出差深圳想给妻子一个惊喜，岂料齐翠珍一见到丈夫，眼泪就如同断线珠子滚滚落下。林景祥轻捧着齐翠珍包裹得像个馒头似的伤手，抚摸着她裸露的胳膊上被蚊虫叮咬得一片青紫的疙瘩，再看看那熬得又黑又瘦的脸，心疼地说：“这儿太苦了，跟我回长春吧，你是厂长，那边也离不开你。”齐翠珍一时百感交集，哽咽着说：“我们这么受苦是为了啥？”然而几天之后，齐翠珍送走了丈夫，自己却留了下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可她是一个萝卜几个坑，除了安装机器，还要培训工人，还要组织生产，宣传产品……她不能卸任。

只花两个月，产品出厂了。次年通过新产品鉴定，被广东省定为“以产顶进”的项目。也就是说广东省不再进口同类产品了，可为国家节省一大笔外汇。广东的市场骤然被敲开，一年内收回全部投资，第二年利润翻番。一只鸡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又渐渐长大生蛋了。

 

·“只有中国人爱中国，中国才有希望”

·对傲慢的“山姆大叔”轻轻拦腰一击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第一次鸦片战争洞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便灵敏地意识到要占领中国宽阔的市场。那时，西方人算了一笔简单的帐：就算是每个中国人一副刀叉，每户中国家庭一架钢琴，他们的生意就源源不断了。中国人至今仍不见得都需要刀叉和钢琴，但中国市场却永远诱惑着西方人。专门制造热缩材料的美国瑞侃姆公司分销点遍布全世界，年销售额达8亿美元，自然也想一脚踏入中国的大地。

瑞侃姆公司找到了上海电缆厂，在合作协议中咄咄逼人，双方合资生产，利润90%归美方，而美方的技术永不转给中方。

实在欺人太甚。山姆大叔以为凭借技术优势就可以傲慢地睥视中国人。

中国已有了自己的技术，为什么还要受这个气？齐翠珍听到消息后，和应化所的同志一起上书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务院办公厅，强烈要求政府制止签订这“不平等条约”。8份报告寄出后，如石沉大海。

在焦灼中忍受不了等待的齐翠珍带上资料样品直飞上海。上海是她的家乡，她顾不上与家人聚叙，次日一早就来到上海电缆厂传达室求见该厂总工程师。

两个小时过去了，总工程师捎来冷冰冰的口讯：“不见。”齐翠珍并不气馁，请人回话说：“你们可以跟外国人谈，为什么不能和中国人谈？”总工程师并没有被打动或被激将。上午过去了，齐翠珍想见不到人就无法沟通，沟通不了就解决不了问题。你不见我就不走。齐翠珍忍着饥肠辘辘赖在传达室里，还不停地跟看门的老师傅唠嗑她为什么非要见总工的原因。老师傅的心给泡软了，说：“你讲的东西我不懂，但你的心意我懂，我带你去总工办公室。”

总工程师听到齐翠珍来了，头也不抬，硬梆梆地抛来一句：“你们说我是卖国贼，为什么还要来见我？”

齐翠珍一愣，随即一阵内疚。原来在请求抵制签约的报告中，他们被义愤冲昏了头脑，不慎用了“卖国条约”的字眼，深深刺伤了总工程师的心。望着总工程师斑白的头发，齐翠珍的双眼湿润了。对学术上不同的观点随便扣上政治帽子的确令人不寒而栗，从人斗人的年代走过来的齐翠珍明白那种可怕的伤害。她深深地垂首一鞠躬，诚诚恳恳地说声“对不起”，然后走前几步，歉意地说：“您是专家，我是特地来向您学习汇报的。”接着，她详细介绍了国产热缩材料的生产过程，性能和将来发展设想。她口若悬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给我说话的机会，就一定能说服他。情深意切之际，齐翠珍脱口而出：“只有中国人爱中国，中国才有希望，难道还指望外国人爱中国吗？”

历尽沧桑的总工程师紧闭的心扉蓦地被一束强大的电流击穿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彼此一触便通，总工程师脸上僵硬的线条柔和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坦诚地透露了合同洽谈的全过程，可惜的是一切不能说停就停。望着失望的齐翠珍，总工程师反过来劝慰说：“别灰心，我还可以力所能及地为你们的‘国产货’作宣传推介。”

齐翠珍的脑海里电光火石地一闪：美国人可以打进上海，我为什么就不能打进上海？美国人打不进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打进。对手既来了，那就竞争吧，自己的国土，总该占了地利的便宜，不信就斗不过山姆大叔。

齐翠珍回到公司，与决策层谈起自己的想法，坚定“以产顶进”的决心，要与美国人一竞高低。

决策层支持齐翠珍“撒网式”建立生产、销售据点的计划，迅疾地在上海、北京、石家庄、西安、南昌、新疆先后建立了7个联营企业，到1990年，全国8个企业已占领了国内80%的热缩材料市场。在这堵齐心联手的铜墙铁壁面前，美国瑞侃姆公司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该公司的职员悻悻地对上海电缆厂的合作者说：“你们中国已经掌握了热缩材料技术，我们对在中国建厂已经没有兴趣了。”

齐翠珍的名字随着产品的推广越来越响，名誉和奖励接踵而来，并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与世界强手较量初战告捷不仅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更展示出一片大可作为的天地。然而，正当齐翠珍扯满风帆远航时，一切却嘎然而止。

 

·脆弱的生命线在最丰盛的年华突然断裂

·安息吧，功臣！

不是没有预兆和警告的。医生早就毫不客气地向齐翠珍亮起了红灯。

1987年7月，刚从深圳返回长春的齐翠珍因风湿性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好心的医生为她作全面检查后不由得板起了面孔训导：必须立即减小工作量，注意休养，否则，心脏病随时可导致心肌梗塞；高度近视的双眼随时可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视网膜脱落。

林景祥的心悬了起来。他不能失去齐翠珍，只有他才知道齐翠珍的珍贵。他领她回家，强迫她休息。一个星期，齐翠珍像热锅上的蚂蚁困在斗室里坐卧不安，失去工作权利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她撒娇般哀求林景祥让她去上班：“与其在家中闷死，不如在工作岗位上累死。”第8天，她在林景祥泪水模糊的视线中走出了家门。

她以为医生的话是夸大其辞唬人的，她以为自己正值中年年富力强还能撑住。老一代科研人员的一项热缩成果，一放就是18年，人生能有几个18年可以空耗？当一个人的心在跳、血在流、有思维又有感觉时忽然被命运无端喝令停止，怎能不反抗、不挣扎、不豁出性命去搏一搏？她生命中最有活力的10年已在惶惑动乱中虚度，她不甘心刚刚披挂上阵就要折戟沉沙。

1990年9月，齐翠珍第16次在酷暑中来到深圳，处理一起产品质量事故。事故是由于操作技术不熟练造成的。她想只有全面提高管理者和工人的素质才能既治标又治本。她留下来开办培训班。

不用备课，不用查找资料，一切她都研究过，一切她都动手做过。技术、工艺、质量控制……恨不得把一切经验和知识都倾倒出去。

但坐在台下的于维谦总经理和学员们却觉得不太对劲，黑板上的字怎么一个比一个大？于总在课后担心地问她是不是眼睛出毛病了？她绽开笑容摇摇头，只说视力越来越模糊，没什么大碍。

5天后回到长春，齐翠珍才对林景祥诉说眼睛疼得好似要裂开。林景祥紧张地拉着她上医院，医生责怪地瞪着他俩，左眼视网膜已经脱落，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才来？立即把她送进手术室。

手术刚完，齐翠珍就托人找了块盲人用的格板，坐在病床上摸索着一笔一画练字，并笑言“有备无患”。纱布一圈圈折开了，左眼永远失明了，只剩下近视1200度的右眼。出院时，医生反复叮嘱，如不注意加强保护，右眼也随时会失明。

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齐翠珍胸闷地站在窗前，窗外皑皑白雪映着阳光直刺她的右眼，一阵锥心的疼痛逼得她闭上眼睛。安度晚年？47岁就要安度晚年？她心里难受极了。她想深圳，她不愿再也见不着大海。

深圳欢迎她。深圳市委组织部特批她的人事调动，但到了人事局，说还有一条已婚者必须男方先调入的规定，便只好先办了林景祥的调动。几个月后齐翠珍阖家南迁。

林景祥以为齐翠珍再不用南北颠簸可以轻松点了，但齐翠珍却在租住的陋室里用剩下的一只眼睛逐个字逐个字地扫瞄着写出了47份关于产品管理、工艺标准化的文件。

深圳毗邻香港，通过香港的中间商可了解国际市场动态。齐翠珍敏锐的思维触角伸向海外市场。调查结果令齐翠珍顿足长叹：“我们迟到了！”全世界热缩材料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80%控制在已经营了30年的美国瑞侃姆公司手里，余下的由德国和日本分割。世界市场已像餐桌上坐满食客一样使后来者进退两难。齐翠珍铺开世界地图，久久地审视着，她不相信山姆大叔的脚印真能踏遍全球每一寸土地。

她微弱的视线落在东南亚的版图上，她看到了一线生机。

瑞侃姆公司及其他西方公司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欧美市场，对销量较小的东南亚市场并不重视。如果我们避其强、攻其弱，以太平洋西岸的印度、泰国、印尼、台湾、新加坡等地为登陆点，就有可能伺机辐射全球。中国产品的价格只相当于瑞侃姆公司的1/6，价格上有明显优势。问题在于东南亚用户多使用过瑞侃姆公司的产品，我们必须按国际标准调整规格、型号和各项参数。

齐翠珍向总经理于维谦建议立即着手修订标准并向海外用户发消息。

台湾人来参观，眼见长园公司能以简陋的设备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惊叹不已。

印尼一电力工程承包商想同中国合作，专请一名瑞侃姆公司的专家来考察。这位来自对垒阵营的专家从配方到表糊纸的颜色百般挑剔，最后不得不说出“Good！”

瑞士赛巴克公司主动提出与中国合作办厂，瑞士市场由赛巴克包销。

长园公司在西方人控制得密密实实的国际市场撬开了一条裂缝。

齐翠珍像纤夫一样拖着大船一步步前行。细韧的绳索深深勒进了她的肩膀，那一串脚印又深深嵌入了大地。她背着纤绳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1992年6月4日夜10时。齐翠珍与长园公司的研究生、工人在家谈安装机器的工艺和产品销售等事情。她走进洗手间，客厅里的人听到一声匐然作响，儿子林志中冲过去，她已昏倒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

救护车揪心地呼啸着绕过海湾奔向蛇口联合医院。

脑蛛网膜下腔动脉破裂出血，压迫脑组织导致昏迷，加上心脏病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

长园公司震动了，远在长春的热缩材料厂震动了。

于维谦每天早晚都要去看望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心被悔恨揉碎了。他几乎泣不成声：“我太克扣齐总，太克扣公司的30多名科技工作者了。50万元起家，5年赢利750万元，没舍得给他们买一套住房；长期加班没有舍得发一分钱加班费。只是一个劲地积累、积累，今年公司已买下一栋住宅，可齐总却享受不了了……”

长春应化厂党委书记和热缩材料厂的领导带着工厂所有职工的美好心愿来了。在遥远的长春，一位青年面向南方忏悔地默念：“齐阿姨，对不起。”他忘不了几年前他对齐翠珍的伤害。那时，齐翠珍每次出差深圳，回长春时都忘不了跑一趟沙头角买上一堆沉甸甸的香皂、味精、折叠伞给他们做礼物。他有一次却嫌弃花色不好而当众把伞扔掉，把齐翠珍的心都伤透了。事后，齐翠珍也没过多地责怪他，只是告诉他做人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

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的领导提着奶粉、纯葡萄糖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齐翠珍被评上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但他们一踏入病房就惊呆了，病人眼蒙纱布，气管上插着人工呼吸管……

必须不惜代价抢救齐翠珍。市卫生局、科技工业园和蛇口联合医院组成了抢救小组，从广州、上海请来了专家会诊。但齐翠珍只醒了3次。

第一次苏醒她微弱地问：“粽子买回来了么？”她还记得今天是端午节，昨天曾布置给公司的职工买点粽子加加菜。

第二次苏醒正好于维谦在身旁，她久久地攥住他的手，断断续续地问：“废品问题……解决没有？……到底是大单……发不出，还是小单……发不出？”

第三次苏醒看到本应代她去广州参加高科技成果展览会的刘莉仍守护在病床前，责备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广州开会，守着我干嘛？”刘莉泪流满面地离开。

林景祥花200多元从南海酒店买来一束盛开的康乃馨，摆在病床前，齐翠珍爱鲜花爱美。与齐翠珍凝眸对视时，他明白齐翠珍心里还掂记着他和一对儿女。他噙着泪水哄她：“房子已经买了（其实房子直到去年才买），大中的户口也调来了，你安心养病吧。”

齐翠珍蜡黄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似心有所慰，又似难言其憾。如果不离开长春，按研究员的职称级别已经可调到90平方米的住房了，可到了深圳却一直租房住，看到别人把房产权看得比生命还重，她却没想到自己也要弄一套。弥留之际，她想起了这个遗憾，她不想丈夫、儿女再过那般清苦的日子了。

齐翠珍沉沉地瞌上双眼，就再也没有醒来。她已陷入深度昏迷，脑组织开始坏死，任何现代化的医疗手段都苍白无力了。

儿子林志中一遍遍贴在母亲耳边轻声说：“妈妈，您醒来吧，我会马上结婚，让你高兴高兴……”

女儿林志宏从不在人前流泪，夜深人静之时，她独自望着妈妈的照片泪如雨下，她不能想象还那么年轻的妈妈就要永远地离她而去。

公司的职员一批又一批地走进病房，当齐翠珍清醒时，于维谦曾下令谁也不准踏进病房，因为一见到同事她就要操心生产。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她已经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想。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颅。

上海的姐姐、妹妹、弟弟都赶来了。这是痛断肝肠的“最后一面”，不，他们还祈望能有奇迹出现。

千呼万唤，已唤不回齐翠珍渐渐远去的灵魂。

1992年7月20日，齐翠珍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留不住一生挚爱，诉不尽半世情深。安息吧，爱妻。”

林景祥颤抖着为妻子写了一幅挽联。此情绵绵，又何堪追忆？每年清明，林景祥都会携一对儿女到沙湾殡仪馆齐翠珍的灵位前拜祭。

安息吧，功臣。

可以告慰英灵的是，长园公司已踏平坎坷，征服了崎岖，在荆棘和乱石中踩出了一条向前的大道。

还有就是，失去母亲的家庭已重新荡起了温馨：儿子娶了一位美丽的杭州姑娘，并在长园公司子承母业；女儿在悲痛中应考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就读，是个优等生；再就是这个家又添了两口人，儿女们理解父亲的悲伤和失落，主张找一个人照顾爸爸，并撮合他与“李姑姑”的婚事。“李姑姑”是个清秀端庄、文静善良的女人，带着一个13岁的女儿加入这个家。林志中和林志宏对“姑姑家的小妹”十分喜爱，时时吵着要把她从长春转来深圳上学。而“李姑姑”则每月不忘给正在上海读书的志宏寄钱。她十分尊敬齐翠珍，总是说要像齐大姐那样做人。我离开林家时，她正在忙着做午饭，赶出来诚恳地要留我吃饭。

我满怀敬意地深深回望齐翠珍的遗照最后一眼，微微地鞠了一躬。心头回响起屈原《九歌·国殇》里的一阕：“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再一次默默地祝祷：

安息吧，功臣。

杨宇全，男，42岁，深圳市宝安电子研究所所长。

在拨通他的电话前，我心里暗暗希望他年轻一些，际遇好一些，走的路通畅一些。因为前面几个人物都给我一种悲壮感，我希望能在通篇沉重的文字中增添一些令人振奋的亮色。

他没有令我失望。

他的声音在话筒里显得像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我几乎没费什么唇舌就说服了他“接见”我。

他很平凡，深圳像他这个层次的人多如细沙。几年前他像任何一个闯深圳的求职者一样持着复印数份的简历无头苍蝇似的在深圳的高楼大厦中穿梭碰运气。在他的身上我印证了是金子总会发光这句真理。

他的谈话很轻松，即使是最悲哀的事，也是轻轻道来，令人几乎感觉不到伤痛。

办公室里很安静，整整一个上午的谈话都没有人来干扰。他说他的管理方法是开放式的，他只提出最终的产品目标，余下的设计、制作程序和细节由各部门自主进行，而他自己也是个全职的工程师。

他只有中级职称，却是高级工程师，教授密集的广东省计算数学学会深圳常务理事。

比起许多人，他显然是幸运的。但这幸运又显然不能完全归于上帝的恩赐。事业源于创造，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只有投入无穷的时间和精力，否则不会出现奇迹。“所有的辛劳都会获得代价的；而付出的愈多，收获也就愈丰。”这并不是一句泛泛而谈，而是千古不灭的真理。

热情、开朗、乐观。我没有听到他说一句抱怨的话。

他刚从日本考察回来，又接到了美国加州国际科技大学邀请做访问学者的信函，他渴望汲取更多的知识。自然，我衷心祝愿他更加好运。

 

·命运想打击你，反倒成全了你

·一颗年轻的心茧缚着“MADE IN CHINA”的情结

杨宇全并不幸运。他是个孤儿。“孤儿”这两个字本身就充满了血泪。

他有过幸福快乐的童年。他的父母是医生，他是个独生子，万千宠爱集一身。自小他就迷无线电，父母出差时总会给他买回几本关于无线电的书，不管那些书的内容有多深，也不管能不能看懂，反正他有空就会拿出来翻翻，读多了，读久了，自然就会有些淡淡的印痕刻在脑中。

但他没能把那些书读下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走了父母的性命，又把年仅15岁刚刚成为孤儿的他刮到贵州偏僻的乡村插队落户。

杨宇全算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老三届”已成为一代人的象征。“老三届”代表着纯真、狂热、苦难、理性、社会中坚……长年的知青生涯，使他从骨髓里渗出永远也磨不掉的“知青色彩”。

现在再去叙述那段苦难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他说得不多，我也没有追问。有句话，也是“老三届”知青说的，“命运想打击你，反倒成全了你；命运时时厚待你，却往往害了你。”

世界上不少有成就的人年幼时都有失去父母的悲惨经历。这些孤孤单单的孩子，衣履破旧肮脏，眼睛含着泪水，被动地接受不幸，独自面对危险的未来。失去父母庇护的孩子有着极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意识到只有靠自己努力奋斗，才能避免永远沦于困苦之中。

在家破人亡之际，杨宇全搂紧父母买给他的书籍在如豆的灯光下攻读。没有人能彻底剥夺他读书的权利。尽管朦朦胧胧，但书页中总像散发出一丝微弱的霞光诱他前行。

1978年，他参加了高考。整个教室的考生都在埋头奋笔疾书，只恨时间过得太快，而他却呆坐着盯着卷子不知该从何下笔。有那么一瞬间，他绝望了，平日所读的书居然都用不上！但在他起身把空白的试卷倒扣在桌面上离开教室的那一秒钟，他咬着牙仰天发誓，明年一定卷土重来。

1979年，他成功地跨入了大学校门。

在图书馆，杨宇全翻到了一本创建SONY集团的盛田昭夫所写的《MADE IN JAPAN》，心里涌动一种异样的激情：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做出在地球上能叫响的电子产品，并堂常正正地标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

杨宇全喜欢重复一个小故事：1945年10月东京通讯研究所发明了一种中波收音机上加上收短波段的附加器，而这个“短波附加器”就是SONY的第一个产品。与当时的荷兰飞利浦、美国的RCA等电子大公司相比，生产这种装在木盒子里只有一个真空管和几匝线圈的简陋产品的小公司，实在是微不足道。但盛田昭夫在参观完飞利浦公司之后，即刻往公司发回一封信：“飞利浦能做到的，我们也有可能做到！”

癞蛤蟆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杨宇全的创业热情被点燃了：“SONY能做到的，我们也有可能做到！”

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贵州广播电台工作。工余他设计出一种TPL－3F数字锁相环调步立体声电台，并尝试把产品推向市场以弥补单位的经费不足。可明明是已经成功的产品，也还真赚了点钱，却有人不高兴了，斥之为不务正业。

杨宇全感到窒息。理想的翅膀一经扇动便不能静止。为了逃离那种压抑的氛围，1985年他考进中山大学进修计算机专业。他感到在远方，总有一块能令他圆梦的土地。

他匆匆的步履停留在深圳。

人们往往与机遇结伴而行，又毫无准备地与机遇擦肩而过。抓住机遇的一举成功；失之交臂的便永远失去了。从寻找机遇到发现它、抓住它、利用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就如同张弓射箭，先要有个拉弓的过程，然后对准目标，一矢中的。机遇通常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去追求的人。

从如同过江之鲫的求职者中，深圳接纳了他。

1993年新年钟声刚刚敲过，在宝安集团办公楼厕所对面的一间杂物房里，杨宇全开始精心营造他新的电子王国。

他很幸运，他组建的宝安电子研究所起点较高。两年内，宝安集团投资了2300多万人民币，保证了创业资金。他被扶上马送一程，昔日的梦想终于在深圳找到一块赖以依托的坚实土地。命运对他展示出极其温柔的一面。

 

·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

·市场机制的缺陷令他进退维谷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从电子科技大厦21楼望下去，深南中路四周荟萃了深圳数百家电子企业，光是赛格集团下属就有100多家企业。每家企业都比刚刚成立不久的宝安电子研究所资深。杨宇全自知以自己微弱的能力，要与历史悠久、资金雄厚的大公司挑战，循老一套方法在市场上与他们竞争，显然难获一席之地。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挤进去，亦难谋大发展，只有选择冷门出奇兵，才有可能站稳脚跟。

一条东芝公司推销集成电路的怪趣广告吸引住他：在印刷精美的各种电路型号之后，总有一种集成电路用淡黄色叠印，标上一个醒目的星号，并打出一排字幕：此集成电路正在开发之中。

杨宇全纳闷了，十几年前东芝就有了带遥控的空调器，怎么十几年后还有开发不完的空调集成电路？他立即对日本的三菱、松下、日立等公司进行查询，发现没有一家电器公司愿意提供空调机的控制芯片。严谨的技术保密留给了各家挖掘开发的余地。他找到了突破口—“专用掩膜微控制器”。

初试牛刀，杨宇全就一举击败了日本人。

美的空调分体式遥控芯片原是委托日本NEC代理开发的。日本人的设计从理论到外型都非常完美，却时时莫名其妙地失控自动停止运作。广州市中山四路有位中风的老太太，住在密封的小房里，孝顺的儿女为她装置了一台美的空调，可平时还得派人守着。这个人守的不是老太太而是空调机，因为空调随时可能中断。美的空调厂为其换了5台机，依然毛病照旧。这时杨宇全正在为美的空调厂设计柜式遥控器，产品相当稳定。厂长专程从顺德赶到深圳请杨宇全千万要帮助解决分体机的遥控问题。抢日本人的生意，似乎不太够意思，杨宇全对竞争对手还是很尊重的。但经不起厂长“帮我一把”的恳求，杨宇全随之到广州老太太家进行了实地考察，碰巧空调机又犯迷糊了，那闷那热实在难以忍受。杨宇全动了恻隐之心，即刻着手破解这个怪异之谜。

他发现，尽管日本人的设计似乎无懈可击，但在工程实用抗干扰方面却有缺陷。遥控的微型电脑运作原则上和大电脑是一样的，由于国内的供电不稳定，电压时高时低，导致电脑系统失灵。据此，杨宇全设计出一种新的空调微处理器掩膜，难题迎刃而解。日本人在杨宇全的智慧面前毫无怨言地退出了美的空调厂。

“中国人比日本人聪明吗？”我想。

其实不。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日本人聪明，但中国人也并不比日本人笨。他们的设计也是合乎道理的、科学的、稳妥的，但他们忽略的是中国的供电状况，当他们囿于经验而我们突破经验时，我们就能略胜一筹。

杨宇全长途跋涉，满脸尘土敲开了湖南中意空调厂的大门。在他之前，已有多家国内公司和台湾商人鱼贯出入。以他们的声势和实力，杨宇全似乎难以匹敌，但他擦了一把汗水，从行李袋中掏出一大堆样板，正儿八经地进行推销：“我们的产品价格最便宜，质量最稳定，你们能发现的任何功能上的不足，我们都可以随时修改，即使代价巨大。”

中意空调厂的人半信半疑地望着这位个头不大但全身透出自信的“推销员”，当即让他试试最棘手的芯片掩膜处理。为了寻找出最适合中意空调的芯片掩膜，杨宇全真的“不惜代价”，换一片小小的掩膜得花3千美金，他居然舍得一连换3次。中意空调厂在他的认真和慷慨面前折服了。

杨宇全没有因为拉到生产订单就万事大吉，他对客户的承诺是：“质量、服务、改革、创新”。用户的任何要求，即使是超出协议书范围的，他们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杨宇全对用户说：“凡是你们提出的想法，又能说服我的，我们就义不容辞地改。”工厂一个电话，他们立即坐火车，坐汽车出发。去美的空调厂次数多了，食堂的服务员便误认他们是厂里开发部的人员。

美的空调厂和中意空调厂都是国内响当当的上市公司，能赢得这两个大客户很不容易，但它们给杨宇全的订单越多，反而令杨宇全的日子越不好过。因为货款收不回来。

美的空调厂1994年欠的货款，最后以法人股抵数，杨宇全将之协议转让出去后，不赔却也不赚，等于白做一场。中意空调厂1994年欠款600万元，杨宇全上门追讨，厂长摊开空空如也的双手愁眉苦脸地说：“我只欠你几百万元，可别人却欠我几千万元呢！”同是天涯沦落人，杨宇全不忍心逼得太紧，无奈之中只好发动研究所上下帮助推销中意空调，忙得不亦乐乎。我去采访时，办公楼里仍堆放着一台台空调机。

推销难，回收货款也难，杨宇全意识到危机。资金周转不灵，直接妨碍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所就是企业。必须赢利才能生存，如果舍不得放弃这两家大厂，难免越陷越深，但要撤离已有市场和熟悉的领域，杨宇全又的确有点不舍。然而坐等国内经济秩序好转是不行的，国内的三角债达3千多亿，要理顺不知得到哪年哪月。

做生意当然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境之中，但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由小生意发展成大企业的机会是永不会消失的，光靠幸运获胜的机会是微小的，只有靠真本领才有希望成功。而最真实、最可靠的本领就是技术。资金有用光的时候，技术却永不会用光。也就是说，用技术作后盾创业，远比用纯资金创业保险得多。

杨宇全的看家本领自然就是技术。

死守着“家电控制器”不放是不行的了，但在新项目的选择上，杨宇全颇费踌躇，他不能重蹈“卫星全球导航系统”的覆辙。

“卫星全球导航系统”是1994年利用掩膜微控制器开发的重头产品，用于渔船在海上导航。杨宇全原来估计沿海渔船的设备越来越先进，只需几千元一只的“导航系统”会很受欢迎。但是，他却忽略了对用户知识能力的分析，采用英文版（英文片比中文版易设计和省钱），但渔民却看不懂画满“鸡肠字”的符号和按钮。产品只卖出几只，全部积压在仓库。

新的开发到底定点在哪里呢？

杨宇全拿起电话要召集全体技术人员开会，与母机相连的子机却传出了另一条线路清晰的谈话。他按断电话，饶有趣味地把玩着那只白色的带着一根黑“辫子”的子机。

忽然他兴奋地跳了起来，冲出办公室，对另一位工程师说：“我已经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工程师惊愕地望着他。

“我是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新产品。”杨宇全摇摇手中的电话子机，“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新的用微电脑控制的具有保密功效永不会串线的多子机无绳电话。”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在一念之间形成的。杨宇全决定要研制多子机无绳电话，好像是没经过深思熟虑，但实际上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在脑中转着“该开发什么样的新产品？”这一意念已形成一团迷雾，把他的思路笼罩住了，但思绪的触角却更敏感了，一旦遇到意外的刺激，而又能与他苦思的问题相吻合时，就一下了豁然贯通了。这就像牛顿看到苹果掉在地上而发明万有引力定律是一样的道理。

生产是一个领域，消费是另一个领域，而生产和消费往往处于同床异梦中。如果没有一定的媒介作用，异梦是难以弥合的。杨宇全的每一项开发都是以技术的优势跟市场的需求相结合的，目的性极强。他在电视电影上常看到外国人在家里拖着长长的电话线满屋子走，就感到无绳电话一定很受市场欢迎。他转向通讯产品的目标就是要打入规范的国际市场，信用证一开，产品一出厂，不愁收不回货款。

杨宇全狠狠心松开了拉住美的空调厂和中意空调厂的手。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这自然是个冒险。但市场如战场，不敢冒险的企业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不冒风险便永远得不到所追求的东西。每一件值得做的事都有失败的危险。他也不愿冒险，但世界上不允许有这样的选择。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只有把自己逼上绝境，把全体职工逼上绝境，才能闯出一番天地。

 

·“我从不抱怨环境”

·妻子眼中的“工作狂”

杨宇全小学6年级时，曾获得全班作文最高分，差点儿就被选入《小学生优秀作文精选》。只因为那篇作文实在太棒了，以致于老师怀疑并非出自他的手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还真有可能写出点东西来。如今，命运令他运行到电子行业的轨道上，倒也像冥冥之中有种主宰，不辜负童年时父母交给他沉甸甸的关于无线电的书籍时的一番心血。

谈及环境对人成长的影响，他突然获得灵感似的，用相当清晰的语言相当流畅地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事业空间和自身的资源。但这种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特定的格局、社会环境、历史因素都会对人造成限制。人不能老抱怨环境，老发牢骚认定自己受到特别的不公平待遇。我们这代人的确吃了不少苦，其实上一代和下一代，每一代人都有不幸的一面，都有一些独特的遭遇和悲哀。如果总是沉浸在抱怨情绪里，那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同样的条件下，别人能干到的，自己为什么干不了呢？我们不能把失败归于环境，不能坐等环境好了再干。我们必须利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去作最大的努力，创造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他必定是常常思考人生这一类问题的，否则不会出口成章。

我问起了他的家庭。

他微微有点愧疚。

当初为美的空调厂开发软件，两个月就拿出全套合格的产品，硬是把日本NEC挤出局外，那是以每天平均工作16小时以上为代价的。要令课题组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作，除了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外，组织者必须身体力行作出榜样。“指挥官”不在火线的硬仗是不可能持久的。曾有人笑言他是“技术”官僚，没有脱胎为纯粹的行政管理者，他想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脱胎为纯粹的行政管理者。

杨宇全白天得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无法设计软件，只好等下了班再干。夜了，便把电脑搬回家，有时键盘一敲就直至东方吐白。四个掩膜芯片的软件设计就是这样完成的。

忙成这样，自然就冷落了妻儿。

于是，妻子愤而“控诉”：“你是一个不顾家的工作狂。”

妻原是贵州广播电台播音员，随杨宇全来深圳后就“毁了自己的事业”。好在她也能随遇而安，跟当医生的妹妹合开了一家医疗诊所，不无骄傲地对杨宇全说：“家是我挣钱建设的。”

杨宇全便频频点头表示认帐，内心十分感谢里里外外一把手，又能容忍他“工作狂”的妻子。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约了儿子12点钟在电子大厦对面的麦当劳见面。我盖上笔套，笑着对杨宇全说：“你也该陪陪儿子了。”

在人一生的工作中，没有比做父亲和丈夫或者做母亲和妻子更加艰苦和重要的了。

我们一同下电梯，各自去和儿子度过一段快乐时光。

 

郑宝用，男，31岁，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中央研究部总裁；

李一男，男，25岁，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程控技术部经理。

我最初确定的采访对象是华为公司的总裁任正非。据说，任正非对新闻界从来都是避而不见。他像个绝缘体，至今仍没有哪个记者能成功地单独采访过他。他们似乎把“出头的椽子先烂”的祖宗遗训牢记于心，而他的企业也的确并非靠“吹”而发展壮大的，他喜欢干实事，邮电部有人来深圳了，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他和部下不遗余力，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也要和邮电部的来人联系上。至于新闻界，他视之为“虚”的东西则不加理睬。

当年，华为公司以集体所有制的名义注册，实际上只是由几个人自筹资金合股兴办起来的。短短6年内，这家被市科技局划入“民营”行列的企业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994年销售额为8亿元，1995年将达16亿元，其生产能力、规模与市场覆盖位居同行前列。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也由于编织实现了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在公司所有职工心目中闪烁着无穷的魅力。国内公映“三大战役”时，他下令购票全体观看，甚至打长途电话到上海通知办事处人员必须观看，还得写观后感。上千职工居然无一遗漏，齐齐上了一节“党课”。

任正非的华为公司能从“民营”企业中冲杀出来，从他本人的素质，到市里省里邮电部、电子部的支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不合拍都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景观。1993年，华为公司急需扩展规模，谢非、厉有为到现场视察后，当即拍板划地一块。企业获得成功，前景一片光明时，支持支持，唱唱赞歌，荣誉均分，利益共享，好说好说。企业困难的时候去支持，是要担风险的。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就从来不介入具体事务以“永保正确”。但是，正是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勇于为企业开路的领导站在身后，任正非才能中气十足。

打了十多次电话，都是秘书小姐挡驾，我根本无法跟任正非直接通话。我几乎要把华为公司从采访名单上删除。但当我踏进华为公司的大门，看到这两位年轻人时，所有的不愉悦和挫败感当即一扫而光。

他们年轻得令人羡慕。李一男是华中工学院少年班“神童”，博士，看上去简直像个仍在就读的学生。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不插话时就静静地垂头翻阅一本随手拿来的《体育世界》。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动作，采访对于他来说也许像在开一个无关痛痒的小会，而在不感兴趣的会议上翻翻书容易打发时间。郑宝用则显得成熟和沉稳，但仍令人难以想象他坐的是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他们的履历很清白，从学校到学校然后一步跨入华为至今。他们没有坎坷的经历和太多的挫折，比起“老三届”杨宇全，他们是真正的幸运。他们生逢其时，赶上了可以大显身手的好年代。虽然他们不再需要在蚊叮虫咬苍蝇扑面的环境下“拓荒”，但他们进行的是深圳的“二次创业”，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环境，另一氛围，另一种竞争，另一种威胁。

我一开始还试图维持字正腔圆的循例式的提问，但他们的回答大白话似的，没有那些让人容易生出感慨的语句，就像在随意侃大山。有时，他们会装扮老成，但并不能世故到家。有时，他们会不按规则回答问题或因思维弹跳太过活跃而显得零碎。但没关系，只要有耐心，就能发现这里面有金子。

今天星期六，休息日。但办公室仍晃动着不少忙碌的身影，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技术研讨会。科技行业并不是靠时间的累积来创造成绩的，他们的加班都没有加班费。

令我感受深刻的，还有华为公司随意散发出的文明、礼貌的气氛。在洗手间的门板上，楼下一间公司写的是恶狠狠的“便后不冲水，罚款20元”，华为人写的是“举手之劳，卫生舒适”。在接待科的墙壁上，劝诫吸烟者的标语文雅而幽默：“吐一口烟，你好畅快，别人好难受。”甚至贴在布告、消息栏下一角的“寻书启事”，语气也不愠不恼，丝毫没有责怪“偷书”者的意思，只是请求“归还为感”。

我想，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熏陶出来的人一定个个优雅而自爱。

他们热情地留我用餐，食堂不算太大，靠墙角摆放着一台29寸大彩电，就餐的职员正在边吃边看，在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即日掌厨的厨师的名字和12种荤素菜谱，价格从3元到10元不等，后来听一位司机说职员就餐还能打七析。郑宝用为我打了一个“客饭”，一点猪耳朵丝，一点海带丝外加一点南瓜丝。没有人作陪，我独自一人饱餐了一顿。偶尔吃吃大锅饭，味道真是好极了。

 

·重视人才，但不迁就人才，他们都是从最低层干起的。

假如你是一个博士或者硕士，你能忍受刚进公司就被“不经意”地安排到生产线上当工人，做苦力吗？我想，很多自命不凡的人都会心里嗤笑着拂袖而去。在深圳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应聘到某公司，当即被派干些诸如剪报，搜集材料之类的小事，深感大材小用，于是愤然辞职。

但郑宝用和李一男留了下来。虽然在他们之前和之后都有不少求职者因此而不屑地离去。

问他们当初接受这样的安排时有什么感想，他们都显得很茫然，停顿了一会才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进入华为公司的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无论你有多硬的牌子，无论你从前有过什么显赫的经历，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之于个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只有干活才能有饭吃。”

这似乎是个没有特色的回答。

但没有特色也是一种特色。

起码它不显得矫柔造作。

不久前，我应友人之邀到沙都歌舞厅听歌。席间，他的一位年轻的属下不时张牙舞爪非要强拉我跳舞，且十分失礼地作非份之举，直至我把高跟鞋尖尖的鞋跟对准他的膝盖，准备他再失礼时就毫不客气地踹过去，他才感十分无趣地有所收敛。结帐时因为侍应生的动作慢了一点，他和漂亮迷人的财务小姐便大发雷霆，因为被怠慢而吼叫着要找舞厅经理炒侍应生的鱿鱼。他们都是大学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似乎一点也不懂得该如何尊重别人和尊重自己。当时我抑不住愤怒说了一句：“别太‘串’了，该被炒鱿鱼的是你们！”舞厅内，麦当娜的歌声震耳欲聋，他们对我的话毫无反应。次晨，友人忙不迭失地打电话向我道歉，解释说他们是港方经理聘请的人，他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友人是50年代末的大学毕业生，高级工程师，挺伤感地向我诉说一番世风日下，并表示对年轻一代的不理解和憎厌。

华为公司的总裁任正非也许没有这样的担忧和烦恼。公司里博士、硕士、学士占在职员工的80%以上，平均年龄只有26岁。这些年青人都和郑宝用和李一男一样，尾巴不是神气地高高翘起而是垂下来踏踏实实地做人。

自然也有恃才自傲，狂妄得毫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年轻人。但任正非却有办法令他们俯首称臣，且充分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载满理想的大船推动向前。

人的烦恼在于，他既要坚持掌握自己的命运又要坚持溶合。只有与其它人和物质相接触，兼容并蓄并与其他生命相溶化才能生存。当今青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迫切渴求张扬个性，但同时他们又需要集体，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并不想回归到自身的孤独中，如果要回归，那也如同一头四处觅食的野兽，不过是回窝里歇歇脚，还准备再出去。

李一男学的专业并非电话数字交换机，但进入华为公司后，先求合理生存，再求合理发展，甘心从小事情做起，然后在实践中触类旁通，短短两年，已能独挡一面。这种成材模式可以给那种高不成，低不就，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做的人一种启示，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件所谓的小事情，把它视作磨炼自己的一次绝好机会，那么先干小事就先干小事呗，事在人为，只要把小事做得有声有色，极富光采，就能踏上成功的运程。如果一个博士生连厕所都能打扫得纤尘不染，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的了。

在华为公司，有一条没有列入条文的规则：“不能有个人的自留地，但可以有小团体。”个人自留地指的是个人技术的保留和专用；小团体指的是类似于自发的学习小组，研究小组，课题小组的小圈子。在评价一个人的成绩时，首先得看他是否能带动一帮人进步。一个项目经理如果什么都是自己大包大揽，独自完成的话他就会遭到撤职。

在这样一种评价系统里，每一个职员都融化成公司血脉里的一滴血，这是否意味着泯灭个性呢？

李一男自有一番感受：在科研工作中，每个人单独抽出来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须融进集体的创造中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能耐。他在一个陌生的领域从头学起，如果没有和谐的大环境是难成气候的。在这里，不反对任何人学任何知识，把项目的需要和个人的意愿相结合，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如果你想调换部门，OK，请讲出道理，只要能令你有更大的发展，没有人会阻挠你的。

郑宝用和李一男不厌其烦地重复“集体”、“团结协作”这一类似乎挺“老土”的词儿，集体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是每个企业最基本的东西。看得出他们是真心实意热爱这个集体的。在这个集体里，他们找到了既能张扬个性又能有匿身于集体的安全感。

 

·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

1994年金秋10月，北京。“九四国际通信博览会”上，一面光耀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国际展厅升起。

华为公司通过美国办事处直接向美国展览公司购买了一个近200平方米的展位。从2号馆到5号、8号馆，AT＆T、阿尔卡特、西门子、爱立信、南韩之星……通讯行业中著名的外国公司云集一堂。要在大舞台上与世界级强手角逐，还真需要点勇气。但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迟一点，不如早一点。华为公司亮出了自己的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

26日晚，邮电部部长吴基传陪同邹家华副总理满脸春风地走近华为公司展区。吴基传一见任正非，有些兴奋地说：“老任，您简单一些，向家华同志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

任正非连说带比划介绍了万门机、7号信令、集中维护后，把邹家华和吴基传领到电路展板前。他指着华为人自己设计的硬件和0.5微米艺芯片还没说话，邹家华便诙谐地说：“我知道了，芯片是你们自己设计，在美国加工的。”引起一阵轻快的笑声。

华为跻身于国际展区引起各方面的注目。前来参观的客人络绎不绝，常常把展台前挤得水泄不通。有许多客人是领着新的客人再次来到展区，并主动帮忙解说华为公司产品的特点。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水乳交融，连国外参展商的总裁们也忍不住走来一睹为快。当他们看到印有华为标志的ASIC专用芯片，光接口板，32K×32K网络芯片以及采用光纤直接将交换模块相联，设备的背面连接整齐、简洁时，不由得赞叹：“你们确实是一流水平，中国人已经赶上来了。”美国休斯公司华籍职员林洛绪女士了解到所有的产品都是华为公司自己开发设计的，兴奋不已，含着眼泪把相机递给同伴，站在“中国要发展，唯有靠自强”的广告牌下留影。

华为成功了，但郑宝用却感到沉重。他向我解释道：“当初创业阶段，公司只有10来人，生产规模小，万一有什么不妥，转向经营损失也不会太大，用不着担心公司会不会垮掉的问题。但现在公司发展到1400名职员，后面有几千名家属，还有各界支持我们的朋友，还有市场，都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逼迫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刚开始我们可以保持每年100%－200%的增长速度，但现在规模大了，要保持这个速度就很难了。”

李一男也颇有同感地附和：“我看任总这两年就比前几年辛苦得多。”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竞争时代，这个时代既不同昔日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同于本世纪前半期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早已冲破国界，成为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这种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度外。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更令以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为特点的经济竞争空前激烈。一位国际经营专家曾经感叹道：“刚才还是小孩，转眼已是老人，一眨眼功夫，市场就可能没有了。”

在这样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巨大的机会和严峻的挑战是同时并存的。

讲到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郑宝用的话多了起来。他认为，中国科技产业与外国竞争处于明显的劣势。西方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企业的市场发展，从AT＆T到南韩的TDX无一不是通过政府出面才进入中国市场的，而他们的市场是绝对封闭的，包括他们政治盟友的交换机也不能进入他们的网。而我国的企业长期没有人管，买方代表团出国考察，连纪委、监委都出去了，就是没有一个团带过厂家。厂家自己出去，则只能在一些芯片厂参观，很难到同行公司略窥一豹。由于我国高科技产业一直得不到政府的强化干预，只能自生自灭，自然发展，在生产规模，资金规模，科研费用的投入等等都难以与国外的大公司匹敌。同时，中国的通讯市场是个开放的市场，国外原装进口的程控交换机可使用商业贷款，还享受免除关税、增值税的优惠，致使国外一些厂家宁可牺牲中国的子公司也要把原装机大量倾销中国。美国AT＆T公司为了打入中国市场，不惜采取先给予用户使用3年再付款的营销策略。而国内企业得承受全部高额税收，没有进出口权，又很难获得国家信贷支持进行更新改造，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

上帝在给人一分压力的时候，也给予人一分动力。尚未成熟之际即直接承受世界实力最强的大公司的挤压，华为的年轻人表现出的是一种笨鸟先飞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外国公司的高级技术员每天实际上只用干2～3小时的活就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去娱乐、去休息，而郑宝用、李一男他们则每天干十几小时的活，碰到难题，想破脑袋也要钻下去。每年，得出一代新产品；每两个月，得有突破性的技术改进。压力越大，弹跳力就越大，与大公司抗衡的能力就越大。

我读到了华为人豪情溢于言表的誓词：

脚踏着先辈世代繁荣的梦想

背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诚实向上的力量

瞄准美国的先进技术

紧随日本的优良管理

依据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高水平、高素质地建设自己的队伍

更好地服务于祖国和人民

1994年6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听取华为公司的汇报时看到这首诗，提议加上一条：

要学习德意志民族的一丝不苟的实干精神

有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家业，什么样的“天下”保不住呢？

 

·“大锅饭”与雷锋、焦裕禄精神

郑宝用忽然出语惊人：“我觉得大锅饭还是挺香的。”

江泽民曾经肯定华为公司充满活力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肯定华为公司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方面所作出的有益探索；肯定华为公司坚持集体奋斗而产生的一系列效果。这一切，怎么能跟“大锅饭”扯上关系呢？

“大锅饭”的实质是低工资剥削高工资，或者说是低能力者剥削高能力者。但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支撑起来的，它必须靠大家团结协作才能获取进步。在管理学上，日本人比较严谨、无情，美国人则比较宽松、缓和。照搬哪一种模式都会令人恍如穿上不合脚的鞋子。华为公司的管理体系包括分配机制，实际上揉合了东西方的经验和自身的需要。在这个管理体系里，激励机制起主导作用。比如今天你当副老总，明天很可能会被易位，这是很正常的，能者居之，机会均等。工作不分贵贱，大学生可以当司机，如果同时能担负起公司的对外宣传工作，工资不会低于工程师。同时，这个管理体系一切都显得更加人道主义，比如同一层次的职员拿的工资奖金相差不会太大，因为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且这里鼓励集体进步，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大锅饭”成为一种创造和谐宽松气氛的润滑剂。

郑宝用深思熟虑地说：“重奖是一种管理方法，但只是暂时的画饼充饥，它可能令有成就者获得更大的成就，也可能令有成就者从此窒息退步。因为重奖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分裂，会破坏集体精神。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进步是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细水长流的。一个成果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如果只落在某个最终成功者身上，就会引起众人的愤愤不平，除非这个成果百分之百是你一个人独立干出来的。重奖也体现了社会和某些领导人对科技人员的重视，但领了奖的人如果把钱分了，还不如当初就把钱多奖励一些人；如果他一个人‘独吞’了，身边的人会想，凭什么工作大家干，钱你一个人拿？珠海那几个获重奖的人现在境遇都不太好。其实，科技人员最需要的是能够平等和谐发展的环境，并不一定要什么重奖。”

他还讲述了一件事。他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同学从海外学成归来，单位十分重视，即刻提升为教授，既分房又配置一辆进口车，这下子把他推至鹤立鸡群的位置，别人都拒不合作，他无法展开工作，只好怏怏地重新离开祖国。郑宝用说：“要留住人才，靠的不是对个人的特殊政策，靠的不是一辆进口的小汽车。”

我想起了一句联合国人士用来形容中国改革的西方谚语：“SAIL IN UNCHARTED WATER”（在未经探索和绘图的水域航行）。中国改革的推进肯定不可避免地使原来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重大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增进绝不会是均等的，有时会使一部分人在一个方向失去一些利益而在另一个方向得到另一些利益。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认识和争取从全民族到每个人的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在我国的分配体制上，“大锅饭”有着深远流长的渊源。在“大锅饭”被彻底摒弃的今天，郑宝用忽然重提“大锅饭”，并称之可以创造人道的和谐的事业环境，是否是一种无奈的心绪抑或是“共同富裕”美好理想的折射？尽管他口中的“大锅饭”并非是旧日“大锅饭”的简单延续。

我问：“凭你们的技术实力和工作能力，如果离开华为，是否能赚到更多的钱？”

郑宝用笑笑：“自然也有人出高薪来挖我，华为也有不少人材因此而流走。但对于事业的追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并不比那些出国的、跳槽到外资公司的冲着高薪离去的人高尚，我只是认为华为的环境最适合我。”

人们一旦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就不再挑剔了。人只有做自我心灵深处想做的事时他才是自由人。也许应该这么说，人只有在衣食无忧的物质基础上干心爱的事业才是最快乐的。

郑宝用和李一男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的总裁任正非除了看重塑造企业精神之外，并未忽略托起精神世界的物质基础。他们的薪酬不低于深圳任何一家同行业公司。据说，1993年华为一位副老总的年薪为十几万，而职员的平均收入达6000元（也许，税务局会因此找上门？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我以稍加保守的口气问张宝用：“你们一年平均月薪超过5000元吗？”

“不止这个数，”他也有点“保守”地回答，他指指李一男，“他也不止拿这个数。”

尽管他们的薪酬已不算低，但在中国，真正便宜的是智力劳动力。香港养一个高科技人才每年得花十几万美金。相对而言，郑宝用他们的薪酬又太过微薄了。

他们忽然正儿八经地说起雷锋、焦裕禄精神。工作投入，干活不计报酬，互相帮助等“平凡”的语言从他们口中自然地流出。

我有点惊诧地望着他们。

平静、自然，好像雷锋、焦裕禄精神已注入他们的骨髓。

这一代大学生，曾经流行60分万岁，曾经整天把“没意思”挂在嘴边，曾经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紧握住梦的手”，泡“九三学社（早睡至9点，午后睡至3点）”，“研究（烟酒）54号文件（扑克牌）”，“去工地搬砖修长城（麻将）”。考试过不了关，就作弊。

他们曾令许多忧国忧民之士发出悲叹：“谁来托起中国明日的太阳？”

一个民族要复兴，就应该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凝聚力，有一种共度时艰的民气，有一种舍己报国的精神。今年日元升值，日本一些公司的职员自愿加班，很快挺过了最初的冲击波。中国的改革时至今日仍然举步维艰，支撑着我们的不是“没有意思”的颓丧萎靡，而是精忠报国的激越昂扬。

望着郑宝用、李一男年轻而沉静的脸庞，我感到振奋，在他们身后，整整的新一代在成长，他们完全有能力托起“中国明日的太阳”。

 

后　记

 

凌晨苍茫时分，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句号。一方面，我为今天终于可以交稿舒了一口气；另一方面，我又为文中的几个人物而久久兴奋着。他们的形象不是我塑造的，这不是小说，我无权虚构。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自己。与真实的他们相比，任何虚构的人物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许，在文章的末尾来这么一段显得画蛇添足，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几句。

他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荣誉带给他们的往往是灾难。但他们很善良，对于这篇并不能在他们的头顶涂抹光圈的文章给予了真诚的支持，我衷心地感激他们。我每次见到他们，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还是假日，他们都在工作着。在他们身上深深地烙着为祖国献出一切的印儿，有的人就真的献出了正值壮年的生命。

他们没有一个人炒股票，他们都不知道时下深圳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深圳又在流行什么“热”。他们都不富有但又很富有。他们的富有隐存在心灵深处。

在与他们倾谈的时候，我想到了盐。人们在品尝一道名贵的菜肴时也许不会意识到人体最需要的其实是盐，也不会意识到如果没有盐，一切美味佳肴就不成其为美味佳肴。人们在追逐各式各样超群拔萃的明星和英雄时，常常会忘记那些默默地耕耘、慷慨地奉献、坚韧地奋斗的普通人。这些人像盐一样，到处都有，到处都需要，却因为“价廉”而不使人们以为贵。我能与之倾谈的，只是在盐海中采撷的几朵晶莹的浪花。在我的采访名单上，还有一长串“不出名”的名字。他们和文中的主人公一样，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的社会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5月26日，适逢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时代赋予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期待和厚望，但对于我的主人公来说，“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他们需要更多更具体的东西，比如资金，比如健康的、规范的市场机制。但无论如何，有这么一种“高捧科技”的氛围总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匆匆地接受完我的采访，又匆匆地走着他们的路。他们很快会把我遗忘的，但我却不会也不能遗忘他们。

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不会遗忘他们的。

 

1995．2

 

 

 

 

妹妹你小心地往前走

 

 

 

又有行动了

阳春四月的一天，阳光温暖柔和，早晨醒来时头清目明，心情莫名的愉快。8点半，我刚刚冲了一杯咖啡，把两片葡萄吐司放进微波炉里，CALL机便急促地滴滴滴叫。我喝了一口咖啡，烫得嘘一下舌头，拿起电话复机。

是罗岗派出所的副所长马锦荣。他的嗓门有点嘶哑，可能是因为熬夜的缘故，话说得简单明了：“今天我们所的两名干警要去陆丰解救被拐卖的打工妹，我们需要一个女干部同行，你愿意去吗？”

我愉快的心情被中断了。

因为正在采写一部布吉镇的报告文学，曾经采访过罗岗派出所，没想到马副所长保留了我的名片，这会儿算是“报料”。

事出突然，我迟疑了一下，问：“什么时候走？”

马副所长说：“现在。你要是愿意去的话，马上来派出所与干警汇集。”

我找不出理由拒绝，说：“行。”

“那我们等你。”马副所长收了线。

我一边抓紧时间把面包片往嘴里填一边给杂志社老总打电话，老总没有反对。放下电话，我用手背抹了一下嘴，抓起装有采访本的手袋就出了门。

在罗岗派出所，我见到了两位即将出发的干警。一位叫洪信华，年龄与我相近，长得英气勃勃，威风凛凛，举止轻捷，脸上流露出当干警多年训练出来的果断和自信。他告诉我他已经参加过两次解救行动，颇有经验，令我感到安心。另一位叫陈乃俊，刚出警校大门不久，瘦高个头，皮肤白得像雪，显得羸弱一些，但言行充满理想，充满初生牛犊的无所畏惧的豪情，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洪信华交给我一只档案袋，里面装着的是被拐卖的打工妹的资料。我刚要抽出来看，洪信华说，路上再看吧。我们得出发了。

去也匆匆。洪信华说，如果不塞车，深圳到陆丰县只需要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但被拐的打工妹大都被卖到偏僻的山村，无法预料得费多长时间才能找到她们。我蓦然发现自己毫无准备——甚至没有想到当天肯定回不来，连一条洗脸毛巾都没带。在踏上车门的瞬间，我有种异样的紧张感觉，好像要去的是一个战场。

车子是部老掉牙的吉普，后面只有一排座，再后面就是放行李的小架。我不知道这趟要是解救了几位打工妹，怎么塞得进这辆车。老吉普驶出不到半个小时，就出了毛病，弄来弄去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洪信华的神色忽然有了点不安，说：“出门不利，兆头不好。”

我的心就给什么挠了一下似的，连洪信华都意识到此行多少会有险阻。我听过一句民谣：“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说的是海陆丰人的厉害可比天上的雷公。以往解救妇女的过程多会遭遇村民围攻，发生过公安警车被推翻，派出所长被推落鱼塘的惊险情节。

我掩饰自己的心情故作轻松地说：“这只是千里行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陈乃俊跟着戏言：“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还有大插曲。”

洪信华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救她一两个回来。”又问司机小陈：“这车能熬住吧？”

小陈说：“没问题。”

“那我们继续赶路。”洪信华的眼神坚定起来。

我想，这一趟肯定不会空跑的，因为我感到了两位干警还有司机的决心和力量。

车进入海丰境内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我惊讶地发现窗外灿烂的阳光忽然被浓浓的雾霭所遮蔽，远近景色一片朦胧。以为变天了。可前行不到10分钟，天色又豁然开朗，目光所及的海面波光粼粼，蔚为壮观，奇特而美丽的风光带给我一丝享受的感觉。

车子在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上奔驰。我望着一掠而过的广袤的田野，山青水秀，刚插上秧苗的水田连绵不绝。很难想象在这片如锦如绣、秀美温柔的土地上，竟会上演着一出出把人当作牲口买卖的天理难容之事。

到达陆丰县城已经暮色苍茫，洪建华领着我们寻店投宿。当我们穿过一家灯光昏暗的歌舞厅时，几十个华衣红唇的女子黑鸦鸦的一片或坐或站在门口招徕客人，触目惊心。

洪信华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来救她们，她们却自甘堕落。”

饭后，洪信华和陈乃俊拿出档案里的资料，细细分析，研究和确定明天的解救目标。

“看看这些信吧，读几行你就会想哭。”

洪信华递给我几封被拐卖女子的求救信，脸色有点激动。我蓦然发现这个刚毅的硬汉身上，还藏着一副菩萨心肠。

陈乃俊挑出一个名叫欧群英的资料，说：“大多数女孩都只知道大概的被卖方向，要寻她们真像是大海捞针，只有这个欧群英有具体的落脚点，我们可以先救她。”

陈乃俊的脸上也有一种恻隐之情。他刚出警校的大门就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类丑恶。他那洁净的额头还未被岁月刻下一丝印痕，眉宇间拧着一股正在积蓄之中的正义之气，一双大眼饱蕴着无邪的天真挚情，充满了对不幸的打工妹的同情。

大家一致决定以解救欧群英为突破点，再顺藤摸瓜探听其他被拐卖女子的消息。

洪信华再三叮嘱我：“你一定要跟着我们，千万别掉队，小心危险。”还要我不要暴露记者身份，就说是妇联干部。

司机小陈就笑：“别给老乡抢了去做老婆。”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行动，不由得兴奋、害怕、担心等等情绪交杂一起。

 

血泪家书

夜深了，我睡不着，就翻来覆去地看洪信华他们留给我的资料。被拐卖妇女的名单很长，大多是川妹子、湘妹子和河南妹。她们满怀着淘金梦南下寻工作，却不想轻易地就被人骗卖了。我徐徐展开那几张写满歪歪斜斜字句的信。

艳春：

你好！工作忙吗？

艳春，我一提笔就好想哭，眼泪像豆子一样滚下来。从那天晚上和何玉还有你姐鲜艳，我们在伏秋那里玩得多开心，可是现在没有那一天了。我现在正想念你们，那天早上我和鲜艳走的时候，友扬她还买了米粉给我俩吃。吃完粉以后，就到何玉那里拿被子，没有拿到，我和鲜艳说中午再拿。

把被子送到真安电子厂，我们就一个（人）交了50元钱和相片，还有身份证和未婚证。交了后，她（工厂的人）就要我们下午上班，不知有什么鬼好像要我俩个人坐（在）那里玩。就有两个表（婊）子走来。她问我在那（哪）个厂做，我说在电子厂。她问有多少钱一个月，我说有400多。她说才这么点，我那制衣厂有600元一个月，还包吃。她说是我们老乡。我俩个本来没有相信她，就说走（到）她宿舍看一下。谁知她就要（我们）两个人跟她去搬机，要我们上车。我俩人总是这么想，说她是骗子，口里不能说出来。从早上11点坐车，就（到）下午天黑了才到。可那里面，都是老男人，要是你一跑，他们就会打死我俩。没办法，（她）不是（光）骗我俩个，骗了很多，她骗来给别人做老婆。艳春，我现在和你姐已经是这一步了，不同意，也要同意。我卖在（被卖到）路风（陆丰），你姐卖在（被卖到）海风（海丰）。我不知两个人离开有多远。艳春，我卖在（被卖到）这里到（倒）对我好，不知你姐好还是不好。

艳春，现在我把事情都说明了，请你到真安电子厂把被子、毯子、床面都拿到你这（那）里收好，还有我俩人的身份证和未婚证。你去那里说周金爱和红英被别人骗走了，叫我来拿东西，她一定会给你。我现在没一点心情写信，身（心）里总是好乱，想起来就好（想）哭。下次再谈。

我爸妈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急死。

                                          红英 笔

                                      1995年1月8号

红英的信写得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划，没有涂抹过的痕迹，看上去写得很从容。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悲哀和无奈，使人跟她一样“好想哭”。

我又挑拣出一封字迹了草，字体却挺漂亮的信，细读下去，心情越绷越紧。

哥：

你们好！

很久没有彼此的音讯了，我好想你们。家中亦肯定急如火眉（火烧眉毛），可我实在迫于无奈啊！

哥，你们永远也无法想象我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厄运。也许我命该如此。一年一晃又过去了，时间紧迫，我是偷偷地在给你们写信。因为我被人抢来卖到了这里。接信后你们两个立即从布吉租一辆的士来这里接我出去，因为我是跑不掉的。租车大概几百元左右。请记住，一定要快！！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她是四川的。不过，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包括家里我的情况。拜托了，哥哥！这里是广东省汕头市惠来县鳌江镇澳上村，你租车来的时候一定要在白天，在十五号那一天一定要来！那一天我会到马路上来等你的。如果没有碰上我，你就顺着马路开上去，那里是街上，那里有两条马路，其中一条马路的旁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澳上村”几个字的。你顺着上去有一个发廊，最上面是一个女的开的，她丈夫是卖鸭肉的，到时你问一下就知道，就说是她的亲人。她的发廊在左手边，很小。如果那时候她已回家，你就顺着原路回来，我就住在马路旁边。总之，你不要向别人打听我的名字，更不能让人知道、发觉，那样我们就死定了！切记啊！

路线：布吉——葵潭——鳌江澳上

哥，一定来啊！我好想你们。

一切等脱了险后再谈！

钱你们要多带一些，出来后我会还你们的。一定要租车，你可以找小子商量一下，总之十五号一定要来！！！

再见！

                                      妹：英草

                                       1995，元，1日

又是一个叫“英”的女孩。可以想象这个女孩有挺高的文化程度，非常的聪明和细心，算得上有智有谋。她怎么被骗的？她的计划实现没有？她成功逃脱了吗？她现在怎样了？一切都是个谜。

还有一封特殊的来信引起我的注意。

长官们，

你们好！

很久，很久就想写出我的不平，因种种原因而不敢写，今天，我不得不写了。

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再（在）广州、惠来一带，有很多外省女孩被卖再（到）我村。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大的30岁，最小的15岁，正是花一般的时候。然而谁个知道她们的生活、身、心有多苦。（村里的男人）有的老得要进土了还去卖（买），有的卖（买）来玩玩又买（卖）掉，或是向（像）换衣服一样的换掉。她们有的因屈于其家人的恶，有的绝食，有的逃又逃不走，还有的当了妈妈，还有的家乡亲人来过，想换取自由，又舍不得孩子。亲人来过的，更怕，怕走出（了）以后亲人的面都别想看到，更有的因多种原因花了男方很多钱而不敢动。也许你们不会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最多的是沃（澳）上村，100多人，最凶的是甲子、海陆（丰）、汕尾。长官们，救救她们吧！不要让那一个个包（饱）受了多日冤屈的花朵枯委（萎）。

                                           同情女

    这个连买卖二字都分不清的“同情女”写出这封给“长官们”的信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她有着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啊。我猜不出她的年龄，但感觉上是个受尽苦难的上一辈。我心里洋溢起一股难以言传的情绪，明天无论遇到什么，只要有求救的呼号，我都要迎上前去。

 

进 村

欧群英的线索是由她的妹妹提供的。前天，一位打工妹满脸愁云又心急火燎地向罗岗派出所报案，说其姐欧群英于8日前失踪，这天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已被拐到陆丰县南塘镇长湖村，卖给了一位名叫魏延平的村民为妻，呼唤报警求救。洪信华认为，如果没有当地警方的支持，连找到这个小村子都是困难的，更别说找人了。而且，我们一行没有一人能听懂当地方言，开着深圳车牌的车，一看就是外地人，问路都可能无人搭理。所以，次日一早，我们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便急匆匆先赶到海丰县公安局要求协助，一位刑警队长在介绍信的反面签上“请南塘派出所大力协助”的意见后加盖公章，稍聊几句，我们便抓紧时间驱车前往南塘镇。

我们赶在中午下班之前到达南塘派出所。所长不在，几位年轻的干警一个劲地叫我们先去吃饭，待他们查明龙湖村有没有魏延平这个人。洪信华说了好多次要等所长回来，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我们只好先去吃饭。一位当地年轻干警热情地陪同，领我们到了一间小餐厅。

这顿午饭吃得忐忑不安，总担心当地派出所是否会真诚协助。

饭后，回到南塘派出所，终于见到了所长李文豪。

李文豪一开口说话，我们悬着的心就安定下来了。

“我们正在找龙湖村的支部书记，得让他领我们到村民家。我们不能惊动村民，以防他们把人转移走。那个妹仔提供的线索有误，我们查过了龙湖村3000多人的户籍名单，也没有查到魏延平这个人。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村里看看，这条村子全村人都姓魏。”

正说着，一个干警进来报告：“村支书正在家里与几位村委委员在记账。”

李文豪一听，蓦地站起来，手一挥：“立即行动！”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几乎在小跑，我得疾跑才能追上。李文豪箭步如飞，边走边说：“我骑摩托车先赶到村支书家，没有他办不成事，得堵住他。你们尾随而来，行动一定要利索，一旦救到人即刻撤离，千万不要逗留，以防与村民发生冲突。”

烈日当空，尘土飞扬。望着李文豪驾驶着摩托车在前头奔驰的身影，洪信华对陈乃俊赞叹道：“领导冲锋在前，手下定无弱兵。”

南塘派出所的警车和我们的老吉普一前一后接近了龙湖村。离村庄还有一段路，警车便停了下来，谨慎地把车头调转向着村外，随时准备“跑”。我们下了车，像偷袭一样尽量悄无声息地进村。绕过几幢房子，潜进了村支书家。

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被李文豪所长堵在屋里，正在说话。

“没有魏延平这个人。”村支书和村干部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真的没有。”

李文豪说：“你们不要搞保护主义噢。”

村支书说：“没有，我们没有。”

据说有些村干部一听说来了解救被拐妇女的警察，就通风报信要人转移。情况紧迫的还动用村里的大喇叭喊：“警察来了，快把老婆藏好！”

洪信华见村支书几个不像有猫腻，就问：“没有魏延平这个名，那同音字呢？别音字呢？近音字呢？外地妹仔听不懂本地话，有可能传达错。”

几个村干部就作思索状，用本地话交流了几句。村支书想了想说：“倒是有个叫魏延东的青年，去年曾买过一个老婆被解救走了，会不会又是他？”

魏延平——魏延东，对上了两个字。

李文豪当机立断：“去他家看看，我抄小路先赶过去把人截住，你们开车绕村后走。”

我们出了支书家，一个个跳上车。一直在车上警戒着的司机小陈边启动车子边说：“刚才我听到那边大树下有两个女孩在讲普通话。”

讲普通话的肯定不是本地人。陈乃俊说：“那你怎么不问问她？”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穿粉红花衬衫的女孩从侧旁斜冲出来，猛扑到我们的车头前跪下，连连磕头，口里大声喊着：“救救我！救救我！”

我惊呆了！刹那间事情来得这么突然，犹如电影上的镜头一样难以置信。我反应过来，手往外一指：“快！快！这一个肯定是！”

车下已有人撵上前拉扯女孩，女孩奋力挣扎着。

说这时迟，那时快，洪信华和陈乃俊动作迅疾地跳下车，扶起女孩就要往车上送。

一位满脸皱纹、又干又瘦的老农一边嚷嚷着一边拼命上前抢夺女孩，依稀听懂他在冲着我们连喊带比划那是他的儿媳妇，他花了3000元买的，他指望她给他家传宗接代……一位当地干警截住他，两人还扭在一起。老农抚着蹭红的脖子焦急地争辩着什么。他说得又急又快时，我又一句都听不懂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腾起了一股怜惜之情，真不想伤害这些可怜的农民，可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少女陷入买卖婚姻的牢笼。

远远看见有人拿着锄头扁担一类的工具向这边跑来。我们不敢纠缠过久，吓退那位老农之后即刻上车离去。

被救上车的女孩身子犹在发抖。我握住她的手，对她说：“别怕，你现在安全了。”

洪信华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欧秀云，是在6日前和一位同伴一道被拐卖到这里来的。洪信华又问她的同伴被卖到哪里，她惊魂未定地摇摇头。洪信华又问她知不知道村里还有没有其他被拐卖的女子，她颤抖着声音说：“好多好多啊！”但是她一直被关在屋里不能出门，只能在窗前与过路人搭话，所以说不出其他被拐女子的住处。

在当地干警的引路下，老吉普从村后绕到魏延东家附近。经过刚才一幕，想不惊动村民看来不可能了，眼下，只有在村民还没有围上来之前速战速决。

我们飞快地进入魏延东家。

整洁宽敞的客厅里，摆着电视机、收录机，精致的茶具；天井摆满了海产品；房子也挺新的，有多间房间。挺好的生活条件，绝不像娶不到老婆的人家。

李文豪正用本地话与魏家人交谈。魏家人见我们进来，满脸笑容，又是让坐又是敬茶。我发现夹在人群中有位矮小的女子眼睛红红地望着我。我走上前，小声问：“你就是欧群英吧？”

她点点头。

我马上问：“你愿意跟我们走吗？”

她显得茫然地重复一句：“跟你们走啊？”

也许是太突然，也许是害怕，也许是不相信，欧群英的反应不是喜出望外而是迟疑。

我说：“我们是深圳罗岗派出所来的，是接到你妹妹的报案来解救你的。”

“啊……！”

那边，李文豪和洪信华他们也已证实这就是求救的欧群英。稍顷，李文豪突然说声“走！”洪信华和陈乃俊便护着我拉住欧群英就往外走。欧群英这才如梦方醒似地说：“我要换双鞋。”

她脚上穿的是拖鞋。

洪信华一把推她出门：“还换什么鞋，走吧！”

屋里忽然乱成一团。开始还脸带笑容的魏家人一见我们要把人带走，就急了，本能的想动手抢回。

混乱中，我拉着欧群英在多位干警的护卫下仓促地穿过村间小道撤向吉普车。李文豪殿后，不停地对村民宣传政策，讲道理。我心生敬佩，如果不是他，我们此次行动过程不堪想象。

边撤边向欧群英打听村里其他被拐卖女子的情况，她也像欧秀云那样颤抖着一迭声说：“好多好多啊！”

我忽然觉得气馁。我们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我们不可能也根本无法把那“好多好多”全部解救出来。

回到南塘派出所，李文豪所长才松驰下来与我们喝杯茶，聊聊天。他对我说：“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只要有求救的，我们都100%的解救。去年，我们解救了50名，今年春节到现在，已解救了15名。”

无论如何，李文豪所长对深圳的同行算是有交待了。

可是，两个女孩那句颤抖着声音的“好多好多”一直在我的耳畔萦回。我拿着那份没有具体去向的被拐卖女子的名单，就像托着一个沉重的铅球。

 

“我该怎么办？”

陈乃俊为两位被解救女子落过口供之后，已是傍晚时分。洪信华不打算当天赶回深圳，那样太急了，万一夜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坏车什么的，可不好应付。我们又在海丰住了一个晚上。

这天晚上，我和欧群英、欧秀云两人同住一间加了一张床的双人房。经过下午的接触和一起吃晚饭的交谈，她们对我已慢慢消除了陌生感和羞涩。洗过澡，坐在各自的床上，我说，我们聊聊吧。

她们见我“聊聊”还拿个本子记录，好奇怪。欧群英比欧秀云老成，说：“你不是妇联干部，你是记者吧？”

我觉得再没有必要骗她们，就点点头。

她又问：“你要把我们的事写出来吗？”

我说：“可以吗？”

“要印在报纸上？”

我又点点头。我解释说：“我写你们的故事是为了让更多的打工妹知道你们的故事之后能提高警惕，不再遭遇像你们一样的不幸。我不会写你们的真名字的。”

欧秀云说：“是啊，叫她们别像我们这么傻。”

欧群英却追问：“真的不写我们的名字？”

“不写。文章内容要真，名字可以用化名。我不会让你们再受伤害。”

“你是为了写文章才来救我们的？”

“不是。”

真的不是。我没有更多向她们解释，多写一篇文章或少写一篇文章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之所以要记录，是因为我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我确实有股冲动，要把她们的遭遇告知世人，并且对所有像她们一样拥有青春年华、充满对繁华世界的向往和求取富裕日子的打工妹说一声：妹妹，在往前走的时候，要小心，再小心。

她们开始回忆被骗的一幕。我惊奇地发现，她们的被骗过程竟是如此的简单和雷同——都是因为寻工作而被两位同性老乡骗上中巴，直奔陆丰县南塘镇，而后转乘在此接应的摩托车上山，在人迹罕到的偏僻树林里被搜身劫掠之后等候买主。早上9点被骗离深圳布吉，晚上10点就分别以2800元和2500元的价钱卖出。

我问欧群英：“你到深圳多久了？”

“两年了。”

“以前听说过打工妹被拐卖的事情吗？”

“听说过。”

“看见过派出所张贴的‘给打工妹的一封信’吗？上面可是叫你们不要轻易相信人贩子介绍工作的陷阱的。”

欧群英辩解说：“她们是老乡，长得也蛮老实的，不像骗子。”

欧秀云也说：“就是。”

我说：“你们也不想想，真有那么大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如果真有那样钱又多福利又好的工作，她们干嘛不介绍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反而在街上随便介绍给你们？还说不收介绍费？”

欧群英叹口气，“总之是鬼迷心窍了吧。”

不是鬼迷心窍，是一种侥幸心理。总是怀着一丝碰到好运气的期待，希望从天而降的满嘴甜言蜜语的“老乡”是“贵人”，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淘金的梦想。我真想骂欧群英一句，年仅16岁的欧秀云春节后第一次来深圳，分不清东西南北让人骗了还情有可原的话，已经20多岁在深圳打了两年工的欧群英还给人骗了就得怪她自己了。

欧秀云忽然吞吞吐吐地问：“我会不会‘有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问：“你给买主‘那个’了吗？”

欧秀云圆圆的脸上竟绽开红云：“他们家里人捉住我的手脚让他……”

我的心里像堵上了什么，“你是说他们一家人帮着他强奸你？”

“他说他是我的‘老公’，我要给他生孩子。”

“你愿意他做你‘老公’吗？”

欧秀云的脸上复又出现茫茫然的神态。过了一会，她又说：“其实他也不坏，就是有点呆呆的。”

我感觉到她心里某种微妙的情愫，我问：“你是不是有点想他？”

欧秀云摇摇头，又点点头。

我转而问欧群英：“你呢？你现在的心情怎样？”

欧群英说：“我现在心情很轻松，可是……又好像有点放心不下……他的心很好……嗯，他打动了我。”

我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相差几岁的女孩竟又有了一个惊人的雷同——都对买她们为妻的“夫家”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和依恋！我忽然想起白天解救欧群英的时候她的“迟钝”反应，那是她在跟不跟我们走之间作艰难的选择！

我不禁问：“那你们到底愿不愿意被解救？”

她们都没有马上回答。看来，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过了一会，她们又说：“我们运气好，买给了好人家。”

的确，她们相对幸运，没有遭到毒打、轮奸，没有被卖到发廊和一些地下色情场所当妓女。她们被带到山上偏僻秘密的“买卖点”时，被扯住头发威胁：“你听不听话？听话就卖给20岁的，不听话就卖给50岁的。”她们只好“听话”。“听话”果然带来好处，她们的买主都是年轻人，而且对她们挺好的。欧群英的“丈夫”甚至让她外出打电话（这样我们才循迹寻来）；欧秀云的“丈夫”除了怕她逃走而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外，并没有动粗虐待——除了“新婚之夜”一家人帮着她“圆房”。人贩子把她们卖给村民后，居然还负责到底，三天两头来视察，看她们是否“听话”，若遭买主“投诉”，她们会被威胁要转卖给又老又残的农民或卖到发廊做“鸡”。无奈之中，她们乖乖地做了别人的“老婆”。

欧群英在说起她的“丈夫”时满怀感情：“他真的对我挺好的。买回去的头两天，他都没有碰我，让我睡床上，他睡地铺。我问他是不是有点怕我，不敢靠近我。他说是的。他很老实，告诉我他娶过一个女孩子（其实是买过一个女孩子），后来跑了。我问他怕不怕我跑。他说怕，又说如果我也跑了，他就再也不娶了。他说他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了一个又一个。我说要他带我去上街，他答应了，我说要给我妹妹打电话，他也没有反对……前天晚上停电，他见我坐在床上，问我，你低着头干什么？我说，低头思故乡。他说，是呀，人都会想家。就不作声地坐在一边任我想个够……现在一想起他，我就……”

她描述的是一幅多么感人的画面。我忽然怀疑自己来回千里地这样跑的意义。

“那你为什么求救呢？”

“那时，想家……”

求救是种本能。当她们从一种情境转变到另一种情境时，心情也会随之一变。

欧秀云怯生生地问我：“大姐，如果……如果我真的有了‘BB’，你说我该不该要？”

我想了好一会才慢慢回答：“你问我的意见，我说的也只是我的意见，怎么处理还是看你自己。我觉得，你还年轻，若真有了‘BB’，还是去做人工流产好一点。你不能在自己都没有把握好的时候做妈妈。”

“你说我会有‘BB’吗？”欧秀云又问。

我笑笑，“这种事怎么好说，要是你这个月‘好事’没来，就要到医院检查。”

“你真觉得我不该要孩子？”她反复地追问。

“是的。你不该背上这个包袱。你还小，还需要成长。”我明确地表明我的看法。

欧秀云暂停了对她的肚子里可能存在的“BB”问题的追问。欧群英却又问：“大姐，你觉得我该回去吗？”

我反问：“回哪儿？”

“回……他家。”

“你想回？”

“我不知道，我的心好乱。”

欧群英迟疑了一下，告诉我，她原本已经有个男朋友，江西人，同在深圳打工的，3年感情了，今年春节还互相去过对方的家拜见过对方的父母，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如果不是发生这件事，他们准备今年成亲。“他们两个都是好人，对我都挺好。那个有了几年感情，这个相处了十几天，又做了夫妻。如果没有前一个，我想就嫁给这个算了。现在，跟哪一个都对不起另外一个。”

她问我，她应该怎么办？

这真是一道复杂的难题。

我不能像对欧秀云的“BB”问题一样给欧群英一个明白的看法。无论对于谁，爱情与婚姻都不是像1+1=2那样有绝对的答案。

接下来，她们俩人说得更多的不是被拐的耻辱，而是她们“丈夫”的好。本来，绑架的婚姻里没有爱情，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又必然导致人性的残酷和人生的灾难。可是，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变数，这种变数使得这两个女孩子在被拐卖的痛苦中隐约发现自己的需要。在她们看来，他们的“丈夫”家比自家的条件好，正常情况下，就是嫁给这样的人家她们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实际上，那些买“老婆”的村民和她们一样，也是受害者。这里的农村男性娶当地女子至少得花1万元聘金，还得买金银首饰等物。一些“老弱病残”和贫穷人家便图便宜贪方便花个三两千块钱买个又年轻又健康的外省妹，只为能成对“夫妻”传宗接代。买来的“老婆”虽说起初要死要活的，可怀孕之后大都会老老实实地认命，落地生根。遇上一心逃走又被解救成功的，村民便赔了夫人又赔钱，落个人财两空，欲哭无泪。买卖婚姻是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盘根错节的封建意识造成的社会悲剧。买卖人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买主明知是被拐卖妇女还要买来做“老婆”，并且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手段胁逼“成亲”，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和强奸罪。但对于毫无法律知识的文盲和不失善良的村民，对于一条小村子就有上百人的“老婆”是买来的现状，不仅法律流露出无力的痛苦，连不辞辛劳冒着危险前往解救的干警和被解救者，都会产生一种“这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迷惘。解救行动只能把一部分被拐卖妇女从买主、从人贩子、从控制卖淫集团的“鸡头”和发廊老板手中“抢夺”回来，让她们回到贫困的家乡，却无力改变她们的生存环境，也无法为她们选择未来的道路。

入睡前，欧秀云和欧群英像哈姆雷特发出“TO BE OR NOT TO BE”的呓语一样不停地问我，也问她们自己，究竟回老家好呢还是回“夫家”好？

我只好说：“不管如何，你们的被骗、被拐卖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只是你们觉得自己比其他被逼做‘鸡’的女子要幸运，卖给了‘好人家’，又很快获救。协助你们是我的责任。你们回到深圳见到亲人之后，可以跟他们讲清楚情况，如果真的想回陆丰，就写封信或打个电话给你们的‘丈夫’，相信他们很乐意接你们回家的。”

我不禁想，如果这两个川妹子与龙湖村男子的婚姻不是通过被拐卖而是通过某种正常的渠道“相亲”而成的，该算是美满的吧？

睡到半夜，突然一声凄厉的叫声惊醒了我。我从被窝里弹跳起来，以为进了贼，又以为是欧群英或欧秀云的“老公”有那么大的能量寻到这里来要把她们抢回去。定睛一看，是睡在加床上的欧秀云大概做了个噩梦在尖声叫喊。我静静地看着她。她也给自己惊醒了，动动身子看看我，没有作声，似乎安心了，倒头又睡回去，不一会，便发出轻微的熟睡声。另一张床上，欧群英睡得很沉，竟没有被吵醒。她们毕竟年轻。我睡不着了，就睁着眼等待天亮。我希望未来有人在她们睡觉的时候守护着她们，这个人当然不是我。

 

回家的路有多远

回到深圳，我就和两个女孩告别了。我祝福她们。我留了电话给她们，希望能听到她们的好消息。

我跟洪信华、陈乃俊和司机小陈说“再见”，并为被解救的女孩向他们道谢。他们笑笑，说，要说谢，该我们谢谢你。这是我们的工作，却不是你的工作。又说，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至于她们将来的路，还得靠她们自己去走。我离开后，他们还得先安顿一下这两个女孩，还得掏点钱资助她们回家，这钱，掏的当然是自己的腰包。

过了大概半个月，欧秀云给我打来电话，哭着问能不能给她找个工作。我劝她平静下来，让她告诉我她现在用的电话号码，我给她打过去，省得她付电话费。

我问：“你回家了吗？”

她说：“回过了，又跑出来了。”

“为什么？”

她复带着哭腔说：“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还说些很难听的话，风言风语说我在这边卖X，没有人跟我玩。我爸爸妈妈也成天唉声叹气，怨我给他们丢人。我解释他们又不信。熬不住，就又出来了。”

她还像个孩子啊，她也不想发生这种事，她是被骗的啊。她承受了苦难，为什么还要她对残酷的现实负责？她又怎么负担得起？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温情？面子？她真的回到家了吗？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

我想起解救当日她最担心的问题：“你的肚子没有‘BB’吧？”

“没有。我的‘好事’来了。”

“这就好。”我为她松了一口气。

她说：“没有‘BB’，我就不一定回陆丰了，我想找个工作。我不敢再相信别人，我只相信你，你帮帮我吧。”

我只能让她失望了。我对她说些安慰却又空洞的话。我不是敷衍她，我真心想帮她，但是我负担不起她的未来，哪怕她信任我。

幸亏她没把我的无能放在心上。过了几日，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她找到工作了，是酒楼服务员。她说了个酒楼的名字，挺大的一家，我真为她高兴。只要她不放弃，生活就属于她。

欧群英却一直没有消息。她把一切都向她的男朋友诉说了吗？她的男朋友相信她吗？还爱她吗？她最终是选择恋爱了3年的男朋友还是选择只相处了十几天的“丈夫”？我想起李文豪所长说过的一句话，解救出来的妇女十有七八又跑回来了。因为，她们在老家呆不住，因为，她们有的已有孩子，还因为，她们对“夫家”已产生了抽刀断水一样的感情……

无论她选择什么，我都想说一句——

 

妹妹你小心地往前走

很难统计有多少来深圳的打工妹被骗和被拐卖。但是，工厂密集区的派出所三天两头就会接到报案，又有打工妹失踪了。大多数打工妹没有欧群英和欧秀云那样的幸运，卖给了“好人家”，她们有的被带到粤东沿海贫困地区的偏僻窝藏点，在卖主前来“看货”之前，就遭受了毒打和强暴；她们有的被卖到发廊和淫窝，被逼卖淫，不从者常被打个半死，有的不堪虐待，在逃跑或自杀时跌成重伤，留下终生残疾；她们有的被卖给五六十岁的老头做“老婆”，还有的被一卖再卖，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蹂躏。

这些年华似锦，带着憧憬和美梦来到深圳的女孩们，最大的渴望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她们的眼里，外面的世界很精采，但精采的世界需要金钱来支撑，因此，多赚钱，或能花别人的钱才是本事，甚至希望能有男人带她们出去玩，见世面，免费过把瘾。这便给了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贩子可乘之机。

人贩子的手法其实很简单，却一用再用不会失效。我粗略总结了几条，列于此，希望能引起打工妹们的注意。

一是以介绍工作为名。每年春节，都会引发一次大规模的南下打工潮。现实却是“僧多粥少”，许多外来妹无以着落。她们人生地不熟，求工心切，往往成为人贩子的首选猎物。有一个已逮逋的人贩子供称，他以介绍工作为名，轻而易举就在火车站直接拐走刚刚下火车的9名少女。

二是高薪诱惑。离乡背井打工谋生是许多打工妹无奈的选择，若能“打工发财”，则是理想的境界了。由于各地之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生产条件、工资福利待遇不平衡，打工妹跳槽现象普遍。人贩子便是顺着她们“人往高处走”的思路，许以介绍高薪工作的谎言，引她们入彀。

三是利用乡情。打工妹远离故乡亲人，在人人自顾无暇的现代节奏裹挟中骤闻乡音，自然多了一分亲近，少了一分戒心。不少人贩子正是利用老乡关系套近乎，导演了一出出“背后一枪”的悲剧。

四是利用同事关系。深圳是个移民城市，许多同在一个工厂打工的人对彼此的背景并不了解，一些打坏主意的打工仔和人贩子串通，以同事关系骗取打工妹的信任，再把她们交给人贩子。

五是小恩小惠。打工生涯是充满汗水和枯燥的，大部分打工妹还要把不高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中。没钱花，打工辛苦，工余生活又十分沉闷乏味，有时便结伴出入低消费娱乐场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以请她们吃宵夜、跳舞为名，再找机会从中下手。

六是亲友“杀熟”骗亲。除了同乡、熟人的骗卖，最令人齿冷的是连亲友也加入了“坑亲害友卖同乡”的拐卖活动。有表姐卖表妹的，也有表妹卖表姐的。投亲问友是打工妹外出寻工的主要依靠，天知道为什么连亲人都靠不住！

打工妹们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时候，也许什么艰难困苦都想象过了，比如找不到工作，比如盘缠用光，就是没有想到可能会被拐卖做“鸡”或做猥琐男人的“老婆”。有人说，她们对自己的遭遇也应该负上一部分责任，谁让她们贪图安逸，不愿在农村从事艰苦劳动而出来打工；谁让她们不去找政府办的劳务中介机构，却去找亲友熟人帮助；谁让她们一味地贪慕金钱和享受，在灯红酒绿的世界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我却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冷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知道“农民工”是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大多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从事最脏、最累、最重、最苦的活，这种劳动远远比农村闲散的耕作更为艰苦。况且，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在不违法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幸福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权利，包括为此迁徙、择业的权利。打工妹们进城，不仅有公民权方面的理由，经济方面的理由，也有文化生态方面的理由。她们不找正式的劳务中介机构而主要靠亲友熟人帮忙，那是因为“正式中介机构”收费高、服务质量差，她们想靠也靠不了。事实上，就算是正式中介机构值得信任，也不可能能给进城的打工妹全部找到工作。

打工妹们的弱点显而易见，她们思想单纯，孤陋寡闻，过于轻信、好奇、贪玩，尤其是对满嘴花言巧语诱人上钩的人贩子丧失应有的警惕性。这仅仅是因为她们涉世未深、少不更事啊！

所以，政府除了在打击拐卖妇女的工作上加强法治和加大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改革消除产生这种罪恶的土壤：调整城乡关系，缓解身份性壁垒给予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造成的困境；在公正、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尽快建设正常的可以公平竞争的劳务市场与职业中介市场，使外出谋生者得到应有的善待，应有的帮助与服务。

我不是在为打工妹们开脱，认为她们一点错都没有。当然她们得负责任，负属于她们的责任。在被拐卖的受害妇女中，除少数是被犯罪分子用暴力或其他手段劫持之外，绝大部分是上当受骗而主动地跟着人贩子走的。当她们听到“合伙做生意，赚大钱”，“当演员，有名又有利”，“招工，不仅条件好，而且工资高”，“结伴旅游，开开眼界，享受享受”等花言巧语时，只以为是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便如孙悟空借到芭蕉扇一样，一时冲昏了头脑，几句好话便不辨真假猪八戒，将扇子轻易递了过去，那知对方竟是不怀好意、另有所图的牛魔王。上当之后，才醒悟过来，可是悔之晚矣。

她们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这么好做的“生意”，这么好赚的钱，别人为什么会让利给你这个素不相识者呢？“当演员”，“找个好工作”，这么好的差事，参加考试选拔，托人走门路，请客送礼都达不到目的，怎么会唾手可得呢？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为什么会那么大方地请你吃饭，替你买车票，陪你“免费旅游”呢？如果不是被贪便宜的私欲蒙蔽了眼睛，稍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得出正确的判断。遗憾的是，现实中因此而上当受害者，不仅有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打工妹，初出茅庐的中学生，还有生长在都市里、走南闯北的城镇妇女，甚至有“天之骄子”大学生、研究生！

贪欲，是人性致命的弱点，也是一条潜伏在人们心灵之中的“毒蛇”，一旦让它闻风而动，就会噬伤自己。如今，人贩子的犯罪活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狡诈和凶残，只要打工妹们自重自爱，自律自防，就一定能识破披着伪善羊皮的恶狼，让他们无“鱼”可钓。

在人生的路上，妹妹，你可要小心就往前走啊！

 

1995．5

 

 

 

 

第一种忠诚

 

 

在细微琐碎的日常工作里，常常蕴藏着许多伟大的活动。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那些机械的、枯燥的、希望与绝望相交的动作和语言中，实际上是种坚韧不拔的、不张扬显露的勇敢行为。高贵、隐秘的成功和胜利是不易觉察的。生活、苦难、孤独、遗弃、残缺，这些都是战场，都有它们默默无闻的英雄。无名英雄，有时比显赫的英雄更伟大。

—题记

 

 

1　我要上学

天亮了，各种生命睁开了眼睛。早醒的云雀儿啁啾着落在小宋蕾的窗前，她一骨碌爬起床。

今天是星期一，上学日。

年轻的妈妈给她收拾着衣装，她把几件稍旧一点的漂亮的小花裙放进宋蕾的小书包里，只有老师能令宋蕾穿上这些旧裙子。女儿又要离开自己身边一个星期了，她心里交缠着一种既难舍又轻松的感觉。“蕾蕾，今天不上学好吗？”她突然想跟女儿开个玩笑。

“不。”宋蕾决断地说，不带任何表情的目光落在窗外的某一点上，眼神孤独而迷茫。每当她接触到女儿那空茫茫的眼神，心里就隐隐作痛，全身忍不住一阵颤栗。女儿9岁了，与她的交流仅仅是几个零碎的单词。她摸摸女儿的头，柔声地说：“好，蕾蕾要去上学！”

宋蕾和妈妈准时来到学校的接送点。她看见班主任邓晓虹老师了，她欢快地扑过去，搂住邓老师的腰，脸上流露出一种渴慕。邓老师俯身吻吻她的小脸蛋，又拉起她的小手，说：“宋蕾今天真乖，老师喜欢你。”

宋蕾又看见其他老师了，她奔窜着钻进老师们的怀抱。每个老师的脸上都荡漾着慈爱的笑容，做着相同的动作：搂抱、爱抚、亲吻脸蛋。妈妈，小宋蕾似乎忘记妈妈了。

宋蕾妈妈的眼睛潮湿了。女儿亲近老师更甚于亲近自己，她心底的欣喜更甚于失落。一年前，宋蕾进入深圳市内的一所小学上学，可不到三天，就整天哀哀地哭泣着呆在家里死活不肯出门上学，接连换了三间学校，有的老师才教了一天就劝家长把她领回家，因为“她根本没有法教！”现在，女儿依然不多的话语中说得最多的却是“我要上学”，女儿的未来终于燃点了一盏希望之灯。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被这种师生间自然的亲昵、美好的感情震动了。任何一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不会如此亲热，他们与众不同的举动表明了他们的特殊。

正是特殊。他们是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我走近宋蕾。她很漂亮，看不出哪里不正常，她身穿一条缀满花边的白底红点小花裙，一头柔软的卷发，粉红粉白的脸蛋高兴时还显现出一对浅浅的笑涡儿，嘴角挂着一丝倔犟的波纹。只有那双黑白分明如水晶莹的眼睛，总像惊兔般飘忽不定。邓老师对她说：“宋蕾，叫阿姨好。”

“邓老师好。”

“不，是叫阿姨好。”

“阿姨好。”她声音细细的，头垂得低低的。

“宋蕾给阿姨跳个舞。”

宋蕾转过身，背向着我，双脚点着节奏，双手摆动着跳起来：“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宋蕾，眼睛看着阿姨跳。”邓老师转动她的身体。

她固执地不肯转过来正面对着我。

我以为她害羞，任何一个小女孩都会害羞。

邓老师没有妥协，她坚持要宋蕾转过身来跳舞。“宋蕾今天不乖，老师不要你了，不带你去上学了。”

“我要上学。”宋蕾也很坚决地低声说。但还是不肯转身，却抱住老师。

邓老师轻轻地推开宋蕾，宋蕾又扑上前抱紧她。重复，僵持了很久，宋蕾屈服了。她面对着我，视线落在我的脸上，又倏忽地飘离。她跳完了《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只舞，新疆式的扭脖子动作令她显得可爱极了。

邓老师高兴地对我说：“宋蕾一直都封闭自己，抗拒外界，她的眼睛肯跟你对视，肯面对着你跳舞，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我再一次震动了。一个普通孩子随便都能做到的事，之于宋蕾，竟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宋蕾像小羔羊似的依偎着老师，又嘟嚷一句：“我要上学。”

“宋蕾要到哪里上学呀？”邓老师问。

“邓老师好。”宋蕾答。

“不，不说这一句。宋蕾要到哪里上学呀？”

“邓老师好。”宋蕾依旧答非所问。

“宋蕾跟老师说，我要去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上学。”

“我要上学。”

“再来，我要去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上学。”

校车来了，宋蕾毫无依恋地跟妈妈说声“拜拜”，自己上车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邓老师坐在她的身边，没有放弃教授刚才那句话，沿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车子拐进坐落在布吉莲花山东麓的校园时，宋蕾突然开了窍似的流利地说：“我要去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上学。”

邓老师开心地重重亲吻了一下宋蕾，在这个盈满阳光的早晨，9岁的宋蕾终于能说出有15个字的长句子了。

校长和老师们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我注意到一位聋哑生神情激动地比划着对他的老师诉说着什么。一个中年人不安地搓着手，结结巴巴地解释：“我太忙了，没时间送他来，就把他留在家里了。可他，他居然绝食了两天，直到我答应送他来上学。我，我就又把他送来了。”

那学生瞪着父亲的目光里充满愤怒和抗议。他用力地打着手势：“我要上学。”

老师安抚着他，令他平静下来。

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权利，都有求自由、求知识、求幸福的权利，任何阻碍年轻生命发展的行为，都是有罪的，即便这是一条残缺不全的生命。

老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家长，直到他羞惭地作出不再发生这种事情的保证。

学生的脸上绽开了胜利的笑容。

“我要上学。”

从六七岁到十几二十岁的学生，甚至肢体发育不平衡，走起路来东摇西摆的学生，都自己背着书包或拎着换洗衣服来上学。

他们不仅是来上学，他们是回家。他们已把这里当做他们的家。他们一个星期有5天住在这里。

 

2　造物主的笔误

乳白色的晨雾，像轻纱似的，慢慢地被揭开了，一片殷红的朝霞浮荡在校园里，校道两侧的丛丛茉莉花挂满晶莹的露珠，在金灿灿的朝阳下显得格外清丽，散发出阵阵醉人的馨香。

雄壮的国歌声飘荡起来，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东方的太阳徐徐上升。250多名高矮不一的学生行着队礼，视线一致，胸前的红领巾飘扬起一片绚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身穿绿色校服的弱智班学生口中费力地、用劲地、几乎是呐喊地发出咬字不清、韵律不齐的歌声；身穿蓝色校服的聋哑班学生和着节拍，整齐地打着手语，一双双小手同时抬到胸前指着心脏又高举头顶象征着热爱祖国。起始，这歌声是悠徐的、遥远的、迂缓的，渐渐地便像一片冲近堤岸的海潮，愈来愈激越高昂。

谁能想象他们连一句囫囵的话都说不出来呢？谁能想象两年前的晨操课这些心智低迷的学生像羊群炸窝似的满校园疯跑得让老师逐个捉按到操场上呢？

这个庄严而独特的升国旗仪式，久久地震撼着我。在这些沐浴着晨光的孩子们身上，流淌着多少人的心血，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我再也回避不了那个我久久不愿写出的字眼：残疾。

他们是残疾人。他们降临人世的时候遭到造物主的笔误。造物主的笔误造成他们或聋、或哑、或瞎、或肢体残缺、或生理功能障碍乃至完全丧失能力—做人的能力！他们使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背后不远的地方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那仿佛是一个灵异的世界，极为混沌、神秘、不可思议，与现实的世界截然不同。许多人的肉体虽然出现在这个现实世界，事实上他们却属于另一度空间。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极度的愚昧及生产力落后使残疾人成为社会安定和群体经济利益的威胁而遭到抛弃乃至被消灭。到了中世纪，残疾人才被允许生存，却成为人们嘲笑和愚弄的对象。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灵光渐渐射入这个阴暗的角落，残疾人才在各种救济院得到一点救助，但仍被视为社会负担，普遍过着悲惨的生活。

1780年，瑞士人奥比（Orbe）建立第一家为残疾人服务的机构。1820年，第一个残疾人之家在德国慕尼黑成立。之后，欧洲、美国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招收残疾儿童的学校。1887年，俾斯麦政府颁布残疾保险法。1922年，第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康复会（RI）”成立。1935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紧急救济法。

这仅仅是残疾人的“生存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残疾人事业开始了争取人权回归社会主流的斗争。1948年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残疾人有接受社会保障的权利。”1961年，美国颁布《美国公共建筑通道及使用的国家标准》，成为现代社会开展残疾人社会康复工作的开端。其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会议也先后通过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主要有1969年的《禁止一切无视残疾人的社会条件的决议》；1970年的《弱智人权利宣言》；1975年的《残疾人权利宣言》，内容包括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权利，人格尊严和平等待遇的权利等等。

1981年12月，第一个世界性残疾人的自助组织—残疾人国际（D.P.I.）在新加坡成立，联合国定此年为“国际残疾人年”。第37届联大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至此，世界性残疾人的工作体系形成。新的完整的“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观确立，它包括：残疾人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具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人；社会有责任给残疾人以补偿使残疾人回归社会主流，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并平等享有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残疾人同样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待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态度，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志。而残疾人理当奋发图强，成为社会的奉献者。

中国在孔子的“大同”主张、孟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思想浸透下，自古并没有对残疾人进行过冷酷无情的肉体消灭。但是，近代几百年的战乱及经济落后，使中国的残疾人福利事业落后于西方。中国的福利事业是随着西方教士的文化渗透在畸形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一些慈善机构，如孤儿院、育婴堂、盲童学校和聋校。直到解放前夕，偌大的中国，仅有特殊学校24所，在校学生不足2000人。

1996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布的《中国的儿童状况》白皮书公布：“在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以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格局已经形成。到1995年底，全国残疾人特殊学校已达1379所，比1980年增长4倍，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6510个，在校生总数（含随班就读学生）达29.6万人，比1980年增长8倍。全国盲、聋、弱智儿童的平均入学率已达60%，在经济发达地区达到80%。”

倾斜的世界在人道主义的光焰照耀下被支撑起来了。深圳元平特殊学校正是在这种人类文明奋勇向前的洪流中昂然挺起，为纠正造物主的残酷笔误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在这个充满爱、充满平等、充满理解和充满创造的世界里，愚昧、野蛮与混沌正在远离。

 

3　孩子，你还孤独吗？

年轻的姜其刚老师第一次给C－1班上数学课。这是弱智程度最轻的一个班。

他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小女孩。

她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坚决要上学的宋蕾。

宋蕾不像普通的小学生那样规规矩矩地坐着，她时而东张西望，时而又漫无目的地摆弄着手边能触及的东西。眼神空空洞洞犹如梦游，但偶尔不经意的一瞥，又在瞬间的闪亮中透出几分聪慧。

“宋蕾，3加4等于多少？”姜老师提问。

“等于多少？”宋蕾答。

“老师在问你3加4等于多少，你要告诉老师答案。”

宋蕾鹦鹉学舌般说：“你要告诉老师答案。”

姜老师对宋蕾的回答实在始料未及。他走近宋蕾，想改用别的方法启发。宋蕾突然站起身，拉住他的手，喊：“爸爸，爸爸来。”

全班哗然。

姜老师没有推开她，反而用另一只手握住宋蕾的小手，亲切地说：“宋蕾现在要做什么？看看其他同学是不是在做练习呀？”

“做练习。”

“对，宋蕾要做练习。”

姜老师轻轻松开宋蕾的手，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道算式：

3＋2＝

5＋4＝

“宋蕾来做一下这两道题好吗？”

姜老师以为又要大费周折了，出乎意料，宋蕾走上前，拿起粉笔不假思索便一挥而就在等式后分别填上“5”和“7”。

“宋蕾，5＋4等于7吗？”

宋蕾偏头看看，即刻擦去“7”，写上“9”，并且自言自语地说：“5加4等于9，对了。”

姜老师笑了，这真是个古怪的孩子。

下课后，姜老师才从班主任处了解到，宋蕾并不是完全的弱智，只是因为“自闭症”，不善与人交往，很难有意识关注外界事物才造成的愚钝。

我看到几个外表灵灵巧巧却总是蜷缩一隅的孩子。老师告诉我，他们患的不是肢体残疾而是“自闭症”。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精神障碍性疾病，患儿因语言、感知等方面的障碍而永远“与世隔绝”，不能与社会甚至自己的父母交流。他们固执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行为乖戾反常，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拒绝与别人交往，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全无反应，对外界输入的任何信号都没有反馈。它的发病率是万分之四，中国至少有40万孤独儿。医学界至今没有找到发病原因，此症仍被断定为无法治愈。数以万计的家庭因此而陷入悲哀之中。作为父母，面对一个孤独儿承受的是一种悲剧，然而作为老师，面对一大群孤独儿承担的则是一种事业。

元平特殊学校的老师没有被那种“永远也治不好”的结论束缚着自己的创造和努力。

国外有资料表明：孤独症患者有高能、低能之分，高能孤独儿如果早期教育和训练得当，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奇才。目前为止，语言和行为训练是孤独儿进入正常社会的唯一途径。

10岁的刘畅入校时只会说四五个单字，连一句最简单的“我要吃饭”都不能连贯。他表达情绪的方式就是反复扑打，情急之中便习惯性咬人。教他的老师都被他咬遍打遍了，班主任颜家睦的腕上被他狠狠地噬了一口的8个牙印儿还隐隐可辨。颜家睦老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的心理学大专班，专攻过孤独病研究，之所以来到这群孩子中间，是因为他觉得对于孤独症，教育比治疗更有效。颜老师对刘畅进行了细细的接触，观察和分析，发觉刘畅的噬咬和打人动作并非仅仅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怒等不愉悦情绪，他欢喜的时候也咬人，这是由于他从小没有学会与人交往且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愿，噬咬便成为他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颜老师根据刘畅的特点，以点穴治疗令他感到舒服为强化物，进行无比耐心的正面引导训练，光是一个微笑的高兴表情，一天就得重复几百次。

终于有一天，刘畅的面容骤然舒展开来。宛如投射在大地上的第一缕绛红色晨光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这不仅仅是一丝笑容，简直是脱胎换骨！看到刘畅突然显露的天使般的神态，颜老师欣喜若狂，刘畅此刻表现出来的对爱的呼唤的回应超过了智慧，他抑制不住激情一把将刘畅高举过头顶，原地转了两圈。

RB3班的徐辰刚入校那几天，喂他吃饭，他紧紧地闭上嘴，拉他排队，他偏往外跑，不动他的时候，他可以端坐整整一天木然地沉浸在那不可知的世界里，对身边的一切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如何才能把他惊醒？张天晓感到棘手，能令他从封闭的世界走出来的途径似乎不多。他苦思冥想，查阅资料，吸取别人的经验，决定采用肌肤接触法去与徐辰建立感情。他像个狩猎者耐心地守候着适当时机的出现。

星期一的早晨，徐辰如常由奶奶领着到学校来了，张老师悄悄地坐在徐辰的身边，轻轻地把一只橙色的乒乓球递到徐辰的面前。良久，徐辰注意到了乒乓球，并拿起来埋头搓揉玩耍。张老师不失时机地把徐辰的小手放在自己宽大的掌心上，逐个捻动他的小指头。徐辰没有像过去那样与人一接触就受惊地逃逸而去。张老师心里一动，徐辰并没有拒绝他的接近。他受到鼓舞，进一步拨弄徐辰柔软的头发，抚摸那稚嫩却表情板结的脸蛋……渐渐地，徐辰有反应了，伸出小手模仿张老师的动作抚弄着张老师的耳朵，张老师乐了，意识到徐辰已经接受了他。他蹲着，双腿已经麻痹了，依旧一动不动，任由徐辰尽情地把自己的耳朵当玩物。又过了好久，张老师慢慢直起身，牵着徐辰的手在鸟语花香的校园里转来转去，让他感知外部环境。

人性这东西就像星星一样，黑暗和乌云是遮不住它们的，总会有空隙可寻。张老师感慨万分，在徐辰那刻板的面罩下涌动着的是怎么一种渴求啊。只要持久不懈地重复爱的信号，即便是最没有感觉的榆木疙瘩，也能接收得到。他在心里默念：徐辰，老师会对你付出更多的爱的，你还会感到孤独吗？

孩子们的家长在遇见老师时，总是愁肠百结忧心如焚地问：“老师，咱们这些孩子还有救吗？”

有。我们的老师都不是博学多才的专家，许多人是初次接触孤独儿，但即便是最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赋和能力的人，只要他心中缺乏一份由爱和信心汇成的愉悦喜乐，就会事倍功半；反之，就会意外地得到奇妙无比的收获。

宋蕾会好起来的，刘畅会好起来的，徐辰会好起来的，所有不幸的孩子都会好起来的。

 

4　特殊的爱给特殊的你

美国一位社会学家说：“治疗孤独症最好的方法是爱。”

不仅仅是孤独症。弱智、聋哑、肢残，最好的征服方式都是爱。这里的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东西，一种可以把通常被视若渺小乏味的事物变得宏大奇妙的东西，一种不能被凄凉的泪水冲掉、被绝望的悲愁所扼杀的东西，一种能挺过严冬，在蛮荒之地开拓出充满生命的清泉的新河流，令春天繁花盛开，令秋天果实累累的东西。

重度弱智，从理论上讲，也是药石无效的。他们空具人形，却不谙人事，他们的面容几乎都是一个模样，仿佛一母所生，学术上叫“国际脸型”。重度弱智儿虽已长到七八岁十几岁甚至是二十好几的成年人了，却依然不能控制大小便，不会合拢嘴任由涎水长流，不会穿衣脱衣，更不会讲话识字。他们唯一的本能就是对吃最敏感，一听到饭盆筷子响，就一个个扬起脑袋呵呵呵地傻叫唤，但饭端到跟前了，他们又不会吃了，不知道端碗，不知道怎么用勺子，得一一喂他们吃。喂进嘴里，却不懂下咽，又从嘴角边流了出来。有的虽然不会吃饭，却会撕碎衣服嚼食布条，把不能吃的东西硬硬塞进自己的嘴里。还有的具有暴力倾向，不但攻击别人伤害别人，还会自伤自残自虐，打自己的头，啃自己的手，把教室里拖地用的水冷不丁举过头顶浇淋而下，翻越栏杆跳楼，甚至迎着急驶而来的汽车冲撞过去……

有人问，这一群自生来徒具人的躯壳却没有人的性灵的人，他们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为什么还要花钱花人力把他们养活在这个世界上，徒使他们活受生命的折磨？难道这就叫“人道主义”吗？可这是多么残酷的“人道主义”啊！

有人悲悯地说，如果我像他们那样，我就干脆死了算了，活着丢人现世，还让父母瞅着揪心，养着痛心。

还有人像智者般说，与其让他们像牲畜似的苟延残喘，还不如让他们在平静中安乐地死去！

很久以来，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争论：一方提出安乐死，认为这不仅不违背人道，而且是更高层次的人道，终止这些仅仅是延续着而毫无意义的生命，使更多的人免受精神与经济的重压，给更多的健全人以充分发展的机会更符合人性；另一方则坚持，生乃天赋人权，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基本的恐惧，求生的本能正是人类得以繁衍的最基本因素。那些智力重残的生命也许谈不上尊严，谈不上自爱，正因为他们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健全人就可以随意扼杀他们即使残缺的生命吗？

人类面临着一个源自自身血肉构成的艰难的选择。

重度弱智生在内地的特殊学校是不收的，但元平学校收了。也许，有些学生对社会将终生不会有任何回馈和贡献，不会报答老师无穷无尽的付出，只能是无穷无尽的消耗。仅仅是教授吃饭、揩鼻涕、擦大便、提裤子这些简单之极的动作，反复教了数百上千遍，还有学不会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时气得牙齿缝里发痒，急得头发根子发麻，但还是永不停歇地一板一眼地教。放弃，绝不会遭受非议；但放弃，绝不是老师们的选择。

奇迹，便是在绝不放弃的坚持中创造的。

重度弱智生陈君鹏在家里的木床上躺了20多年了，没有嘻笑，没有语言，都成大人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起来以后又不会走路，妈妈陪着他，欲哭无泪，心被碾成齑粉。陈君鹏虽然软得像一滩稀泥，精神却极好，夜晚目光如炬不睡觉，通宵地折腾。无奈，妈妈只好喂他吃安眠药，安眠药得磨碎了和着水喂，很苦，他不愿吃，便撬开牙齿朝里灌，刚咽下一点，又哇哇地全吐出来，且像匹脱缰的野马又叫又闹全家人手忙脚乱还按他不住。每晚喂药，妈妈都泪水涟涟，仰天呼喊：“老天爷，为什么不把这病给我呀？”为了照顾这个不知人间冷暖的生命，妈妈辞了职，把自己健全的富于创造力的生命白白地消耗在没有意识没有理智的儿子身上。

陈君鹏入校了，第一个星期，药片就从4颗减少为3颗，第三个星期居然就戒掉了，且吃得香，睡得香，回到家还很听话。

为此，陈君鹏的妈妈又哭了，哭了整整一天，这是高兴的眼泪，这是感激的眼泪。教导陈君鹏的赵静老师，比陈君鹏的年纪还小啊！可她比妈妈更会做妈妈。

我见到赵静的时候，她正在给弱智班的孩子上音律课。她弹奏着电子琴，五官表情丰富地随节奏唱着：“手心，手背，大家拍拍手”，一边唱，一边做动作指点着手心手背，坐在跟前的七八个学生有的跟着做了，有的却跑离自己的座位，也有的脑袋东晃西晃既不唱也不做动作，还有的埋头专心地玩自己的小脚丫。赵静便得把跑动的孩子牵回凳子上，把沉迷于自身世界的孩子从非意识的境界中拉出来。她在做这些的同时，嘴里还不停地单调地重复道：“手心，手背，大家拍拍手……”

我不禁为赵静感到疲累，但她似乎其乐融融。这位未满20岁的姑娘，看上去就像一个仍在妈妈怀里撒娇的中学生。她脸上不着一丝脂粉，光滑得犹如新鲜的剥壳鸡蛋，一束长直发绾在脑后，给人清纯、健康的美感。最惹人注目的，是她那股蓬勃的朝气，那股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和幻想的热情。她的眼睛很大很亮，亮得像没有微尘的海水，显露出深挚的、亲热的、信任人的表情。很难想象这个柔美俏丽的少女竟有着一颗老婆婆似的平和忍耐、慈祥细腻的心。

9岁的吴敏琪因脑瘫造成肢体功能障碍，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校门。初次见面，赵老师以惯有的温情上前拥住她，但她却奋力挣脱摆开了。赵老师没有再去刺激她，却细心地观察她，当发现她的视线落在其他同学的身上蓝白校服和色彩鲜艳的红领巾上，脑海里电光火石一闪，有了，就用这些东西作为强化物去引导吴敏琪。

次日中午，吃饭时间到了，先入校的同学都排好了队，吴敏琪却犟牛似的蹲在墙角，怎么拉都拉不动，逼急了，索性盲目地奔跑起来，边跑边哇哇大哭，嘴里不断地喊“妈咪”。她行动不便，随时都像要摔倒。赵老师赶紧追上前，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指点着走向食堂的同学说：“去吃饭的小朋友有校服穿，有红领巾戴，你乖乖的去吃饭，就可以得到校服和红领巾，回家妈妈就会表扬你。”

吴敏琪听懂了，停止啜泣顺从地跟赵老师进了食堂。赵老师一口一口地喂她，才吃了几口，吴敏琪又撒赖不干了。赵老师只好哄她：“想不想要红领巾呀？”哄一句，吴敏琪像小鸡啄米似吃几粒饭。等把吴敏琪喂饱，赵老师的肚子早已响起了饥鼓。

下午，吴敏琪因感冒而淌鼻涕，赵老师便抱着她跟班上课，轻柔地替她擦干净鼻涕。人类的天性对于被爱特别敏感，也许是感到了赵老师对自己的特别关爱，也许是想继续引起赵老师的重视，也许是觉得只有不停地流鼻涕才能把赵老师留在身边，吴敏琪故意不停地往外喷鼻涕，让赵老师替她擦。一个好老师是用她的心而不仅仅是用她的耳朵来倾听学生的声音的，所以，当别人把这视作是吴敏琪的弱智失控而完全不能有所领会时，赵老师却感应到了发自吴敏琪纤弱的心灵渴求爱抚、亲近、安全感的声音。她没有狷嫌，一次又一次为吴敏琪擦干净，一节课上完了，一筒纸巾用完了，吴敏琪也完全接受了赵老师，肯留在学校了。

生活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也许在此刻，生活之于我意味着要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据实地写出来，还意味着需要安静的环境，需要一杯提神的热茶。生活之于严朝华老师呢？也许是操不完的心，刷不完的沾满了粪便的脏衣服，忙不完的婆婆妈妈琐碎活。可他是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啊！生活对于这个铁塔般的男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午，在学生宿舍，我见到了严老师，他是区别于孩子们的文化老师的生活老师。

他指着一个长得有一米七几的块头却全身赤骨嶙峋、四肢软弱无力地躺在床上的学生，喜悦溢于言表地告诉我，他叫黄广俊，进步可大了，能够控制大小便失禁了，还会刷洗不小心弄脏的裤子呢！

回想起两年前的情景，严老师有点感慨。黄广俊内腔壁有病，吃了不适应的东西，又或者受了凉，甚至仅仅是情绪紧张，就会大小便失禁。他清楚地记得1994年10月的一天，黄广俊刚吃完午饭回宿舍，走廊里就飘起了一股刺鼻的恶臭。又是他。严老师连忙赶上前，帮他冲洗身体，换上洁净的衣服，又把沾满屎尿的衣裤放在水龙头下刷洗干净。他刚把衣服晾好，黄广俊又把屎尿拉在裤裆里了。严老师叹了口气，把刚才的程序重复了一遍。殊料，正当他盥洗完毕之后拿起碗筷准备到食堂吃饭时，又闻到了源自黄广俊身上的臭味。在给黄广俊三度洗澡和洗衣服的时候，他忍不住恶心地吐了。这天中午，他没有吃饭。

他坦率地承认有过不再管黄广俊的“不道德的错误念头”。但他用最朴实的善良人“将心比心”的法则去开解自己：如果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又当如何对待呢？学校这么多学生，难道就只有一个黄广俊被我遇上了吗？他上课时在课室里拉屎拉尿了，俞老师一个女同志，不也是一样把他弄到卫生间去洗吗？我的心被他的坦白和自责着实地震动了，就在这片刻之间，我仿佛一下子触摸到了这所学校的每一个成员在精神上的相互感应和彼此支撑，触摸到了这个身材高挺的大男人的似水柔情，感受到他的诚实与可爱。“不道德的错误念头”是他对自己的苛责，其实，只要是正常人，面对那样的恶臭和琐碎，都可能升起那样的念头的。

他开始了持久的对黄广俊的训练和教导，只要一发现他的眼神不对，就赶紧带他上厕所，教他脱裤子；拉完，又教他擦屁股；之后，再教他提裤子。一个寒暑过去了，一个如常的傍晚，刚刚吃过晚饭回宿舍的黄广俊来不及走进厕所，又拉了一裤子了。他望了望正在忙碌登记交接的严老师，没有惊动他，自己踉踉跄跄地挪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把身上冲干净，当严老师做完登记走向他时，他已经自己换好了裤子。他咧开嘴，口齿不清地对严老师说：“老师，我又大便在裤子里了，身上我自己洗干净了，衣服还没有洗，你告诉我怎么洗，我自己洗。”

严老师惊呆了。黄广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他肯问、肯学、肯干了，还学会了体恤老师！严老师的眼角溢出了泪花，他既高兴又难过地把黄广俊的脏衣服铺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告诉黄广俊先把水龙头打开，接着用扫帚把衣服上的污秽扫到下水道里，再用刷子刷一遍，然后搓肥皂，最后用清水漂干净。

黄广俊虽然手脚不灵活，虽然全身软软的好像随时都要摔倒，但他听得认真，做得认真。虽然他不会说让老师不再操心的“懂事”话，但他的行动分明是对老师锲而不舍的努力的报答。

别以为学会简单的擦大便、穿衣服算不了什么，对于不能自理的弱智儿，学会了自理就学会了生存！就等于解放了家里人，因为他不再用专人服侍，不再用牺牲正常人的事业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存。

严老师曾是一位民办教师，远在偏僻山村的老家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远离妻儿，起初也许是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为了能养活家中嗷嗷待哺的稚儿。但现在，他感觉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十分高尚且伟大的事业。爱，已从深心处油然而生。在这里，他照看护理着几十个无法自理的残疾儿童，除了每月领到的并不算多的工资外，他没有得到更多的承诺。有多少人就是能拿到百倍于他的报酬也未必肯干。赚钱的门路其实很多，他留下了。他撇下自己的家，顾不上自己的妻儿，把对亲生子女的爱给了许许多多的别人的孩子。

爱一种职业、一朵花或一个人，爱是具体的东西；爱一分感觉、一个意愿或一种状态，爱是抽象的东西。只要从头走过来，只要爱得真挚，就会痴迷，迷了心窍，就有了境界。一个人最伟大的功勋，也许就在于他能满足于在生活中扮演所需要他的角色，并由此升华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东西。

 

5　眼泪与微笑

这里的人爱笑。是那种犹如来自天国的、永不消逝的、像淙淙的溪流源远流长的微笑，是那种温静但会发出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的笑，是那种能在人的身上激荡起一种荡涤灵魂的乐观的笑。

我原来把这里想得很凄惶。没有感觉的孩子，终日淌着两条青虫似的鼻涕的痴儿，耳不能听，口不能言的聋哑生，他们组成的世界该是多么的黑暗、悲伤、沮丧和孤独。然而，从早到晚，不论是在操场课堂，又或在宿舍、食堂，我都能看到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他们伸出小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或清晰或含糊或用力地喊：“阿姨好！”他们热情、大方、开朗，展现着欢乐、光荣和幸福。

人至高的幸福，便是感到自己有人爱。有人为你是这个样子而爱你；更进一步说，有人不论你是什么样子而仍旧爱你。孩子们的笑和举动，是对爱的模仿和反馈。爱他们的人终日面带笑容，拥抱、亲近他们，所以，他们也以笑容、拥抱、亲热来表达他们的高兴心情。这不是经过排练的表演，他们是不能被强迫的，他们比正常人更真实。

曾经有个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时想录一段一个做了好事的弱智生的话，可是学生吭吭哧哧说了半天，还没能把事情的经过说明白。记者急了，对老师说：“干脆你教他说几句顺畅的话，背会了，再录吧。”老师笑了：“要是他能这么快就领悟你的意思，要是他能把那几句话记住并且一字一句地重复出来，那他就不是他了，这里的一点一滴都作不了假的。”记者的愿望是良好的，他想让听众听到一个弱智生思维清晰、口齿清楚的表达，但他忽略了一点，这并不是老师说什么就能跟着说什么的普通的小学生，即使要教会最简单的“我、你、他”，也得费时几个月甚至一年！

我站在一个个笑容如鲜花般盛开的孩子们中间，笑着，像他们的老师那样逐个摸摸他们的头，抚抚他们的脸，握握他们的手，口中不停地说“真乖！”或由衷地竖起大拇指。这不是那种应酬的笑，不是那种笑着就觉得累觉得虚伪的笑，发自内心的自然畅快的笑令人很舒服。笑着笑着，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终于明白了终日挂满笑容的老师动辄落下的眼泪。

这里的老师爱笑，也爱流泪，这里的微笑和泪水表达和流露的是同一样东西：幸福与欢欣。

黄昏降临了。黄昏是一天中最恬适的时分，天空中飘浮着甜柔的、清亮的、潮乎乎的空气。杜祥珍老师慈爱地望着几个刚刚洗完澡，浑身香喷喷的孩子在宿舍楼下的花园里蹦跳着。夕阳照着她白花花的头发，青铜色的脸庞，老态龙钟疲倦的身态，一切都显得苍老嬴弱了，但她的双眸却闪着黑亮的光，显示出她晚年生活的愉快和满足。

杜老师已经54岁，她的丈夫是歌曲《爱的奉献》的词作者。她退休了，本可以在家中安享打打太极拳，在树荫下含饴弄孙的平静安宁的日子，但她来到这里，选择了繁忙，给重度弱智班的孩子教授数学。

杜老师捶捶腰，转身进屋给孩子们洗衣服。涮呀涮，洗呀洗，手掌上长年累月被洗衣粉的碱性侵蚀出的一道道口子又裂开了。杜老师疼得吸了一口凉气，想找块胶布把伤口贴起来。

这时，一位学生摇晃着不平衡的四肢走过来，把自己柔嫩的小手放在杜老师粗糙的手掌上，抬头望了望杜老师的脸，那神情，犹如一个人在睡梦中突然被朝阳唤醒。他触摸着杜老师掌上的小口子，一板一眼地数着：“1、2、3……”竟顺口一直数到13！杜老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第一次感到，欢乐会像野兽般猛然冲进心房，直压得它不能喘气。她一把搂住孩子，禁不住热泪长流。

教育重度弱智生，在一般人眼里，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有“个别教案”。为了教会他们数清1、2、3、4、5，杜老师身上常常携带着一把截平磨得光光滑滑的筷子，随时随地拿出来教学生，那种少有的虔诚，那种罕见的耐心，终于感动了上帝！假如不曾见过冰封的死水，又怎么会有看到欢快溪流时的惊喜？

没有任何努力是白费的。生活就像地底下的暗流，在黑暗中，在漫漫无期的长夜的寂静中穿行，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一泻直下，时而又像翱翔天际的飞机一样，被层层云团围困，茫然地东奔西突最终钻出云团，进入晴空，奔向太阳和光明，待冲出来之后，才感到原来的力气并没有白费。

邓永兴老师讲述了这么一件鲜为人知的感人的事。

他生病了，患呼吸道感染。为了避免传染学生，他减少了与学生面对面的接触，自然也减少了对黄国鸿的个别训练。

黄国鸿是个爱尖叫哭闹、四处乱窜的自闭儿，时常把自己的手咬得伤痕累累，狂躁地把头撞向硬物。在邓老师生病期间，他的情绪更加不稳定，上课时跑出教室，吃饭时跑出食堂，稍不留意还窜出保安亭跑向车流滚滚的大路。这天下午，他面带忧郁地走近邓老师，说：“邓老师生病了，看医生。”

邓老师对他说：“鸿仔，听话，老师吃过药，不用看医生。”

他突然暴跳如雷，发狠地咬自己的手，哭着说：“不看医生就没电了。有电，就教你写字，头顶物。”（有电、没电是他的口头语，同时他尚“你我”不分。）

邓老师蓦然明白了，他是要老师看医生治好病教他读书写字，做其它课题训练。他鼻酸眼热，当天晚上就去了布吉街打吊针。

第二天早上，照例做完10分钟劳动后，黄国鸿拉起老师的手说：“邓老师，你听话就写字，头顶物。”于是，邓老师便教他绘图、写字，进行头顶物、串珠等专题训练。

周末，黄国鸿回到家，比手划脚地告诉妈妈：“邓老师生病就没电，打吊针就有电，给邓老师，朱古力。”说着，硬拉着妈妈就要回学校。妈妈见天色已晚，一边哄着他一边给邓老师挂电话，邓老师告诉她自己没事了，她立即对黄国鸿说邓老师已经好了，这时话筒还没挂断，邓老师清晰地听到远隔数十条大街的黄国鸿发出了开心的笑声。攥着话筒，邓老师淌出了泪水。此刻，眼泪也是一种语言，有它自身的旋律和音符，叙说着内心的感动和奥秘。

当我们给予别人欢乐的时候，有那样一种动人的地方：它不会像一般的反光那样总是较弱于光源，它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更加辉煌灿烂。

我惊奇地发现元平特校四处都闪动着青春的身影。他们生机畅旺，充满朝气，把理想、希望、生活的使命、社会的重托，顽强地输送给那些比他们小不了多少甚至比他们大的孩子。

去年在特区人才招聘会上，人头涌涌，元平特校的摊位前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偶然有人走过去，是因为他们以为“特教”是“搞特工”或者是“教育高干”的，一听说是教育残疾人的，脸上讨好的笑容立即凝固了，送材料的手伸出半截就慌不迭失收回去，连“谢谢”和“再见”都不愿说便抽身离开，仿佛走迟一步就会沾上什么霉气似的。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特教班首次面向全国7个省市招生，30多个学生有15个坦白自己是误入此门的。有的为此抱撼不已，有的千方百计在毕业后跳槽。特殊教育，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低等”的职业。

曹艳老师也是“不慎”误入此门的。

乍见曹艳，我便有种“惊艳”的感觉。她很美，且懂修饰，薄施脂粉的脸庞和一身新潮的得体时装令她散发出明星风采，她给人的感觉是应该生活在舞台上或者水银灯下的。

“是呀，好多人都难以理解又或者惋惜不已，他们大概以为入这个门的老师都是‘非残即老’的吧！”

说这话时她的笑容粲然迷人，优雅愉快。

10年前的一天，一张贴在西安古都城下的招生广告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被上面“特殊教育”中的“特殊”二字迷住了，稀里糊涂便报了名，她还在上中学，她有五彩缤纷的梦想，她并不在乎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是否接收她，但她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就这样她成为南京特殊师范教育学校的第一届聋哑教育专业生。

“也许是缘份，也许是命运安排，反正我认了。”她的声音没有半分矫揉造作，灵活的眼睛透露出理智、深情和幽默。她说她要另找一份优差并不难，“但这份工作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必须有专业水平，我不考虑换工作，是因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实在重大。”

一位伟大的哲人在17岁时曾写下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一种能够对人类作最大贡献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的；到那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微小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却是经常不断起作用的，而在我们的遗体上，将会洒下崇高人们的热情的眼泪。

在如花的季节，曹艳选定了这种光荣的职业。她已经干了6年，她说她将不懈地继续干下去。

初恋是一枚青涩的苦橄榄，在一个春天来临时，就只剩下咀嚼的滋味了。在那失恋的日子里，痛苦把我淹没得几乎要消失；有时整夜整夜我就独站在空寂的凉台上，听雨声滴醒黎明。有一天下午，我辅导的几个学生做完课后练习，不约而同聚过来，关切地问：“郭老师，你生病了吗？”不，没有。孩子们不解：“那你为什么瘦了呢？”接着比划着：“同学们怕你瘦。”泪水刹时迷住了我的眼睛。我豁然解脱：失去一份爱，不是仍有很多人在关心爱护着我吗？即使是这小小的不谙世事的聋哑孩子们也知道心痛我。我又何必沉沦于一种狭隘的爱而不能自拔呢？何况能够失去的爱情，本身就没有太多可留恋。我在孩子们的呼唤中，走出了爱情的沼泽地。

写下这段美丽动人的文字的女孩叫郭小水，一个诗一般如水清纯如水柔韧如水包容万物的女孩，一个以“淼淼”的笔名发表诗歌、散文数十篇并出版个人诗集《水中的枫叶》的年轻女诗人。她早已走出了挫败的爱情，找到了真心爱自己的丈夫。丈夫为了支持她的工作，把家安在特校里，每天上下班回来踩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关外到关内，同时还承担了繁重的家务，新婚不久，魁梧的丈夫竟一下子瘦了10多公斤。郭小水满心内疚却无以补偿，丈夫却理解地说：“孩子们更需要你。”

爱使光明更加光明，光明使爱变得更深、更强。幸福的郭小水把爱情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

聋哑人跟正常人的区别在于听不见说不出，但他们有一双明亮的透视世界的眼睛，有丰富多采的形象思维，事实上，聋哑人大多数还有残余听力，配上助听器之后，便能够感受到声音，他们的声带、共鸣腔往往都是完好无损的，发音说话完全有可能。为了让学生正确地模仿发音和开口说话，每堂课，郭老师不仅要打手语，还要放大音量用标准的嘴型说标准的普通话。喉咙嘶哑了，扔一片清音丸或润喉片进嘴里，继续“呐喊”。

聋生由于丧失听力，没有及时形成语言，见到的事物、现象虽然很多，却无法将事物的意义跟读音、字形联系起来。他们天天吃饭，可拿出“碗”、“筷子”、“碟子”等词语卡片问他们，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郭小水老师作了一系列的探索，采取“愉快”教学和“情境”教学法使学生既易于接受又可寓教于乐，形成了独特的“低年级游戏教学法”。教“桌子”指桌子，教“椅子”指椅子；教“食堂”就去食堂，教“公园”就去公园；教“树叶”去采树叶，教“石头”就去捡石头。有一回，学到“石头”时，郭老师带着学生去校门外的环镇公路边捡石头，一时兴起，让石头牵着鼻子走了很长一段路。郭老师像个啰嗦的老婆婆，走到哪就啰嗦到哪，看到什么就唠叨什么，到处都是课堂，时时都在上课。

青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它催发着青年人的躯体，启迪着他们的智慧，同时也灌输着热烈的感情和坚强的理智。

郭小水老师的父亲去世了，她一时无法直面最亲近的人的死亡。15岁离家那年，父亲还年青得像她的大朋友，10年间，父亲头上是否添了白发，脸上是否多了皱纹，她都没有印象，父亲在她心中一直不曾衰老，但年轻的父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多么不可思议。校长对她说：“小水，你先回去，把家里的事安顿好再回来。”一个星期，郭老师都沉浸在悲痛中难以自拔，她是怀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踏上开往深圳的列车的。但这种伤感和遗憾，当她回到元平校园，回到她的学生中间，就被另一种氛围覆盖了。孩子们一见到她，就紧紧地搂着她倚在她怀里哭着比划：“星期一没有，星期二没有，星期三没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郭老师，你去哪里了？我们好想你。”他们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把郭老师坐的桌子和椅子擦了一遍又一遍……

郭老师拭干孩子们脸上的泪珠，开始上课。当她在黑板上写下“谁爱谁（什么）”的句式的时候，林慧立即造了一个句子“我们爱郭老师”。霎时，安静的课堂一片热烈，所有的同学嘴里发出的模糊声音，手上比划的清晰手势，脸上流露的表情都是同一句话：“我们爱郭老师。”

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就像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用它那和煦而温暖的光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郭老师心中的阴霾终于被驱散了。

我们曾惊叹于海伦·凯勒所创造的神话，她仅仅以触觉走完了人生之路，从一个曾经在黑暗的、混沌无知的世界中生活的小女孩，成长为世界著名的伟大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海伦那位天才的家庭女教师安妮·莎莉文，是她以非凡的毅力和全部的心血叩开了海伦的心扉，是她以难以想象的困苦搏斗，使原来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海伦享受到了与常人共有的光明。没有安妮·莎莉文，就没有海伦·凯勒的辉煌成就。曹艳和郭小水以及一群年轻的师兄妹，正进行着和莎莉文一样艰苦卓绝的事业。“一切为了残疾孩子，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他们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行动的事物里，沉浸在里面，淹没在里面，融化在里面，越是和孩子们相处久了，越有一种难舍难离的圣洁感，他们每天都为这些不幸的孩子祈祷和祝福，每天都期望着奇迹的出现。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种以无限的爱心支撑的事业，它还是一种由思想、良心、职业道德等等强大的力量所共同支撑的事业。社会的认可、公众的尊重、公正的报酬、尽职尽责锲而不舍的努力后的劳动成果，使他们从这独特的工作中找到了职业的自豪感和人生的成就感。

许多老师都感受到了“回报”。生病了，孩子们会端来椅子让老师坐着上课；口渴了，孩子们会送上一杯热水；因为要调整工作工作岗位了，孩子们会像小鸟依人般环抱着老师久久不愿松手……正是这些深厚的感情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丰富灿烂的内涵，使他们感到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施予者和接受者都是在不易觉察中彼此交换生命，宇宙万物的生命正是靠这种深邃的神秘的力量而潮涨潮落、运动发展。

 

6　有这样一位母亲

范珊老师陪了我整整一天，从“立人楼”到“开蒙楼”到“琢玉楼”到“翊教厅”，从孩子们的上课、治疗锻炼到吃饭穿衣睡觉，如数家珍。那份深情，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企待着客人夸赞自己的孩子，又忍不住自己先夸起口来。每个学生都似乎与范珊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扯着，看到她，都巴巴地跑过来像小羔羊一样依偎在她的怀里，而只要范珊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句轻启嘴唇几乎听不到发音的话语，正在上课却不专心听课的学生坐端正了，正在午休却在床上翻腾玩耍的孩子乖乖地躺好了。她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令学生对她既热爱又敬畏？

现在，坐在范老师简朴而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我可以仔细地端详她了。她告诉我她已近50岁了，但我的感觉她顶多接近40岁，相由心生，她既美丽又年轻。椰菜娃娃式的发型透出一种属于少女特有的娇柔，脖子上围着一条洁白的纱巾，随风飘逸，显得别有风韵。

范老师来到这群特殊的孩子中间是偶然也是必然。她原是一所大学研究所的所长科研教学秘书，带研究生承接磁流体发电课题。到深圳后曾在图书进出口公司搞过一段时间的高校科研情报资料收集，但她对商务工作有一种说不出的隔膜，希望能回到校园。正值元平特校新址落成扩大规模，她便调过来，组建图书馆。殊料，便与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永远也忘不了新生入校的第一天晚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呀，整个校园飘荡着孩子们尖声怪腔的喊叫、哭泣和哀嚎，像遭到突袭的垂死的小兽。有的眼睛含有一种被追捕似的恐惧神色，蹒珊地、惊恐万状地四处乱窜；有的小脸蛋扭歪得奇丑无比，眼泪和鼻涕有如泉涌；有的在老师的怀抱中有力地蠕动着以图挣脱；有的木桩子一样张大嘴巴流着涎水伫在那里一动不动，愣着双眼发痴地望着炸窝似的混乱不堪的人群……那长哭，那凄惨，那蛮横，那骚动，那绝望，不应该是人间所有的。

范老师坐在尚空空荡荡的图书馆里，校园里的动静像针扎似的刺激着她的耳膜。她忍了又忍：可千万别沾边啊，一沾上边就挣不脱了。可是，有哪个善良的人看见摔跤跌倒的孩子不上前扶一把的？范珊走了出去。

仿佛所有的想象中的恐怖全部猛然摊在眼前，范珊一下子被压得透不过气。她的耳朵里只剩下一片嗡嗡声，脸色在黯淡的月亮照射下惨淡无光。她定了定神，压抑着颤抖走向最接近她的孩子，伸出手把孩子抱进怀里，眼泪扑簌簌落下。

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只需要几天，或一个钟头，甚至只是几分钟之内，内心的世界会奇迹般显露出充满神秘和深沉的预示，所有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岁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从前所热烈希望的目标变得虚荣浅显和无足轻重，刹那间志趣和努力便转换了一个方向，使整个人生目标完全改变。

在贴近孩子的一瞬，范老师明白了，她再也不可能把孩子从怀抱里推开了。

从此，范老师既兼行政工作又兼教学工作。

一晃，就是两年多了，就成了孩子们的老师、妈妈和朋友。孩子们的一哭一笑，一声一息，一动一止都牵动着她的心。

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向她报到，首先向她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说：“这孩子让老师费心了，他真的很捣蛋，连换了5所学校都只上一天学就给老师赶出来了。”接着，家长摁着孩子让他叫“老师好”。范老师微笑着俯向孩子，孩子注视了她一会，猝不及防地扬起巴掌清脆地扫了她一记耳光，紧接着手一挥，把她办公桌上的所有东西“哗”的一声扫落在地。家长忙不迭失地捉紧孩子，赔着小心说好话，生怕范老师一个不高兴拒收他的孩子。

范老师揉揉火辣辣的脸蛋，反过来安抚孩子的父亲：“我不会赶他走的，他只能留在我们这里。”

就在我采访她的头一天，一个十九二十岁的大男生突然狂性大发，越过班主任的视线跑到范老师的行政办公室，“砰”的一声撞开门，嚷道：“你开除我吧！”并动手把自己身上的校服撕扯下来，一下子赤裸了下身，没容范老师回过神，学生又扑上来抢她手上的纸片，那是她正在整理的市委领导视察学校的重要记录啊！范老师连忙整个人趴在桌上护着文件，男生用手捉住她的两腕，格斗似的要把她甩开。

下面就是大厅，许多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正鱼贯而入，还有不少是小学生呢，万一他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范老师真要急坏了，幸而，几位身强力壮的男老师闻讯赶来，才制服了那名学生。范老师的双腕已红肿一片。

天天对着这样的学生，需要怎么样的忍耐力啊！不苦，不累，不烦，就没有一点儿脾气了吗？

“那能没有啊。”范珊的声音仍然轻轻柔柔的，“但不能对孩子发。他们就像容易受伤的小动物，一个简单粗暴的动作就会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感情全部摧毁。还有，他们跟正常的孩子不同，不能惩罚，不能严词责骂，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惩罚的意义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每天都像用10个指头按11个跳蚤那般忙，有时憋了一肚子的辛苦，只有等回到家再发泄。”

先生和儿子没有意见吗？

“有，先生对儿子说：你妈的笑脸都留在特校了，干脆，我们到特校去当她的学生吧。说起来我也有愧，我家里除了沙发上有人常坐的那一块是干净的之外，四处都落满了灰尘。我每天除了简单地给他们做顿晚饭和洗衣服，就没有力气再做别的家务了。我还得翻翻书呢，半路出家，不学不行呀。他们的宽容和不挑剔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范老师和儿子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妈妈，您疼别的孩子比疼我多。

儿子，他们比你更需要爱。

可您是我的妈妈。

    儿子，记得我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吗？我总是哭我没有鞋子穿，但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没有脚的人。

    妈妈，您总跟我说这句话，耳朵都起老茧了。

    不，你还没懂，抽个空，去特校看看吧。

儿子果然特地到特校来了。他给跟自己一般高的大男孩擤鼻涕，到图书馆帮忙抬柜摞书，他在校园里转呀转呀。回到家，他说：“妈妈，我懂了。”

周六的晚上，电视台播放了特校学生的文艺表演，儿子从头到尾地看完了，坐在灯下等候午夜归来的妈妈，只为了告诉妈妈一句话：“我流泪了，你们真伟大！”

儿子的老师曾经既责备又钦敬地对范珊说：“你是一个好的工作人员，但不是一个好母亲。”

范珊只是微微一笑。

事实上，她是个成功的母亲，儿子是深圳中学的尖子生，连任6年班长，参加校际物理竞赛荣获第1名。更重要的是，儿子理解她。

下班了，范老师踏着夕阳回家，她一边匆匆忙忙地赶路，一边掏着纸兜里的零食填进嘴里，不补充点热量，她就无法支撑紧接下来的买菜、做饭、洗衣服等一系列工作。她无怨无悔。凡是献身于一种事业的人，就会从那里找到一个向导，一个支柱，一个仿佛能调节体内心脏跳动的调节器。人生有了一个目的，信念就确定了，平衡就会从人生一种最大的快乐—好好地完成一种工作的快乐中产生出来。

 

7　我们也要做大写的人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老师和学生都在按步就班地重复着每天的功课。突然，学校的大喇叭响了。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老师们的心怦怦乱跳，跑出走廊，面面相觑，出事了，一定出事了。

他们把茫然无知的学生们带到操场上，列好队。

只见校长站在一张椅子上，眉峰紧蹙，声如铜钟地说：“最近，我们学校出现了很不好的情况，必须纠正。你们进校已经两年了，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可你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家的？有的同学有手，却偏偏不用手去推门，而是用脚去踢，动不动就把门踢个大洞。木匠师傅刚修补好了又破了。这样下去，美丽的校园就会千疮百孔，而你们长大了，也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没有人喜欢你们，没有人敢要你们……”

校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番道理，旁边，赵静老师也紧绷着脸用手语向聋哑生翻译。学生能听懂多少？理解多少？就算有的人一句也听不懂，也要说，因为他们终究要学会做人呀。

学生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严肃训话震动了。校长整天笑眯眯的，今天怎么板着脸啦？是不是我们做错事，不乖啦？

是的。紧接着，学生们被领着走向宿舍，他们看到了一扇被人用脚踹了个大洞的门。

是谁呀？真不是好孩子。同学们把目光落在周敏新身上。原来是这个小不点干的。

周敏新把头垂得低低的。他知错啦。他是弱智班年纪最小的学生，可蛮力却大得很，今天竟惊动了全校。因为他把门踢穿好几次了，老师手把手教他如何用手推门，教了有几百次了吧，怎么总学不会，今后一定要记住了。

效果立竿见影。周敏新果然从此不再用脚踢门了，别的学生也随之改掉了这个坏毛病。

校长和老师们相视会心地笑了。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层出不穷，之所以要抓住这样的小事小题大作，是为了教会孩子们做人。门破了可以补，但把孩子纵容娇惯了，会害了他们的。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聪明英俊的王子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当这位姑娘向王子索取他母亲的心时，王子竟趁着母亲熟睡，用宝剑挑开母亲温暖的胸膛，取出了那颗搏动的心。正当王子捧着心赶去献给姑娘时，天黑了，慌乱中，王子被树杈绊了一跤。这时，被摔在地上的那颗母亲的心说话了：“我的孩子，你摔疼了吗？”

这段小小的传说曾使我的心一阵阵颤抖和疼痛。我为传说中王子的冷酷和残忍而悲哀，更为那位母亲的痴心而痛苦。她不是一个明智的妈妈，她虽然爱孩子爱得很深，很诚挚，却没有爱在点子上。她把自己的心都给了孩子，却没有把人类最美好的品格传给孩子。

对于元平特校的老师来说，不是孩子们的妈妈，胜似孩子们的妈妈。他们思索着，自己给予学生们的究竟是什么？是一盏明亮的灯，还是一盆冰凉的水？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还是一颗包着糖衣的苦果？他们富于情感，以一颗滚烫的心分担着天地间的哀乐；但他们又多智，能像哲人般深思明辨。他们的激情和冷静令他们更加可敬可亲。

爱有很多种，仅仅是搂抱亲吻的亲昵的爱是浅表的；更深一层，是要“立人”。即使他们心智残缺，即使他们肢体不全，即使他们听不见说不出，但他们是人。是人，就得学会做人，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脱离老师和家长的庇护，而必须面对世界上的其他人的。事实上，弱智孩子的智商虽然逊色，但他们的思想活动，情感能力是平等的。他们能被激发出来的潜能是不可限量的。

学生林奇峰捡到了一个纸巾包，一歪一扭地跑到姜曼云老师面前，兴奋地递上去。姜老师接过一看，里面夹有10元钱。姜老师问：“钱是你的吗？““不是。”“那该怎么办？”林奇峰摇摇头。姜老师说：“你先去问问同学，看是谁丢的钱，找不到，我们再交给总务处，好吗？”林奇峰便摇摆着发育不全的身体沿着去食堂的路举着纸巾包逐个询问路过的人。没有人认领，姜老师带着他把纸巾包交给了范珊。

范珊觉得这又是件值得“小题大作”的事。在第二天的早操课上，范老师向全体学生表扬了林奇峰拾金不昧的精神，并强调拿别人的东西不对，拾到东西还给别人才是对的。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并让失主上台当面感谢林奇峰。

这件事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时间，学生们纷纷仿效。过去，乱拿别人东西的风气屡禁不止，现在，有的同学甚至捡到一支废弃的发夹也交给老师。

看到孩子们的转变，谁又能说他们“医好都浪费药费”呢？

在周一的升旗仪式结束后，我亲眼看到一个患唐氏综合症的先天重度弱智生在老师的陪同下一手拿扫把一手拿垃圾铲，在操场上把刚才他吐出来的秽物清扫干净。这孩子不好好做操，反而有意作呕吐状弄脏地面。老师并没有原谅他，即使他走路摇摇摆摆，即使我们喊了多声他的名字都毫无反应—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也要让他独自弥补自己的过错。

正是由这些一点一滴的细碎小事，逐渐构筑着孩子们的精神境界。

福龙又在闹腾了，嚎哭着满地打滚。

范珊赶过去，福龙像见到妈妈一样扑过来，满脸委屈地比划着告状：有人欺侮他。

范珊没有立即安抚他，而是询问真相。

老师说，福龙打同学，老师上前拉开，他竟然还打老师。

福龙像往常那样一个劲地往范老师身上蹭，拉起范老师的手贴近自己的脸。

范老师轻轻地但坚决地推开他。

福龙是个先天失聪遭父母遗弃被警察叔叔捡了送儿童福利院的。像福利院的所有孩子一样，取姓福，名龙，蕴藏着阿姨们的期望。福龙的真实年龄谁也不知道，医生给他检查时认定他大概4岁，便把他被送福利院的那天定为他4岁的生日。福龙今年9岁了，福利院的阿姨见他五官清秀，除单纯性耳聋外，没别的毛病，便把他送到元平特校求学。特校免费收留了福龙，与福利院一个做爸爸、一个做妈妈，共同承担起抚育福龙的职责。福龙在特校第一个接触的老师是范珊，范老师待他犹如亲子，每周一从来没有忘记从家里带些礼物给福龙。福龙以为得到范老师的宠爱，撒起野来毫无顾忌。范老师认为，福利院是保育性质，元平特校是教育性质，福龙过去除了管吃喝外，没有受到太多的约束，是该让他感受到教育的力量的时候了。福龙是孤儿，范珊曾嘱咐其他老师一是不能让人欺侮他增加他的自卑感影响他的心理健康；二是绝不能放松要求使他产生一种比别的孩子特殊的优越感。

被范老师推开的福龙淌着珠串似的泪水可怜巴巴地又紧紧依偎过来。范老师心颤抖着，她不忍心又不得不再次推开他。她要让福龙知道对他好，疼他并不等于迁就纵容他。

范老师沉着脸用手语问福龙：“有没有打同学？打老师？”

福龙点点头。

范老师抓住时机告诉他，打了人还先告状是不对的，只有认错了改过了老师才会喜欢他。

福龙止住泪，又点点头。

范老师欣慰地笑了。她今天不仅战胜了福龙的恶习，还战胜了内心的感情脆弱，如果她不能硬下心肠拒绝福龙寻求保护的举动，迁就他，就等于助长他随心所欲、唯我独尊的不良思想，就会影响到他日后的成长。

在宽敞明亮、摆着满墙漂亮的学生作品的美术室的黑板旁，贴着一张小纸，上面写着几条：上课不准打手势；晚自习不得超过11点；须与同学一道进餐；洗澡要在宿舍里，整理床铺要符合学校标准等等。

范老师告诉我，这是专门针对李子敬和陈兆鸣两位悟性极高的聋生而提的要求。他们俩已由在聋哑学校干了一辈子的经验丰富的宋老师和班主任徐春慧带到东北准备应考长春大学美术系特教专业。在未进入元平特校之前，大学这个字眼连梦都不敢进入，如今却即将成为现实。两位学生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深得老师的喜爱，又因为上大学心切，有时除了学习就不再顾忌别的。家长也恳求老师：“我们多给一点钱，你们就多给他们一点自由，一点方便。”

也就是要多给一点特殊，多给一点优越。老师们何尝不想把两位“高材生”一口喂成个胖子，把所有时间都让给他们攻读。培养专家首先得培养做人，先做人，然后才能做专家，再优秀的学生也不能搞特殊，否则，将来没有一个优待他们的环境将如何承受？学校不仅没有多给他们“自由和方便”，反而提了上述几条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包含着无限内容的要求。越具体越细微才越严格。两位同学明白了：考大学重要，但做人更重要。他们打着手语告诉老师：“要活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

在电脑室，聋哑生黄冬泉正在键盘上慢慢地敲打一封给远赴长春准备考大学的同学李子敬的信，信中说：“我有点心事想跟你说。”

我指着屏幕上的这行字，打着手势问他：“你有什么心事？”

他羞涩地笑笑，不好意思地偏开头。在旁边的班长吕昀告诉他错了一个字，他搜寻了几遍，费了好大功夫才把错字改正。

吕昀对他翘起大拇指。他们相视而笑。范老师说，吕昀是这个班的灵魂，她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震住全班，有时，比老师还厉害呢。

范老师有点神秘地悄声对我说：“你仔细观察一下他俩，看看能发现些什么？”

是初生的爱情！欢愉的天使正围绕着他们翩翩起舞。

我初是惊讶，继而释然。都是近20岁的少男少女了，产生充满生气和贞洁的爱情是多么美妙的啊！我又深深感激，感激老师对这种感情的容纳、理解和宽待。半年前，吕昀右踝骨骨折，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月，黄冬泉寸步不离地守候左右，老师也默许了，他们没有把一些清规戒律作为铁的原则，把稚嫩的刚萌芽的爱情拦腰折断，而是满怀欣喜和美好的愿望看着它成长。

吕昀在纸上写下她的名字给我时特意加了一行小字解释：“昀，是阳光、温暖的意思。”眼眸里荡漾着如阳光般温暖的笑意。

在“琢玉楼”大厅里的展览室里，黄冬泉与吕昀合作的线锯画“八骏图”刀法流畅、隽秀、准确，栩栩如生。黄冬泉的“雏鹏奋羽”更是构思奇妙，象征着前途一片光明。

在笔谈中，吕昀告诉我，她最大的愿望是多学些知识，将来返校当一名教师，为育残成才贡献力量；她最高兴的事是每天向最疼爱她的老师问好；她最生气的事是怕同学之间闹不团结，相互不关心。我追问她脚伤时为什么执意不肯到外婆家休养。她脸红了：“我是班长，怕班里有事。”也许还有没说出来的，她不愿意离开黄冬泉。

纯洁的爱情使无声的生命盈满了温馨和快乐，老师的爱使她们从绝望的海洋中捞出了希望的珍珠。

我特意向范老师提出要去看黄振业“捆蚊帐”。

黄振业是个集弱智、聋哑、肢残于一身的学生，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和自尊心，他的两只手都只有三个指头，刚入校时无论天气多热都把双手捂在口袋里，谁要是盯着他的手看就会狂躁动怒。我见到他时，他正在食堂拿着抹布擦桌子。范老师告诉他，我是记者，想看他表演捆蚊帐，他爽快地答应了。

只见他有条不紊地把圆顶蚊帐的下摆折叠成整齐的方块，然后仔细地卷起来，再站到床上，用一只手做轴心，另一只手把卷成长条的蚊帐飞快地缠绕。他的手指不灵活，在转弯处便用脖子夹住。最后，把缠成圆柱形的蚊帐抻平塞紧，捆好的帐子平整漂亮，像一把洁白的花伞。整个过程干脆利索，一气呵成，花的时间仅仅是4分钟！

我不再惊讶了。元平学校创造的奇迹实在太多了，这短短4分钟的后面意味着太多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样的孩子都能教好，还有什么样的孩子教不好！

“还没来得及认识五彩缤纷的世界，就被命运推进了残冷孤寂的深渊。习惯了妈妈绝望的泪眼，习惯了爸爸痛楚的眼神，习惯了四周长久的沉寂……可是，那一颗幼小的心啊，却从未停止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我们只能在深宵静夜里，任那滚烫的泪水无声地滑过冰凉的脸颊，流进没有听觉的耳朵。

“是你们，用深广如海的胸怀拥抱了我们残疾的身躯；是你们，用挚爱深情的目光温暖了我们冰冻的心灵；是你们，用厚实坚定的双手，为我们开拓出振翅奋飞的天空……”

元平特校4周年校庆暨校舍落成典礼仪式上，因患骨癌造成截肢的女学生杨子华饱含泪水深情地喊出了全校残疾学子的心声。

我在校道上遇到了刚下课的杨子华，她穿着洁白的长裙，一手拄着黑色的拐杖，另一只手拿着几本书。她一步一瘸地向前走，深栗色的眼睛聪慧、明亮、清澄，却饱含着见过世面的沧桑，懂得人生的辛酸和难测。有的不幸的人常常长得美丽动人，他们的灵魂就通过他们的面庞和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杨子华羞涩地笑着，叙述她14岁那年突然降临的噩运夺走了她美好的人生，从此她浑浑噩噩地在家封闭了自己整整4年，直到1995年夏，她在母亲的陪同下走进了元平特校的大门，在职教班学习电脑。仅仅一年，杨子华便硕果累累，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作品，精心创作的专题电视片脚本《我眼中的特校教师》已被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采用。

当她的第二次生命重新开始时，她失去了一条腿，但她却觉得自己变得更富有了。她在逆境中获得了老师的爱，那种对她无所求却为她无所保留的深厚真挚的爱。这爱使她比过去更多地看到了生活的光明和美丽。“我现在有了明确的生活目的，想学好本领争当一名写字楼职员。过去离群索居，怕见人，怕与人交往。现在我有了许多朋友。我感到，虽说我们是残疾人，但要有健全人的人格意识，应当自尊、自强、自立。”

1994年11月，在有1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香港第19届特奥会城市邀请赛上，元平特校的6名弱智学生获得6面金牌，2面银牌，3面铜牌的优秀成绩。

1995年6月，广东省举办聋生盲生文艺调演，元平特校的3个节目有两个获得一等奖，名扬省内外。

我曾坐在第一排的最佳位置观看过弱智生、聋哑生的现场文艺表演，我为他们准确的乐感、动感、平衡感和节奏感所震动，为他们深刻地理解音乐的含义和丰富的表达所震动。因为聋哑生根本听不见音乐，他们是用眼睛和心灵去触摸音乐和声音的呀！

这便是残缺的生命所能催发释放的无限潜能。这能量使自身的生命燃烧，从而引燃了更多的残缺生命的热源。但是，如果与世隔绝，如果没有燃烧所需要的氧气，那一切潜能将永埋葬于黑暗之中。当孩子们自强不息地创造着生命的奇迹时，滋润着他们的，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河流。无数的老师、医生、生活老师源源不断地把真挚的激情输入爱河。他们是土地，有了他们，就有了茁壮的栋梁之材；他们是蓝天，有了他们，就有了刚健奋翅的雄鹰。

我的心底闪过一串照亮人类历史和人类灵魂的光辉名字：

永远奏响命运交响曲的贝多芬。

与拿破仑齐名的不可思议的海伦·凯勒。

美国就位时间最长的总统罗斯福。

世界著名的化学家路易·巴斯德。

以思想影响几代人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

他们或因丰富的艺术修养，或因辉煌的科学成就，或因举世瞩目的政绩显赫于人生的舞台。然而，最让震撼的是透过这些炫目的色彩所听到的他们那来自内心的人类不可战胜的强大有力的回声，那声音来自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残疾人。

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幸福、快乐、骄傲、荣誉同样属于他们。

也同样属于元平特校的孩子们的未来。

 

8　并非题外话

在康复室里，两个孩子躺在病床上做电频治疗，医生告诉我，他们是因为小脑瘫痪造成语言中枢障碍和失去身体平衡功能。

“他们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后天的。”医生的眼睛流露出悲伤，“80%的致残都是来自后天的。”

后天的。我既吃惊又惋惜。

后天造成的也就意味着是可以避免的。许多弱智孩子的家长含着眼泪向老师诉说，他们的孩子的残疾是由于在生产时被医生用产钳或吸引器夹住头颅所致的。

孩子头大，又或者是妈妈在巨痛中已无力支持，但总该有别的办法让孩子平安顺利地生下来呀。

我曾经读到过一则令人悲愤的消息：一个孕妇挣扎了半夜，生不下孩子，被送到县医院，孩子的一只胳膊已伸出母体外，大夫问：孩子还动不动？疼得已几乎失去感觉的母亲摇摇头，大夫便拿起一把剪刀，把那条小胳膊剪下来。孩子出生了，扔在一边，突然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哭声。孩子是活的，但是永远缺了一只胳膊！

在元平特校，有个孩子的校服与众不同，胸前的蓝色条纹下，密密地印着一行正楷字：

杨丰庆，父杨公沐，深圳中学

电话2222572，家电话2269376

那天下午，在欢迎福田区委领导和福田小学师生来参观的文艺表演中，杨丰庆也上台了。孩子们表演结束后，我喊了他一声。

他听到喊声，即刻扑上前紧紧抱住我，把头倚在我胸前，并说：“亲一下。”

我俯下脸，让他亲一下脸颊，这才看清这个只长到我肩膀高的孩子的下巴上已冒出了稀稀的胡子茬。后来才知道今天是他的17岁生日。他很热情地拉着我说话，吐字挺清楚的，他自豪地告诉我他胸前的那排小字是爸爸妈妈写的。

晚上，我电话采访了他的父母，谈了近一个小时。他的父亲杨公沐先生心情不太平静地告诉我这孩子是因为妈妈经期已过不知已怀孕去看医生，吃了医生开的通经药药物中毒而造成先天性重度弱智的。

也许是那天病人太多医生没有功夫详问病情，也许是医生心情不好想尽快打发病人，只需要很简单的化验就可以避免悲剧，到底为什么没有做？

草率的行动，造成了多么大的生命悲剧！有时，造成灾难的看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疏忽，然而，正是这小事引起了无法遏制无法弥补的巨大灾难。

后天人为造成的残疾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小保姆失手摔坏了孩子，比如医疗事故，比如车祸、火灾、电击等；即使是那20%的先天致残，许多也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河水污染，比如贫困山区缺碘、缺氟……这些，完全是可以通过加强责任感、道德感，加强立法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上，残疾人为整个人类的自身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次次的工伤事故，使人类获得了在工业化进程中保护自己的经验；一次次交通事故，使人类在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缩短时空距离的过程中，日益完善保护生命的措施；一次次的瘟疫和疾病对人的生命的损伤，使人类掌握了与疾病进行斗争、保证人的健康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看，许许多多的残疾人，正是为了健全生存下来的人们，支付了他们的牺牲。

因此，人类没有资格和权利给予他们不平等。

在有残疾儿的家庭里，家长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像杨公沐、何桂云夫妻那样，认为孩子的不幸是自己的过错，并不觉得孩子给自己带来耻辱和负担。元平学校未成立之前，杨公沐夫妻每天下班后都要带杨丰庆去踢球，假日带他去逛公园逛商场。现在，每到周末杨丰庆放学回家，也照旧如此，许多商场的服务员都认识杨丰庆，并待他热情，逗他玩耍。另一种家长则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害怕社会的歧视，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孩子乃至厌恶。我在职教班空荡荡的课室里看到一个17岁的聋哑少女孤独地坐在窗前，她是一位小学校长的女儿，居然被父亲困在家里整整17年却从未想到要送她上学受教育。并非有文化的人就一定有素质、有见识、有宽大的心胸的。直到有一天这校长来元平特校参观，有所感触才把女儿送来。可是女儿什么都不懂，送进低年级班，她看见周围的孩子比自己小一大截，说什么都不干，只好把她放在年龄相仿的职教班。可是她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同学们都到电脑室实习了，她唯有孤零零地呆在课室里。我用标准口型多次呼唤她的名字，又用刚学会的简单手语向她问好，可她只是瞪大眼睛带着茫然的笑望着我。

早发现，早教育，才能早有效果，范老师对我说。我把这句话转赠给所有有残疾儿童的家长。忌讳和回避只能给不幸的孩子雪上加霜。

一位家长给学生报名入校时向老师一下子要了三张表。

老师问：“你对这些孩子的情况很熟吗？最好叫孩子家长亲自来。”

家长腼腆地咧咧嘴：“三个孩子都是我的。”

老师不禁问：“生了第一个不正常，生了第二个不正常，你为什么还要生？”

“我就不信我生不下一个像样儿的！”家长的脸上仍然残留着想再生一个的欲望。

市领导到元平特校参观，适逢家长开放日，孩子们的家长都来了，一个难堪的镜头出现了：一位家长蹲在市领导的面前，吧哒吧哒地抽着烟，把烟灰毫无顾忌地弹落在红地毯上。有人上前想把他劝开，他如磐石般生了根似的。市领导只好说：“我走开，我走开。”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这家长本身就是弱智人士，可他竟一连生了三个弱智儿。

100多年前，人类便从自身无数的灾难中吸取了教训，提出了优生理论。100多年后的今天，在“优生”已成为人们口中并不陌生的词汇时，依然有人把这个人类生命的护身符轻易地抛弃。

甚至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坚决的人。

聋哑人大郑，早已超过男大当婚的年龄了，父母亲戚，街坊近邻都焦急地替他张罗。果然找到对象了，不过也是个哑巴。聋哑配聋哑，不是天生一对吗？电视里还常播映聋哑男女结婚的新闻哩，连大首长都去为他们证婚，说是精神文明的好榜样呢。

大家齐心协力，大郑很快完婚了。居委会管计划生育的大嫂，心里蛮同情这对哑巴，生育指标本来很紧张，有几家都在争。她这下做起了思想工作：“人家哑巴夫妻可怜，一对残疾人，我们应当发扬风格，讲讲人道主义，对残疾人优先照顾，先把生育指标给他们吧！”

于是，大郑添了个白白胖胖的小郑，乐得哑巴夫妻合不拢嘴。可是，小郑长到4岁，却还是不会说话，一检查，是先天性聋哑，娘老子遗传的。

这是郑家第6个聋哑人。

类似这种故事俯拾皆是。

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在这里便不由得令人深思。

我不禁想到前文提到的两个可爱的少男少女黄冬泉和吕昀，他们的未来怎么办？会不会也在“好心人”的鼓励下制造新一代的聋哑人？

根据1979年国家遗传学会的统计，根据198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在南京举办的儿童智力障碍讲习班提供的资料，在我国3亿以上的儿童中，因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智力低下者为儿童总数的3%，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高达1000万以上！

多么可怕、严峻、残酷、冰冷、铁硬的事实。它向一切希望国家昌盛、民族繁荣的有识之士敲响了警钟。

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没有穷尽的，人类完全可能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中改造人类自身。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正式宣布了优生优育法规，运用包括法律的、道德的、医学的、行政管理的等各种手段，激发起人们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

古人云，大道不行，天下为寇。我们也可以说，优生不行，忧生即至。当优生给人类带来聪慧、健康的后代，当优生解除了人类的忧伤和不幸，人类才能永远卸下心灵的重负。

 

9　黑暗与黎明之间

我采访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孩子中大部分不能在学校的庇护下过一辈子，不能永远呆在这个刻意营造的身体无障碍和心灵无障碍的环境下，他们“毕业”以后怎么办？

我得到坦率理性的回答，这个问题正是特殊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还没有最完满的答案。

尽管孩子们在这里着重加强了康复训练和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身心缺陷得到一定的补偿或改善，具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但远远不足够走上社会自立。他们的快乐幸福和无障碍环境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消失？

我的担忧不是多余的。但是同时我也已经看到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已为这些重塑生命的孩子敞开了大门，敞开了心：

深圳市政府领导在特校建设初期多次现场办公解决遭遇的困难；有关部门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给特校数千万元财政拨款。

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董事总经理于元平先生先后向特校捐赠1800万元，建立“深圳元平教育学校教育基金会”，并捐赠两辆丰田24座中巴以便接送学生。

深圳机场华联大厦售票处经理带着1万多元的礼物来到学校，并提出将来接收学生就业。

香港玩具协会会长专程买了学校需要的录放机以及带着大量自产的玩具来学校慰问时感触地说：“看一个社会，就看市政府和民众对残疾人的态度。能有这份爱心，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的、进步的，我对九七后的日子更有信心了。我在考虑，是不是从你们这里挑些毕业生？你们把学生培养好，我会再来的。”

另一位同行的香港布绒玩具厂老板也表示要给些缝纫活给学生干，工钱尽能力照顾给到最高。

还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

当我们为双腿截瘫，却摇着轮椅完成历时一年半的环球旅行的当代加拿大青年里克·汉森而骄傲时，不要忽略了他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他途经每一个地方，都有无数的残疾人和健康人为他鼓劲，为他欢呼，与他一路并行。是世界各国的朋友给了这位27岁的青年超人的信心和勇气。

当残疾人面对更多困难、更多挫折的人生时，不仅在肢体上，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他们更多地感知了痛苦，更多地咀嚼了人生的含义、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生命的不可战胜，表现出苦难的灵魂对生活的渴望与对文明世界的强烈追求。当他们能与社会携手共存时，人类将会感受到，在这个星球上周转增值的不仅仅是货币，还有爱。透过残缺的世界，透过金钱，透过黑暗，人类将会感受到自身的力量：那就是真正的公正、真正的仁慈、真正的同情、真正的博爱。

我终于见到了校长孙振东。

他很忙，学校事无巨细他得操心，各级领导前来视察他要陪同，还有应接不暇接踵而来的参观团……我在发稿期逼近，不能再等的情况下，叫范珊老师帮忙把他从别人的“围困”中“抢”出来。

孙振东举止敏捷地向我走来，他那略显发胖但结实的身体犹如用一个看不见电池不停地充着电，令人感到一种强有力和刚毅。

“我喜欢搞特殊教育，因为它符合我的个性！”

他说这话时，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那种自信，那种热爱，那种执着，使人觉得他天生就是来完成这一项事业的。

他告诉我学校正向教育、康复、就业一体化的方向努力，现代化的花园式的校园后侧的“庇护工厂”已经在规划了，将来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学生，将会在力所能及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位来自南京的特殊教育家，对特殊教育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在这个自由的大显身手的地方，他正闯出“一条很好的路。”（邓朴方语）

又一天开始了。黑暗和光明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交接。黑夜和白昼是没有一道绝对分界线的，夜晚在黎明时褪去，白天从长夜中诞生，毕竟，一切都在阳光中苏醒。

老师们忙碌着。做老师也好，做保姆也好，他们并不介意，因为他们的生命意义正在一件事业中上升。我站在元平特校门前那三根雕塑着三只奋翅翱翔的雏鹏的巨大不锈钢柱子前，仿佛站在整个人类的面前，仿佛站在整个历史的开端。

我看到那浩瀚而绵长的工程正在进行。他们在切切实实地用力，虽然很缓慢，但总在前进着。他们的每个动作，每个心意都是向着完成。也许只要人类存在，这个工程就永远也完成不了，但他们并不气馁，一心一意地书写着人类同自身斗争的美好而悲壮的历史。

 

1996．6

 

 

 

 

蝶 恋 花

 

 

 

1　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才干。”

“意深爱笃，文章富贵珠万斛，天教艳质为眷属。似蝶恋花，凤栖梧，鸾停竹。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有千钟粟。”

……

古今中外，关于书的格言、座右铭如恒河之星，见证着人类历史与书的渊源。然而，人类自从有了语言到结绳记事到创造文字，经过了几十万年时间；从甲骨、竹简、帛布书写文字到印刷术的出现又经过了几千年。但是从印刷术到一系列的视听工具—电话、广播、录音、电视等的问世，只用了约500年；从第一代视听工具的出现到计算机诞生只相距不到50年。接踵而来的光导纤维、卫星传输、信息高速公路……由此，人们的视野、涉及的领域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书，仍然是人们追求“黄金屋”的路径吗？还有多少人把“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之类的格言悬于案前床头？书，在我们生活中退居于哪个位置？

深圳曾经有过一次规模不大的青年读书状况调查，只有5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在近一个星期是否去过图书馆？

你是否经常光顾书店？

你的书架上有多少藏书？500本有吗？

你订阅了报刊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

结果令人嗟叹，500名被咨询者居然有384人否定了3个以上的提问，坦然承认他们的生活开始疏远书籍。

没有多少人深思。人们在匆匆忙忙地活着。人们在务实，人们在积累商品和财富，太忙的人无暇静下来咀嚼一下自己的内心，丧失了精神生活的人不需要在一个艺术的世界去寻找问题的悬解以及灵魂的担保和承诺。忙碌已经席卷一切，甚至没有命运和命运感，根本来不及反刍。这也许是现代生活的操作规则所致。人们在闲暇时喜欢坐在荧光闪闪的电视机前欣赏哈哈一笑便置诸脑后的肥皂剧，或者坐在绿色的四方桌前哗啦啦地“修筑长城”。忙碌和忙碌之后对轻松的渴求使人难再静静地泡一杯香茗悉心进入书中。

在一些深圳人家里，唯一的一本书就是申领装电话时电话公司免费派发的厚重的电话号码本。一个年轻的女机关干部在回答“今天，你读书了吗？”时断然回答：“没有，我不看书，看书多了会成傻子。真的，我们处就有那么一位，天天趴在那看，看得什么事都做不成，呆里呆气。跟他一拨到机关的，都提副处的提副处，当经理的当经理，只有他，啥都不是。书倒真出了几本，可他那样的人写的书还能叫人变聪明？这书就是呆子写给傻子看的。”

相当数量的国人相信，求索知识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种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尤其是眼看到一些文盲半文盲暴富的现实。一股强大的“反知识作用力”的存在直接作用着出版、图书销售、新华书店及相关行业的兴旺与发展。在百业皆兴的当代社会，既然读书活动正无可奈何地呈现出一种颓势，那么书市的萧条似乎已成为一种必然。

果真如此吗？

 

2　书！

现实总会出乎意料地叫人大吃一惊。

这是深圳的节日。书的节日。读书人的节日。从1996年11月8日起，这个节日持续了11天。深圳有史以来出现过两次如此扣人心弦、如此如痴如醉、如此极度激情的场面，一次是1992年夏末秋初的股市风潮，一次便是相隔四年之后的第七届全国书市。四年前人们追逐的是暴富的幻梦，四年后人们触摸的是实实在在的书本。

就好像“饥饿的人一头扑在面包上。”

就好像“手快有，手慢无。”

就好像“让我一次买个够。”

老的、少的、年青的；夫妻相偕的、拖儿带女的、刚刚从工地赶来还戴着安全头盔的；洋人、香港人、披着黄橙橙僧衣的和尚；学生、教师、白领丽人、机关干部、经理、打工一族；买给自己看的、买给子女看的、帮别人捎带的、作为礼品送人的……

每个都犹如腰缠万贯，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把钱花出去。争先恐后，摩肩接踵，眼花缭乱。书，都是书，书山、书海，连空气都飘着书的丝丝缕缕幽香。根本来不及精挑细选，每一本书都几乎有人在争在抢，工作人员刚刚拆开包装往架子上放，旁边便有人守候着往下拿。每一本书都闪着魔力和诱惑，都渴望拥有。

便拥有了。一摞摞，一捆捆，一筐筐，一车车，或抱、或提、或夹，大张大张的人民币掏出来，几百元、几千元，毫不犹豫，毫不心疼。买个痛快了，歇口气才禁不住发愁，这摞得比人还高的书又重又硬，怎么把它们搬回家呀！

买到书的人又喜又愁，被挡在门外进不来的人却又焦灼又无可奈何，眼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在里面寻宝。每天，都有数万人汹涌而来，最高峰时近7万人。5元一张的书市门票竟被爆炒至80元，还有人拿着花高价买来的假票顿足上当。万头攒动，人满为患，尽管书城展销厅三层楼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但几万读者的入流已极度饱和，再也不能放人进去了。大门被迫关上，贴出了“谢客令”。没票的进不去，有票的也进不去。有人徘徊着不忍离开，向穿制服的把门人苦苦哀求“门开一面”，得到的是婉转而铁石心肠的回答：“明天再来吧。”

也有人坚忍地守候着，拿着张免费派发的传单广告心猿意马地坐在台阶上，一拨人心满意足地走了，总该放另一拨人进去吧。

那种渴望，那种迫切，那种疯狂，较之1992年的股市风潮制造的发财梦更甚。便有人慨叹“想不到”。

“想不到深圳人看书买书会如此痴迷、执着。”

“以前只听说深圳人有经济头脑、会赚钱，想不到对书也有这样大的热情。”

意外吗？深圳人原来这般酷爱书，爱得那么性急，爱得那么贪婪，如同蓄势已久的爆发，如同唯恐好景难再的奋力燃烧。曾几何时，深圳买书难啊！

最能体味深圳人这种心情的人莫过于一个人，一个卖书的人。

 

3　卖书的人

他肯定不是深圳最早的卖书人，但他肯定是深圳如今最大的书商。他辖下的深圳新华书店有40个图书网点，犹如章鱼之爪，遍布深圳东西南北，房产面积达72000平方米，固定资产2.1亿元，1996年实现图书销售额1.3亿元，从1989年开始，连续8年创造了人均购书量居全国之冠的业绩，图书销售能力已跻身全国大城市书店10强。在第七届全国书市，订货总额达3.2亿元，比上届净增1亿元，更是创出了历届书市新高。

这是很值得开心和骄傲自豪的。

在人们毫不留情不无偏激地把深圳数落成“文化沙漠”的时候，他不怨不懑，默默地“种草”。他有一个很朴素很实在的思想：多开一个门店，多卖一本书，就是多种一棵草，多长一片叶子，这个沙漠就会多一点绿意。草种多了，蔓延覆盖开去，沙漠便成了绿洲。经历了第七届全国书市，耳濡目染深圳人那种对文化对书籍的亢奋和热爱，大概没有人再指指戳戳说深圳是个“文化沙漠”了。摘掉这顶如紧箍咒的帽子，作为一个如愚公移山那般用点点滴滴的绿草去蚕食沙漠的人，他当然开心了，开心得整日眉开眼笑。试想象一个锄禾日当午，与天斗与地斗，经过血汗浇灌站在秋天累累硕果面前的老农的心情，正是这样。

但是他很谦虚，谦虚得几近卑逊。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强调不要写他。许多人被采访时都喜欢说这句话，有的人嘴里越是这么说心里就越是想你写。在他的神色言辞中，我感到这不是假惺惺的推辞。那是一种唯恐掠他人之美，唯恐贪天之功，唯恐褒扬过度盛名其实难当的真心实意的谦虚。他只不过是一个新华书店的经理，如果把深圳的大背景去掉，把一幢华丽大厦看不见的支撑去掉，把上下500名员工去掉，他能干些什么？拿破仑没有军队孤身一人就不成其为拿破仑，任何造时势的英雄离开时势和众人之力都不能成为英雄。不过，这并不妨碍拿破仑名垂青史，亦不必因此而抹杀英雄。写报告文学不写人，叫我怎么写？我这么对他说。

他显得有点不安，他当然不是想刁难我，那个样子既憨朴又可敬可亲。他好像没有意识到他做的是件多么意义深远的事业。他热烈地爱好书籍，勇往直前地追求目标，努力建设深圳的图书销售网络，推广图书的销路，把图书作为推动文化与进步的工具。他把十几年的光阴全部献给了这一工作，至今仍没有感到疲倦，仍以一份青年人才有的饱满的冲劲去攀爬新的高峰。

我无法掩藏他的名字，笔墨不可避免地要点到他的身上。

他叫汪顺安，首任至现任新华书店总经理，一个因为卖书而累获殊荣的人。在我们倾谈的会议室，叠摆一起的“文明单位”、“先进单位”等名目的一溜奖牌和锦旗把他映照得熠熠生辉。

我不由得打量他。矮矮墩墩的貌不惊人，头颅如爱因斯坦般硕大，且“聪明绝顶”，所剩无几的毛发亦已花白，见证着他这十多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口一开，又发现他很健谈，思维缜密，条理清晰，只要你不打断他，他能滔滔不绝地“独唱”下去，还“唱”得你挺乐意听。

他咏唱最长的曲调，是他就任以来一直耿耿于怀一直致力解决的读者“买书难”的问题。

 

4　买书难

有的深圳人不读书是种事实，有的深圳人奢书如命又是一种事实。不读书的人不存在买不买书的问题，想读书的人买不到书却是件抓心挠首的事情。1985年9月的一天，刚刚从市文化局到新华书店走马上任的汪顺安便被接二连三的读者来信搅得寝食难安。那些信中“买书难”的哀叹和对“没书卖”的凌厉指责似要把他推上心灵的审判台，不管他情不情愿，他都得毫无申辩余地地背上这口黑锅。

我对这段历史倒是有很深的体会，汪顺安的话勾起我并不遥远的回忆。1986年我有机会出差外地，便试过从武汉、南京大包小包地往深圳给自己寄书，乃至老同学都诧异地问我：深圳没有书店吗？有是有的，但很少我想要的书。我记得我曾这么回答。

其时，特区发展已经五六年了。新市区初具规模，一家家商场、酒店拔地而起，装修富丽堂皇，而新华书店却蜷缩一隅，小得可怜，仍是原宝安县的家底，40多万人口，想买书只有总共300平方米的三个小门市，每逢星期日，人头济济，老年人根本不敢沾边。解放路中心门市只有230平方米，一年销售图书17万元，平均每平方米卖7万多元的书，在全国最高。这个数字要说明的不是多么好的营业成绩，而是道出了深圳人挤向狭窄的书店空间的窘迫。

这是一个被不小心忽视的角落。1983年，深圳市政府确立八大文化设施，有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科技馆、电视台、深圳大学、新闻文化中心、特区报，独独没有新华书店。有人不平则鸣，当时的几家报纸，《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深圳工人报》皆有文章呼吁怎样解决读者买书难问题。市政府很快便对此作出了实质的反应：批准经营个体书店。于是，一个个在阳光下反射出道道光芒的铁皮屋兼杂卖饮料水果零食的个体小书店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小书摊上都有些什么书呀，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

新华书店的职工却陡然多了一重危机感。卖书这碗饭本来就不满，还多了那么多抢食的，围绕着中心门市的个体书店就有十几家，买书的人穿过老街得筛过一遍才能走到新华书店。有的人情绪很低落，甚至嚷嚷没有饭吃就去找政府。

汪顺安倒是很冷静。他很在意读者对他这个经理盲目发泄的不满，也很在意个体书店的“围剿”造成的威胁。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了解生活，生活本身将触动你，碰痛你，把你从某种安乐意识中唤醒—有时甚至是很粗暴的。不过，他并不惊慌，他看得出新华书店这碗饭虽说不容易捧却也不那么轻易砸。新华书店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文化门面，在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乡镇，唯一能带出点文化气息的点缀不就是新华书店么？深圳新华书店发展滞后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它一直归口广东省，直到1985年才把体制下放到市里。原来省里管，地方政府自然不管，现在不同了，就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市政府再也没有理由对它视而不见。光靠增加个体书店就想解决深圳“买书难”的问题，无疑是不足够的，规模、品种、档次都上不去。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新华书店的发展壮大，擎天一柱。

新华书店想谋求发展，首先要做的事情很明确也很简单：扩大门店，增加网点。这就不可避免要触及钱。汪顺安盘点一下家底，三个门市加起来一年15万利润，做盐都嫌太淡，靠什么起步？巧媳妇做饭还得先找米下锅。他很自然便想到政府。听闻当时的市长李灏说过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贷款也要把文化建设搞起来。卖书当然是种文化事业，与商业贴得很近的文化事业，又与人们日常最普通的文化活动贴得很近的文化事业，八大件都启动了，政府不会独独撇下新华书店不管吧？向政府开口要钱是件很伤脑筋很棘手的事情，一向很少找领导麻烦的汪顺安来来回回不知想了多少遍才拿起笔打报告。他需要，迫切需要支持。

 

5　支持

“别费劲了，政府怎么会给钱呢？”有老同志看见汪顺安趴在新华书店闷热的小房子里汗流浃背地在一张纸上句斟字酌，觉得他挺天真。

汪顺安不是没有想过这张报告也许会石沉大海。深圳百业待兴，上头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政府也焦头烂额，拿这点小事去烦领导，领导会正眼瞅一下么？他心里暗暗叹口气，停顿的笔又动了起来，若非走投无路，他也不愿意去求人啊。不靠政府，他靠谁？

报告写好了，他麻起胆子狮子大开口，要求拨款160万，划地给书店。为了加强说服力，他把报纸上有关“买书难”的讨论剪贴了满满两页附在后面，忐忑不安地走进市政府大门。

他首先找到邹尔康副市长。邹尔康很仔细地看了报告，又很仔细地看了剪报，然后满脸同情爱莫能助地说：“我在上面批字可以，但批了也没有钱。”他果真在上面批了字。

副市长说没钱，那再找市长。汪顺安连着三个晚上骑着一辆咣当咣当响的旧单车跑通心岭常委大院，警卫不由分说把他挡在外面。第四次，他先拨了个电话给市长办公室，是李灏亲自接的，他抓紧机会自我介绍，然后说想向市长汇报新华书店的网点建设问题。李灏市长很客气，说他正在开会，请他晚上再到家里谈。

这天凑巧刮起了台风，雨愁人地歇一阵下一阵。吃过晚饭，汪顺安便迫不及待地出门了。他心情紧张地边蹬着车子边想着怎样才能打动市长，忽然猛颠一下，哗啦啦连人带车一头栽入路边缺了盖的沙井，他挣扎着爬起，黑咕隆冬中也不知伤着哪，瘸着腿推着歪斜了的单车忍痛走近市长的家。

警卫照例挡住了他。他说：“是市长约我来的。”警卫打了个电话上李灏家，之后，看着他拉扯齐整刮破了的还沾了点下水道臭味的衣服，一扫狼狈样进入市长家。

李灏很热情地招呼他坐。灯光下，汪顺安发现右膝盖正湮出一片血迹，他忙坐在能挡住伤口的位置，拿出邹尔康批了字的报告给李灏看，嘴里还不失时机地痛陈一番新华书店的重要性和目前的困境。

李灏市长面容严肃，说：“新华书店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粮食，是城市文明程度高低的体现。建国初期，每解放一座城池，都要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新华书店，改革开放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

汪顺安一听，顿时激动万分，今晚这个门上对了！他忙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找您，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李灏看了报告，沉思了一会，说：“16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这要市委常委会讨论。少一点行不行？”

汪顺安心里热乎乎的，一迭声说：“行，行，多少都行。”

李灏市长说：“我的权利范围内只能在地方财政超收款中给你40万。”

40万！汪顺安没想到市长这么爽快，只差没高兴得蹦起来。

只见市长拿起笔，在他的报告上写上一行遒劲的钢笔字：“锡桃同志，请从今年财政超收款中拨给40万元作为新华书店的网点建设资金。”

汪顺安很小心地收起这张身价陡然添增了40万的报告，挺会说话的嘴这时却说不出感激的话。

这天晚上，汪顺安失眠了。不是因为摔进沙井负的伤在平静下来后才发作的钻心的痛—那膝盖上的伤在十几年后还看得见碗口大的疤，而是因为一下子成了腰缠40万巨款的富翁。第二天一上班，他拿出批了钱的报告给大家看，新华书店的房顶差点给职工的欢呼声掀翻了。有人揉揉眼睛，看了又看，不大相信这是事实。汪顺安在大家都看个清楚之后说：“我和大家一样，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有的人白手起家，我们比白手起家的人幸运多了。这是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也是新华书店从此要走向新发展的本钱。我们一定要用好它，用活它。”他说完，就一刻钟都等不得，即刻赶往市财政局。

那时市财政在东门菜场的一间小房子里和市税务局罗湖区财政局税务局挤在一起办公，一台小电扇有气无力地摇着头，带出的风都是热的。陈锡桃局长天天应付来要钱的人，捉襟见肘。他当家当得挺有风度，虽说不能完全有求必应，却也支出有度。他很快就拨给新华书店这笔钱。

汪顺安手里有了钱，又去市规划国土局找到胡开华局长，开门见山地说：“新华书店想新开网点，我没太多的钱，你能不能介绍个位置好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给我？”

胡开华很热情也很认真，帮汪顺安在爱华市场二楼与业主讨价还价以每平方米700元的价格买了700平方米。这是建特区后扩展的第一个新门店。

其后，汪顺安再要求国土局划地建仓库，在房价上扬的时候卖掉，在红岭北路建了一幢5层共5000平方米的楼，自用一层，其余5层出租，一年收60多万租金，成为新华书店的一只“金母鸡”。通过资产经营，每年挣的钱可以开两个门市。有了这个基础，书店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1992年一年开12个门市，南山、蛇口、沙头角、古籍书店全面开花。

汪顺安不只一次在各种场合表示：我能在深圳这个地方当新华书店经理，很幸福。说这话时他的脸上洋溢着从心底流出的“幸福”。

这种幸福感是由衷的。汪顺安一直深深庆幸深圳市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意识很强，并且不遗余力。八七、八八年，国土局深圳总体规划厚厚两大本，汪顺安拿来看了，意外地发现没有新华书店的点，连现有的老网点都寻不着了。他没有抱怨，默默地又写了份报告，带上足有20斤重的沉沉的两本总体规划，去找邹尔康副市长。副市长对新华书店已经有了认识，不用他多费唇舌，便在报告上指示：“请规划国土局把新华书店网点建设补充上去。”国土局便把书店和邮局、商店、学校一起纳入配套设施，凡开发一个商业区、工业区或者住宅区，能留地就留地，并与开发商在签定土地使用和开发合同时写死：“按成本价转让给书店门市200或300平方米。”这样的合同一签就是38个。

蛇口门市开业时，把周围的群众都震动了，看看，来了多少领导！市领导秦文俊、李海东、李定齐齐剪彩，一个大经理羡慕地说：“我们大企业开业都请不动领导，一个小小的书店却一下子来了好几个。”汪顺安便自豪地说：“怎么同呢，我们这是精神文明建设，领导重视！”

有人说汪顺安会钻，他不否认。不钻怎么行呀？便得了个“雅号”，叫“公关老头”。

 

6　公关老头

领导关心是关心，可领导关心的事多着呢，心里惦记的就不只是一个新华书店。汪顺安心里清楚得很，母鸡带着一窝小鸡，叼着一条小虫，一次只能喂一只小鸡，给谁呀，当然是哪只的口张得大，饿得慌就给哪只了。领导发了话，还得跑落实。靠什么？就靠两条腿一张嘴，在各个有关部门跳来跳去。新华书店没有公关小姐、公关先生，却有个腿勤、嘴甜、脸皮厚的“公关老头”。办一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市计划局、国土局的门，汪顺安闭着眼睛也能从一楼走遍五楼。今天来了，不行，明天再来。天天碰面，就有人问，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呀。他便笑笑，解决了我还来让你们看着难受么。别人就有了印象，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想，是不是该帮他早点解决呀！

别人去办事，请吃顿饭什么的很平常。可新华书店穷，连请顿饭也得看清楚菜单别点了不够钱埋单。被汪顺安开口请的人也很理解，大半都不去吃他的饭。“你不是穷么，省着点的吧。”汪顺安很感动，有了好书，便留出几本，去办事时作为礼物，告诉别人这是畅销书，很难买到的。就是送两本书，在书店的班子会议上还要讨论澄清这算不算“行贿”。大家便说，读书人窃书都不算偷，卖书的送两本好书，太正常不过了。看他几近一毛不拔，便有人在“公关老头”的雅号之上又戏谑他是个“孤寒经理”。“孤寒”是粤语，意思是吝啬。

逢年过节，别人“公关”最忙的时候，他却不动了，光是打个电话拜年，连贺年卡都省了。他觉得感情的珍贵不在于礼重礼轻。愚公移山，只要心诚，总会感动上帝。

果然就感动上帝，他想做的事都做成了。不过，光是搞一个图书进出口公司，前前后后就跑了8年，8年抗战啊，连日本鬼子都打跑了。这些年来，他为书店争取了8幅土地，计18843平方米；争取政府网点建设补贴9次，计570万元；争取税收减免7年共750万元；自筹投资3300万元，增加网点30多个；投入600多万元装修门市14个，更换书架、装备空调，彻底改善书店的购书环境。

有人不服气，说你汪顺安算啥呀？靠什么呀？汪顺安毫不介意，他觉得自己真的不算啥。人家请出香港请去美国，他连深圳游都请不起，没钱请，也不敢请。可他硬是把事给办成了，这又由不得人不服。他最引为成功和自豪的，是傲立在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商业大厦对面的书城。

 

7　书城与书市

在实现网点遍地开花之后，如果甘于只做一个无大功无大过的小官，汪顺安可以舒一口气了。那些头脑简单，没有理想的人就是这么过的：一切按部就班，精打细算，循规蹈矩，四平八稳，而最主要的是平安无事。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感到幸福，但可以总是保持平安无事。然而汪顺安并没有一种原来预料的满足感，并没有事业已经成就的安逸感，他觉得很惭愧，干了这么多年，他最大的一块心病—读者“买书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缓解，也就是说，他给自己确立的目标并没有最后实现。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偌大的深圳，居然没有一间大的图书销售中心，各个网点独立经营，受规模限制，库存不大，种类不足，缺乏相互的协调和统筹。他心里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办一个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经营的图书销售中心，做到深圳的读者买书不出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市委书记李灏一说，很幸运，又是一拍即合。1992年，市政府动议排列给市民办“十大实事”时，市文化局领导据理力争，把建书城列入了。

项目确立了，汪顺安又跑开了。光是选定建书城的地址，就跑了两个月。国土局很重视，局长胡开华像当年帮他在爱华市场讨价还价一样，亲自选地。书城得建在人流多的中心区，可好多地皮都有主了。起初，在湖贝路找了一块，征求李灏意见，李灏说：“太偏了，深圳是带状城市，得选个适中的地方，方便读者。”

李灏的愿望当然好，可旺区旺地寸土寸金。国土局又在宝安路和解放路交叉口选了一块，可都是民房，光拆迁赔偿就得花一大笔钱，给不起。那就稍远一点点吧，他们的目光落在了煤场。不用出城，不用拆迁，该满意了吧？向李灏一汇报，李灏沉吟一下，明白无误地说：“深南大道，十里长街，不能没有新华书店。”

汪顺安的心一下子就热了，他完全理解李书记的心意。他把这句话转达给胡开华，胡开华豁然开朗，“明白了，明白了，就在深南大道找。”

果然就找到了，果然在深南大道上，果然是商业旺地，黄金位置，显赫地段，与取代国贸大厦成为深圳新的标志的地王大厦隔街相望。还很省钱，因为这块地原有一部分是部队的房子，拆迁赔偿少。

可原来住在此地的蔡屋围居民不干了，他们自有理由：市政府把蔡屋围、荔枝公园一带的土地都圈完了，划回蔡屋围村委三块蓝线用地，一直是临时的。这回，建书城又要搬迁，便扯皮个没完。市领导李海东听说了，认为拆迁光靠新华书店的力量不够，把国土局局长召到市政府，请其派人解决。规划国土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小组，经细心调查，同意将三块蓝线用地改为红线用地，同时再划8千平方米工业用地给蔡屋围村。国土局、新华书店、蔡屋围村委三方开会，一手交红线图，一手签合同，问题迎刃而解。

1993年，书城终于破土动工，总建筑面积42000平方米，楼高33层，总投资1.8亿元。万里长征，这才是第一步。基建最头疼的是资金后续。政府才投资5550万元，还差一大截子。怎么办？总不能做个老抱不大的孩子吧。新华书店资金筹集一向有三板斧：向政府要一点；自筹一点；向职工借一点。向政府已经不好意思再开口了，所有的经营利润都转化为投资了，再向职工借，正值股灾呐，股票跌得都有人跳楼了，可有的职工还硬是亏大本也抛了股票参与集资。汪顺安太感动了，多好的职工，真正的视企业为家，他这个当家人要是不把这个家当好，就没脸见江东父老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借一点的—银行。图书是微利商品，甚至是亏本买卖，书店盈利能力差，银行的钱可不是你想借就能借到的，得有还贷能力，得有信誉。汪顺安原来据说乌黑浓密的头发就是这时开始“绝顶”花白的。

有的楼地基打好了，出地面了，眼瞅着就可以三天一层地往上长了，可就因为钱断路了，便骤然断了气似的瘫在那里，一瘫可能就会瘫上个三五年。书城工程资金的缺口愁煞了汪顺安。与困难作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和推动力，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剌激。百事缠身中，他居然又去揽另一桩全国嘱目的大事—争办第七届全国书市。

全国书市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广大读者中影响越来越大。根据新闻出版署不成文的规定，全国书市的主办城市一般安排在省会城市，并尽可能按地区有计划地分别举办，广东省会广州已经举办过第四届全国书市了，而西安凭藉深厚的文化积淀等优势，早在第六届书市一结束就提出了举办下届书市的申请，汪顺安为什么还要异想天开呢？

这里面含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狡黠和投机。书城的基建要跳出因资金缺口而拖期的困境，不是光凭他这个“公关老头”灿烂的笑容和马不停蹄的奔忙就够力的，这便需要智慧。他想“造势”，造出一个逼得书城不得不依期甚至提前完工的“势”。举办书市是由市政府申请的，一旦批准下来，就不光是新华书店的事，而是整个深圳的事！

人有多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有多大的自由度。有没有想法正是一个人有没有活力，有没有斗志，有没有才干，能不能突破的标志。从某种意义讲，你要做一件事，敢想就是成功的一半。

机遇对于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人从来都不吝啬。1994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来深圳视察新华书店的网点建设，看了科技书店和外文书店，满意地说；“深圳新华书店的员工素质和购书环境不亚于国外一些先进国家。”汪顺安又陪同他到已开工一年半的书城工地，详细介绍了书城的建设情况及今后的使用设想。于署长感慨地说：“从深圳花巨资建书城，就能看出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建设多么重视。这很难得啊！”

蓄谋已久的汪顺安不失时机地试探着说：“第七届全国书市举办的时间与我们书城预期完成的时间很接近，能否把这届书市交给我们来办？”

于署长一听，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似是鼓励他说下去。

汪顺安则发挥他公关的口才，一口气历数出在深圳举办全国书市的三大优势：一是历届全国书市都是租场地举办，深圳则可以在自己的物业—深圳书城里举办；二是“九七”香港回归在即，在深圳举办全国书市有利于海内外文化交流；三是深圳新华书店人才济济，大学生和研究生共有100多名，整体知识结构颇高，具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

于署长沉思着说：“全国书市的影响十分重大，把它放在深圳办，会给你们新华书店带来很大的压力。”

汪顺安说：“真能交由我们办，就不仅仅是压力，还是很大的动力，更可以促使书城早日完工。”

望着汪顺安渴盼的眼神，于署长侧身问旁边的新闻出版署办公室主任：“第七届全国书市在什么地方办定下来了没有？”

回答是“还没有最后敲定。”

于署长留给汪顺安一个带有安慰和希望的悬念：“我们回去商量商量，看能否交给深圳来办。”

第二天，汪顺安前脚送走于署长，后脚便跨进了市政府大门。他心情迫切地向市领导林祖基和李容根作了口头汇报，两位领导被他的激情所扇动，当即表态支持争取全国书市的主办权。

事隔几日，在广州为广州购书中心开业剪彩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谢宏绕到深圳兜了一圈，特意去书城工地勘察一番。临走时，对汪顺安说：“深圳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我们担心第七届全国书市开幕时，你们的书城能否建好。”

原来，他是受了署长于友先的委托再次考察深圳是否有能力承办全国书市。

听鼓听音，汪顺安知道希望又接近了一步。他竭力令谢宏相信深圳的能力：“我现在可以给你立下‘军令状’，如果第七届全国书市交给我们来办，就是拼了命我们也要把书城提前建好。”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一串乍响的电话铃声带来了一个令汪顺安雀跃的信息，新闻出版署告诉他可以打报告了。

报告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打的。1995年10月17日，新闻出版署正式下文，批准了在深圳举办全国书市的请示报告。

此时，书城大楼刚刚盖到第4层。

书城能否在一年后峻工，因为主办书市而带上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市委、市政府动起来了，常委召开专门会议，拿出了举办第七届全国书市的活动方案。这项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深圳的一个机会，是深圳文化实力的一种显示，是对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一种检阅。书城是争办书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书城大楼尚是一滩刚露出地面不久的建筑工地时把自己推上一个焦点，无疑是种冒险。

冒险，并不是孤注一掷，并不是走极端。

冒险，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哲学。

换句话说，冒险也是一种自我的超越与创造。

汪顺安把自己缚在一辆不可能停下来的战车上，是因为他知道疾驶的战车有它所需的源源动力；深圳市政府把荣誉、把成功寄托在小小的新华书店身上，是因为它相信一旦激发出来的潜能是无可限量的。市领导五套班子都来了，现场办公，现场拍板，现场解决问题，厉有为书记先后两次到工地视察，了解设计、工程进度和资金情况，并说这是市里重点工程，一定要建好，该政府负责的资金部分由政府负责，并根据基建的实际困难相应增加了资金。财政局、市国土局、市建设局，还有城管、公安、旅游……一路绿灯，积极配合、通力合作。书城，在阳光下通体发光的书城，终于耸立起来了。

临近书市开幕，市政府领导更加紧张，现任领导五套班子先后来检查，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不放心也来了，市委副书记黄丽满担任了组委会主任，和副主任邵汉青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协调解决接待、交通、海关、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明天，书市就要开幕了。深圳各大新闻媒介早已以铺天盖地的宣传舆论造出浩大的声势，来自全国各地的450多家出版社、3000多家新华书店和团体购书单位，还有海外80余家图书馆，共1万多代表云集，有的深圳人已经等不及了，三天两头跑来看看，想捷足先登。可是，人们看到的是一堆堆乱糟糟的建筑垃圾，楼外搭着脚手架，大堂地面还没有铺好，广场前光秃秃的一片黄泥巴……一个内地来的代表一看，急了，当众便嚷嚷道：深圳人真离谱，书市的邀请函也发了，我们的书也运来了，这场地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建好，明天怎么开书市？这不是让我们劳民伤财么？旁边一个建筑工人听了，对他说：别急，别急，你不会白来的。不是还没到明天么？明天你再来，保管你舒心。

这一个晚上，汪顺安没有合过眼睛。谁还能比他更焦急？已经不是箭在弦上，而是满弓射出了。他看着工人拆脚手架，看着工人一块块铺瓷片，再看着工人一点点铺草坪，看急了，还忍不住动手扛扛抬抬……

天发白了，那突兀的高大的书城轮廓渐渐清晰，晨星隐去，红霞碎开，金光一道道织成光华之纱，轻披在升起的七彩缤纷的大气球上，轻抚着一夜之间绿草茵茵的书城广场。汪顺安直起身，深深呼吸了一口早晨新鲜的空气，今天是个艳阳天。

那个担心了一夜会不会白来一趟的代表第一眼看见书城，由衷地笑了：奇迹，真是奇迹，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完美。我服了。深圳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不仅是书城的建设速度，还有书市创下的七个“第一”：

第一次在非省会城市举办；

第一次在新华书店的自有物业中举办；

第一次免收参展单位摊位费；

第一次采用BIMS图书营销管理系统；

第一次按图书品种分类陈列；

西藏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书市；

陈列图书品种超过10万种，为历届书市之最。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BIMS图书营销系统。这是汪顺安除了书城之外的又一个得意之作，他视之为新华书店的一场“经营革命”。

 

8　“经营革命”

如果说汪顺安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主要是他具有灵活的头脑和钻研的精神，能够切合实际地随机应变，并且很敏感地注意到一切新鲜有益的事物。

1993年，汪顺安有机会随有关团体考察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对“连锁”这一经营方式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零售业无一不采用连锁经营。他不由得对这一现象作寻根究底的思索。为什么连锁经营在资本主义社会历经70年而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它能节省人力。省人就是省费用，省费用就意味着增加利润。其时，书城已经开始动工，他算了一笔很细的账：书城一开业，至少要增加250-300人，一年下来，工资、福利、劳保需要增加上千万费用，如果采用“电脑连锁”呢？人手可以减少一半！他被自己的想法激动了。外国同行不明白他为何对连锁情有独钟，对他说：中国的新华书店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书店。可不？在外国人眼里，连锁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招牌统一，就像麦当劳叔叔的笑脸，全世界都一模一样。中国“新华书店”四个字，不是从城市到乡村都一模一样么？汪顺安苦笑笑，除了这四个字是一个模子倒出来之外，国内的新华书店可是跟连锁一点边也沾不上。

他想取经。在外国街头，他拿着摄像机见书店就钻，从书店的布局到书架的结构，从书店的管理到电脑连锁的运作，贪婪地看着、收集着资料，书店老板见他形迹可疑，不知他想干啥，急急的便阻止。他不懂外语，只好“鸡同鸭讲”，比手划脚总算让人弄明白他没有恶意，还知道他来自中国，想学学别人的好东西。老外见自己的东西受到重视和赞扬，高兴地连说“YES”，任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对白和解说词。回来了，几盘录像带全是书店的“风景”默片，翻来覆去地看，翻来覆去地想，终于下定决心：搞一个图书营销信息管理自动化系统，实现电脑连锁经营。

这是否空想？当时，新华书店连一个电脑输入员都没有，汪顺安自己连电脑都没有碰过，总觉得它是件很神秘可又很了不起的东西。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汪顺安没有给自己吓住，反而“艺差人胆大”，要搞就搞最好的，要搞就搞世界一流的，要搞就要高新科技，一步到位。他到武汉大学召集了十几位专家进行了论证，结论是完全可行，但国内目前的电脑技术达不到他所树立的目标。也就是说，国内做不出这个系统，他找不到合作伙伴。

搁浅。但至少证明了他的思路是正确的。

人的行为和志趣也许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局限。人总是很容易就看清客观条件给自己带来的阻力和不便，人很难超越自己和超越环境去做所有的事。但汪顺安没有放弃。

1995年初，汪顺安去香港，在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三联书店总经理赵炳共进晚餐时似有心似无心地问起：“三联书店搞电脑连锁没有？”听到的答复是：“没有，也想搞。”就这一句“也想搞”，使汪顺安看到合作的可能。

“有技术条件吗？”他问。这是他最关心的，也是能否搞成的关键。

他听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三联德泰有限公司正在致力开发。他有点惋惜地说，“可惜我明天就要走了。不过，请转告德泰的经理，我很想有跟你们合作的机会，如果他感兴趣，请来深圳一谈。”

深圳和香港一桥之隔，朝出晚归办完正经事还有空余的时间。香港果然来人了。三言两语，十分投契。深圳新华书店有丰富的图书经营经验，领导者有全新的经营理念，香港方面有较先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开发图书营销系统，光有图书经营经验不行，光有电脑技术而无实际图书经营概念也不行，只有把经营实践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才会擦出火花。

深圳人和香港人的手握得紧，也握得亲：开发图书信息营销管理系统（简称BIMS系统），不光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两家共同的财富，希望能长期相处下去，合作下去。价钱压低点，再压低点，深圳新华书店正在盖书城，正张着大嘴吞钱啊。看远点，系统开发出来，想想国内有多大的市场？前景有多可观？合作谈判亲切友好，大家都很通情达理，大家都很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合同便以双方都比较满意的价钱签下来了。

从历史和社会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有改革，起初总是由有创新意识的人发动的。这些人，爱思索，善研究，能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们也用权，却不骗人，他们懂得因势利导，却不盲目迎合。他们从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人。他们把自己的智慧与大家的智慧融汇在一起，由此他们做出了超过他们能力的事情。

汪顺安很有自知之明，他对电脑一窍不通，但他知道聪明的大脑不在于自己的脑袋有多大，比别人多多少脑细胞，而在于会不会与别人的脑组成一个头脑公司或头脑网络。他看见电脑有点发怵，却知道电脑的能耐。在他眼里，电脑就是人脑的综合，我想要它怎么做它就怎么做，我想要它做什么，它就得为我服务。只要能提出问题，技术人员就会去解决问题。不怕它做不到，只怕我想不到。他把中层干部召集起来，各抒己见，一个电脑图书分类，就争了8天。他喜欢听到争论，争得越激烈越好，在激烈的争论中，人的智能和创造性思维会激发到最高峰值。每个人输出的信息与他人输出的信息交错形成网络，达成统一结论，然后，又激励出更多的热情和更大的智慧。他们融汇了管理层多年积累起来的图书营销的实践经验和诸项独到见解，根据“中图法”的学科和分类，根据新华书店会计统计报表分类、图书陈列和仓库管理的需要，将所有图书归入9大类，26小类，采用阿拉伯数字三级编码，根据深圳图书市场的实际需求，设置了170多个子目，从而满足了订货管理、仓库管理、门市陈列、读者查询、数据输入和会计统计等方面的需求，对没有条码和条码不规范的图书全部自制条码，从根本上解决了书店计算机技术应用中最关键的技术问题。

BIMS系统诞生了。但是它的使用却遭到意想不到的抵制。连锁经营，是研制BIMS系统的初衷，可原有的23个职能科室、区级店、专业书店有的却不大乐意接受连锁。

为什么？汪顺安到下属书店一个一个做工作，从那些经理们吭吭哧哧不肯明说但又藏头露尾的话语中，他明白了他们担心的是既得利益的剥夺，自家饭碗的稳不稳。电脑连锁，自然要裁、撤、并、转，既用不着那么多人了，连原有的独立核算权、进书权，还有用车权……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的那一套都得丢掉，当然舍不得兼不愿意。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连锁经营势在必行。汪顺安没有急于硬来，这些人都为新华书店的发展立过汗马功劳，思想不通不要紧，汪顺安还有一招拿手好戏：谈心。

谈心是种很传统很有效的思想工作方式，在和衷共济的集体里，只要大家能敞开心扉，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的是情，是同船过渡，福祸齐当的情；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的是理，是唯求至当的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思想疙瘩。面对由于利害关系的限制，既鼓不起改革的勇气，又希望遮遮掩掩拖将下去的同事，汪顺安耐心而又明确地慢慢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一步迈得太大太快，一下子接受不了？不过你们放眼看看四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已经历了三次革命，深圳的一些大型超级市场都已顺应国内外零售业的发展潮流，沿着‘连锁＋超市’的轨道实现了电脑自动化系统管理，作为零售业之一的新华书店是不是也应该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来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身边围着那么多的个体、集体、团体都在卖书，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按老路一头走到黑，我们的饭碗还不是会给市场砸了？”

“过去，你们独立经营，麻雀虽小，可五脏俱全，看起来权利自主，可费用高，经营业绩并不理想，无法形成整体规模效益。一旦连锁，充分发挥计算机的整合优势，达到资源共享。你们的费用少了，书的调配和销售渠道畅通多了，利润提高了，这有什么不好？谁都想自己的事业发展，不会只乐意原地打转转，对不对？你们现在坐的是人货车，将来经营好了，我给你们坐‘捷达’。”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想连锁了，肯定用不了那么多人了，别说‘捷达’、人货车，可能连一份工都保不住。这就想歪了嘛，新华书店就现在这个规模了？就不发展扩大了？书城一建好，还不得要有人去做？你们都是新华书店的老职工，有经验，我们还得招新人呢，还怕没有你们的位置？过去我们是人才分散，把你们散开各自为战，连锁后我们把精英高度集中，经营档次上去了，不更好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不是没有位，而是不够用啊。”

这些话一点一滴地落在大家的心田。对于新华书店来说，BIMS系统和连锁是一股辐射力，一种冲击波，冲击旧传统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市场观念、商品观念、利润观念、时间观念、机会观念、效率观念、信息观念、竞争观念、科学观念、革新观念、发展观念……要一下子把原有习惯的、固有的、比较舒服比较没压力的东西摒弃，要一下接受那么多新的东西，的确很痛苦，否则，怎么称得上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思想革命，革命不会永远“尚未成功”，新的已经到来，无论旧的肯不肯离去，新的都必然要取代旧的。汪顺安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无非是想让大家在不可避免的改革面前，心悦诚服甚至是欢呼着迎接。

BIMS系统就在这种痛苦的磨合中全面投入使用，新华书店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机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连锁经营体制，除保留图书发行公司5个专业公司（书店）外，统一成立办公室、采购、物流、销售、财务、计算机、物业管理和基建等8大业务中心，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统一机关管理、统一业务进货、统一仓储配送、统一销售管理、统一财务管理。

BIMS系统很快便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在全国第七届书市中经受了轰炸式、破坏性的使用，16台POS机平均每台每天收款9.45万元，单机最高记录为24万元，相当于6-8名熟练收银员。不仅如此，每天营业后半小时内，销售子系统必须按指令打印出各个时段所售图书的版别、册数、码洋、品种的销售排行榜和分类统计表，为新闻传媒及时提供精确的信息资料；同时，配货子系统准确、迅速地补货配货；数百家出版单位、数千家购书单位快捷地结算；读者按作者、书名、版别、书号、主题词等方便地进行查询。一些原本对BIMS系统带有不理解情绪的职工都惊讶地连连惊呼：“真快！真快！”《中国图书商报》著文评说：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应用，是第七届全国书市的“最大成功”，“相对传统的图书零售方式，无疑是一场革命。”

BIMS系统在全国书市上大显神通，在实际连锁经营中也迅速呈现出它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成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各种费用，增加企业盈利。书城开张，原本预计要招收250人，连锁后，把原来下属书店的剩余人员优先安排，最后只招了60人。仅此一项，一年便节省人工成本270万元；此外，物流中心统一调度车辆收发配送，每年可节省运输、收发费用20万元；实行统一订货形成批量订货规模获得优惠折扣，降低进货成本。连锁的下属网点，不论大小，均拥有同样的品种优势，形成小书店大品种格局，共享规模效益。实现了从单纯的数量管理过渡到全面的质量管理，从码洋管理过渡到品种管理，实现了企业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的转变，拓展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更令人欣慰的前景是，将利用系统的数据库资源，透过中国互联网（Chinanet）和国际互联网（Internet）建立电子网络书店，促使我国的出版物尽快走向国际市场。

汪顺安打出的这张牌赢了个大满贯。他深深体会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实践意义。高新科技可不是挂在嘴边上说说好听的，只要你肯触摸它、利用它，它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今年五月，新闻出版署在深圳召开了电脑管理现场会，推广BIMS系统，如今，这一高科技成果已经移植给南宁、长沙、重庆、西安、江西省新华书店，还有珠海、汕头、株州等地正在安装。

在汪顺安的办公桌面上，摆着一台686电脑，他有点羞涩但毫不讳言地说，我还没有学会用电脑，工作实在太忙了，而且那些A、B、C也挺折磨人。不过我要学的，一定能学会的，活到老，学到老嘛。

汪顺安暂时不懂电脑并不妨碍新华书店的BIMS系统的不断升级和新软件的开发，因为他懂得如何用人。

 

9　人

人才效应是个讲滥了的主题，几乎每一个成功者在叙述他的成功秘诀时都会说上这么一句大家都说过的话：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竞争。这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汪顺安不是超人，从一开始他就强调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的幸运在于他除了有自上而来的政府重视和领导关怀外，更重要的是，还有着如基石般支撑着新华书店的上下500名员工。

在申办书市时，汪顺安强调的条件之一是新华书店人才济济，堪与重任。在第七届全国书市上，上架的10万种图书是采购中心的20位业务员连续奔波一年才得以落实的。在书市开幕的头一月起，400多名员工便牺牲所有的节假日，加班加点一本一本地贴条形码、拆包上架。书市一开张，17台POS机收银小姐只要一坐到收银台前就休想起身，每天至少连续操作10小时以上，负责图书上架、整理销售厅的服务小姐们更是起早摸黑，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一天卖24万元的书。相当于满满两大卡车，这些小姐们硬是用自己娇嫩的双手搬卸拆包，她们什么时候这么干过活啊！累得实在不行了，便趴在书堆上哭鼻子，骂汪经理是“冷血动物”。汪顺安多心疼，可她们不干，谁干啊？姑娘们骂完了，抹干眼泪，又干得昏天暗地，就是死也要坚持这10天。有人撑不住晕倒了，醒来擦点“百花油”又忙开了。多好的姑娘们！有的干部看着这些不用人吆喝监督就憋着劲埋头苦干的女娃子，不禁惊讶，她们的思想境界怎么一下子全提高了？没有人提出要加班工资，没有人耍奸偷懒，当真争气，可敬可爱。

在营业厅前线娇弱的小姐们白天累了，晚上还可以倒头便睡，肩负着更重责任的中层干部和领导班子成员却是没日没夜的，书市开幕前夕，谁也没有睡个囫囵觉。基建的收尾，书市的各项筹划，还有绝不能出错的BIMS系统……广州书店的一个经理对汪顺安说过：“只要剪子一剪，书市就成功了。”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深圳新华书店想一鸣惊人，想搞出最好的最棒的书市。

果然就创出了七个“第一”。汪顺安笑了，这都得益于人啊，得益于储备充足的人才。

早在1988年起，汪顺安便开始向武汉大学、中南财大、华南理工、华中理工等先后要了33名本科生、研究生，专业涉及发行管理、科技情报、财会审计、计算机、建筑工程、法律等，还从特区内外单位调进专业人员10多人，包括摄影师、会计师、讲师和其他经营型人才。至今，新华书店大专以上学历员工有一百多人，占员工总数的25%。

有一次在省里开各大新华书店的经理工作会议，有一个经理对汪顺安说：“卖书的要大学生干什么，书店是简单劳动，用不着什么学问，只要身体好肯出力就行。你把他们要来了，能留得住吗？这些猴精还不是把书店当跳板？”

又有人告诫他：“找来那么多人才，不怕你的位子坐不稳？”

汪顺安哈哈一笑，说，我又不是武大郎开店，非要比我矮的人才能进来。书是知识的载体，有知识的人卖书和没知识的人卖书肯定不同的，有文化的人知道什么书好。人才何止是财富，君不见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有时用对了一个人就可以扭亏为盈？有无人才天壤之别啊！今日你们看我傻，他朝就知道我要来的这些人才有没有用了。

很难想象这位被称为“孤寒经理”的汪顺安是用什么魅力征服并留住众多大学生、研究生的心的，事实却证明了汪顺安用人的正确性，如果没有这一帮“大才小用”的卖书人，新华书店的发展步子不会这么快，BIMS系统不会成功，科技兴店便是一句空话，那么大的摊子也不能有效地运作起来。

汪顺安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他引进人才。人才不是拿来摆着好看的，真正的人才不是你原来懂什么我就用你什么，而是我需要你懂什么你就得去弄什么。常务副总经理陈锦涛是汪顺安要了5年才要来的人才，踏实肯干，BIMS系统上马，汪顺安任命他当总设计师、总指挥。不懂电脑？学，有知识基础，不发展还行？陈锦涛便学，果真就成了行家，在全国书市上BIMS系统大出风头，陈锦涛功不可没。

BIMS系统开发出来了，几千万册书要重新输入，却连个输入员都没有，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又该招揽人才了。可汪顺安这回不，新华书店那么多的大学生干嘛用的？就在本店招！布告一贴出来，一下子就有40多人报名，不光是大学生，还有参加“五大”学习自学成才的，还有与武大合办的培训班培训出来的。行，BIMS系统的技术力量就在店内。环境对个人提供的发挥才能的机会愈多，对他提出的要求就愈高。汪顺安给他的每个职员都提供自由发展和自由创造的空间，他们回馈给集体的才华和利润便越来越多。

汪顺安有一句话说得很普通却很耐人寻味：“没有人，不要紧，搞起来就有人了。”BIMS系统就是这样搞出来的。很短时间内从没有人到有人，从技术水平很低到技术水平不断突破，靠的就是这么一种精神。

环顾一下四周，如今家大业大了，班子成员也从自个儿一条枪变为2个、3个、再到5个，现在是9个。汪顺安对人和人的潜能人的作用的看法仍然没有变。每次有新班子成员加入，他都要召集一个“特殊”的会议，而且讲相同的话题：“我只有一个要求，也是希望。我们店的班子，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还是挑水吃，五个、九个和尚也还是挑水吃。”

跟班子成员讲“和尚与挑水”，跟职工便讲艰苦奋斗，讲光荣传统，讲勒紧腰带过紧日子。便有职工嗔笑，年年讲，耳朵都起老茧了。汪顺安便正色道，怎么不讲，再过20年也还要讲，家大业大，花一块钱容易，挣一块钱难。他这个“孤寒经理”以身作则，带出了一批小“孤寒经理”，下面各个部门经理出外办事，莫不以节约为原则，也不贪别个的小便宜。进货人员拿了名为“宣传费”的回扣全部主动交公，有的不要“宣传费”，换成再低点的折扣，能为书店省一点就省一点。由于上下严格要求，以店为家，干部职工一切事情以书店利益为重，自觉为书店节约每一个铜板，廉洁奉公，18年来，没有出现过一宗经济案件，多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单位”和先进企业。

干了这么多的事，总算解决了深圳人买书难的问题，总算了了一桩心愿，总算有个交待了。汪顺安抚抚剩下只在后脑绕一圈的花白头发，脸上的神情却有种不知老之将至的对未来不息的拼搏欲望，他说，要做的事还很多，我这辈子跟书一连上了就再也分不开了。

 

10　还是书的话题

书市的火爆给汪顺安带来了成功的喜悦也带来了冷静下来后的反思：为什么深圳人没命似的抢书？除了对知识的追求，除了提高生活素质的渴望，除了多学点东西增加竞争能力的需要，是不是还有点久旱逢雨的饥渴？这种不可思议的几近疯狂的行为背后是不是隐含着人们对书市落幕后好景不再的担忧？一对小学教师夫妻一次准备买5000元的书，一个年轻的父亲为儿子买汉语小词典，信手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自以为是地推荐道：这个好……那个好……儿子自有主见，认为自己手中的才是最好的，父亲只好说那就买这本吧，不甘心似的又从书架上抽出好多本造句词典、同义词典之类放进铁筐里。还有一位从蛇口坐中巴出来的女孩，推着一大车子书对向她问话的记者说：够了，买够了，这几年都不买书了。书不会过时，可如果书城的书在平常的日子也这么充足，人们是不是可以在闲暇的时候从从容容地逛，从从容容地挑，用不着如此饥不择食？静下心来翻阅头脑发懵时抢购回来的书时不会有一种这本并不是我想要的书这样的遗憾？

汪顺安觉得有点对不住深圳的读者，为了解决买书难的问题，他奋斗了整整10年，这一天来得太迟了点，他又觉得安慰，这一天毕竟来了，来了，就不会再走了。

把书城办成“永不落幕的书市”，是新华书店和汪顺安对深圳人的许诺。现在人们去书城，二楼、三楼、四楼全是书，全国每年出10万种新书，书城就拥有8万种，读者想要工具书、教科书、文学作品，各分类书店琳琅满目，BIMS系统随时检索书架上的书况，及时补货、添货。各家连锁店的书也配送合理，读者可以就近购书。在社会图书网点—青年迷你书店、大观书苑、朝花书店以及数以百计的图书流动车和数不清的地摊的“围剿蚕食”下，新华书店作为全国图书发行的主渠道，以现代化的科技经营手段和管理手段占领和拓展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地。

读者买书不难了，又有了新的要求。深圳书城书多，反过来要从这里买书往外寄了，能不能设个邮局方便方便啊？便有了邮局。深圳书城新书多，每天有200种以上新书上架，每次来都像大海捞针，能不能搞个新书架，专摆新书，让人一目了然啊？便有了新书架，还是倒“Y”字形的，书架下面三层向两边岔开，读者浏览下面的图书，就不必弯腰低头作匍伏状了。又有人说我们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书城的，能不能有个地方医肚子啊？便有了快餐店、面包屋、咖啡店。一些人走累了，想是不是应该有个休闲的地方可以歇歇脚，啊，这里有由新加坡进口的不锈钢凳子呢。有的读者把这当作图书馆，不买书，抽一本流行小说靠在书架上看，看累了，还脱了鞋坐在地板上，既妨碍别的读者又不文明，只好婉言相劝。顾客就是上帝，可不买书的算不算上帝啊？也有的读者无聊，在意见本上写什么“新华书店没靓女”，我们是卖书的，有好书不就行了么？树林子一大，便什么鸟都有。汪顺安对读者的善意建议很感动，这么多人关心书城，书城会越办越好。至于有的读者不买书却看书，就让他们看吧，也许他们囊中羞涩，就让他们把书城当作学生的第二课堂，读者的社会图书馆吧，开卷有益，也许就在这种免费的阅读中，会遭遇改变他们一生的启示。书城的存在，叫想读书的人买得到书，叫不想读书的人偶然逛马路路过心血来潮踅进去，也许会被吸引住而抽出那么一两本翻翻然后想携之回家，便掏出钱包，深圳从此又多了一个读书的人，这，又是一件很美的事。

荣誉接踵而来，1997年12月，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协会颁给了汪顺安“中国韬奋出版奖”。这是出版界最高的个人荣誉奖，13名获奖者当中，他年龄最小，也是唯一一个图书发行行业的获奖者。同年同月，他又被评为深圳市第四届文明市民，省、市“创建文明单位积极分子”等，面对荣誉，他既觉高兴又觉惭愧。

1997年岁末，由深圳市文化局主持的“深圳书城精神文明示范单位表彰暨文化旅游景点项目论证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就深圳书城在大文化观念下的定位、策划书城作为文化旅游景点的新项目、书城的形象策划、书城和文化旅游景点在深圳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以及书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了广泛的论证。未来的书城，将是一个以图书购物为重点，集文化传播、娱乐休闲、景点浏览等多功能为一体，内容丰富、特色明显、影响广泛、名符其实的“文化旅游景点”。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和工程。汪顺安的创业远没有结束，虽然他已经50多岁了，不过他的心依然年青，那将会是另一个长长的续篇。

一定会比过去更精彩的。

 

1997．12

 

 

 

 

铁血精魂

 

 

 

诺亚方舟

灰暗的天穹下，大自然的一切仿佛只剩下了水，田野与天空的界线被水抹平了，大地上成熟的庄稼，盛开的鲜花，所有明丽的色彩被水覆盖了。无论从空中或者从地面望去，填满视线的除了水，还是水。泛着黄色波涛的洪水一会儿像受尽委屈的孩子呜咽着，一会儿像被激怒的狮群咆哮着，漫向村庄，漫向城市，漫向猪、牛、羊，以及人。

难道这是盛传的世纪末大灾难的凶兆，抑或是大自然在用自戕自虐的方式向人类的无知贪婪和无穷索取发出警示和报复？又或者只是“厄尔尼诺”的恶作剧？

大自然似乎正在进行着它自身的又一次劫数，大地呈现出一派既像末日又似开端的蛮荒景象。

那么人呢？人被赶出了赖以栖身的居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沉入水底或仅仅露出风雨飘摇的一角。

很古很古的时候，当翻滚的洪水从天而降，灭顶之灾避无可避，人类便幻想有这样一艘小船：当世界万物被恶浪吞噬之后，它还在滔天浊浪中漂浮，还在杀气腾腾的漩涡中苦苦地划着桨、摇着撸，驶向一线生天。它成了人类共同的生命依托，成了人类逃离劫难的希望。它，就是诺亚方舟。

现在，我们看见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巨大的方舟。它是草绿色的，在黄色的汪洋中庇护苍生，与洪水争夺世界。

这绿色的方舟就是我们的军队，就是穿着迷彩服的军人。

军人是为战争而准备、而存在的。

这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殊死的战争。我们听到的和使用的是关于战争的词汇：战役、首战、决战、大会战、打仗、硬仗、凯旋等等。没有硝烟，没有炮火，没有枪声，但同样要流血、要牺牲，同样惊心动魂、气吞山河。在长江洪水一涨再涨、大堤险象环生，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悬于一线的两个多月里，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18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迅速云集长江两岸。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军队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将星闪烁，直接在第一线指挥的将军就有112名。他们和人民一起，在最危险的地段竖起一块块“生死牌”，在一浪高于一浪的洪峰面前立下一张张“军令状”。他们中流砥柱，用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科学抗灾的智慧，用血肉之躯铸起了冲不垮的牢固大堤。使历史上“堤防尽溃，人畜漂流”，“市镇精华，摧毁殆尽”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一个太阳很美，风很柔和，气温很怡人的初秋之日，我走进了驻深圳龙华镇编号53206部队的军营，去寻访刚刚从前线胜利归来的“方舟”。

军营里很宁静，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部队出发的急促军号声和凯旋的脚步声已被阳光和微风收藏起来似的。只有那因为战士出征月余而疯长起来的草丛花卉在笑，可是我看见有士兵正在细心地修剪它们。

就在营房前碎落的树荫底下，我和营长、指导员、士兵围坐一圈，絮絮地谈论起洪水，谈论起灾难，谈论起军人。我说军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两种血，一种是“兵性”，一种是“人性”。我想深究他们在绿军装内核里的“兵性”与“人性”。当他们听到我说想知道他们在危险面前“人性中的恐惧本能”时，他们笑了。他们说，当然也会害怕，但那只是在事后有那么一点点。身临其境，战斗正酣时，害怕、或者就是直面死亡的恐惧，全都不知跑到哪去了。我们的谈话很家常，很随意，也很知心。

我们身后的背景是宽阔的练兵场。头顶上偶尔传来的一声鸟鸣，绿树枝条中透下来的一丝阳光，或是脚边灌木上的一片嫩叶，都会使我联想起生命从它开始之初就不停地展开与天与地的斗争。我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安慰流遍全身，我相信他们也会有此同感。

 

为了父老乡亲，我们不能停！

黄木秀，二营营长，31岁

“木秀于林，”我记录着营长的名字，说：“你父亲一定对你抱着极大的期望。”

他笑笑：“我父亲是个大老粗。”

营长是个即使淹在人堆之中也相当引人注目的青年。宽阔挺拔的身板子如同一棵粗壮的梧桐树，相貌堂堂，很神气的眉额有几道行伍生活提前烙下的浅浅皱纹，奕奕发亮的大眼睛灵活、锐利，正面看着人，坦荡荡地尽情暴露自己的思想，一脸阳光和风尘染成的赭石和嫣红的色调泛着健康的光泽，正直、果断、健全的信心使他整个人更加生色，虎气蕤蕤，很像样，显示出典型的军人的雄性美。他挥动着长而有力的胳膊，每个动作组合出的力量、敏捷、柔和令人悦目。他与人握手很有力，很热情，由衷的笑意宛如透过迷蒙的晨雾跃然喷薄的朝霞。

他是团里最年轻的营长，不过当我听到有士兵对他说“你真像我爸爸”时，我忍不住笑了，是一种感觉很美好的笑。他才30出头，他的儿子只有5岁，可十六七岁的士兵把他视作“爸爸”，多美好的官兵关系！至少证明他爱兵如子。年轻的父亲和士兵成熟的“爸爸”在他身上和谐地统一，很感人。他的营里有“三八线尖刀英雄连”、“蟠龙山英雄连”，都是精兵，他自然就是强将。

 

我早就预感到我们不会错过这一场与洪水的大战。入夏以来，每天看新闻联播，我都特别留意水情报告，水越涨，我就觉得它离我们越近。在旷日持久的抗洪行动中，光是从电视传媒就能感到那种灾难性的力量正在破坏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摧毁我们的家园。在心理上精神上我早已作好了融入这一场战斗的准备。

接到命令一点也不意外，但感觉上却一下子复杂起来。深圳离湖北远，如果灾情不严重，如果不是到了最紧急关头，不会调动我们部队的。也就是说，抗洪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关键阶段。同时，我也意识到，抗洪不同于打仗，在战场上，可能有战士中枪中炮，但那是单个的，可在排山倒海的洪水中，一旦出现危险就是全体没顶的危险。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抗洪，做什么，怎么做，心里还很模糊，上级的指令也并不详尽。

带兵的，不会不想着兵，尤其在这种时候。我心里明确两点：一是无论如何艰难坚决完成任务，二是保证士兵的安全。有营长在，就不能丢一个兵，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牺牲一个战士。带兵的如果组织不好，责任意识不强，指挥失当，造成损失，即使保存了自己也会感到羞愧。必须全营人同去同归。我便是带着这种责任感上路的。

到达目的地，全体官兵的危机感陡然增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水就在头顶上呼啸，像一把利剑，而那拦着水的堤就像悬着利剑的头发丝。有的士兵先前那种不明所以的散慢全消失了，动员、提要求、进入紧急状态，我们穿上橙红色的救生衣，举起了右胳膊，攥紧拳头，向人民，向祖国，向党中央宣誓……堤下，不，整个大地，都回荡着18万大兵一次次发出的沉缓的、坚定的、男低音的共鸣，它压倒了洪水的咆哮，宣示出一种更强大的岿然不动的精神。

我们营被编为“机动分队”，即战时的“预备队”，哪里最险，那里最需要加强兵力，就往哪里去。我惊讶人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部队从出发之时起，便日夜兼程，一路上数度辗转，已经疲倦不堪了，但一上堤，战士们个个龙精虎猛。30多天中，每天我们都与洪水展开肉搏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整整28个小时。

回想起那日日夜夜，每一个片段就像一颗沉甸甸的珠子，串成一条无法复制的珍贵项链。全体官兵上下一心，像守战壕一样守大堤，像堵枪眼一般堵决口，举“生死牌”力挽狂澜于既倒，立“军令状”稳扶大堤于将倾，硬是用血肉之躯拼退了桀骜不驯的洪水。

最令我难忘的除了迎战第六次洪峰，便是在焦家铺特大崩岸发生后修筑拦水坝的决战了。

8月29日晨，我们接到命令，迅速渡江赶往江北的焦家铺。这时正值第七次洪峰刚过，第八次洪峰正在形成逼近的交叉点，焦家铺前两天发生了崩岸，经抢修曾受到初步控制之后突然又加剧崩塌，并直逼堤脚。如果不及时排除险情，第八次洪峰的到来将会对附近一带2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直接威胁。

到达焦家铺，但见横卧在江中的公路宛如一条正在打滚的恶龙，近一米多高的过流水面，黑气翻腾，啸声震耳。原来，焦家铺崩岸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干堤与现已废弃在江中的一条垸堤形成了一个上宽下窄的喇叭口，上游的入口宽足有35公里，到了焦家铺的出口仅剩不足百米。激流无路可走，只有直冲堤坝，造成崩岸。如果不设法挡住入口的洪水，焦家铺的险情是难以根治的。军方和地方领导与专家在协商之后决定在焦家铺上游500米处沿一条已被水淹没的公路修筑堤坝，将直接冲击崩岸的洪水挑开。在我们之前，已有先头部队在进行筑坝挑流工程，听说最苦最累的是两位装载机的操作手。这次来湖北抗洪，两台装载机只有两名操作手，别的官兵还可以轮流歇口气，他们却没有人可以替换。因为装载机是深水中送筑坝袋土的唯一运输工具，为了保证筑坝进度，现场指挥的张永大师长明确要求装载机一分钟也不能停。那两位战士只能利用每次装卸土的几分钟啃几片干粮，强忍着困倦不合眼，没日没夜地干。当张师长知晓了他们情况后，为这么好样的战士激动了，当即要求工兵营为这两位具有钢铁意志的操作手记功。我们也被这种精神所激励，誓要完成任务。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最重、最累、最难、最险的活干，直扑江中心，谁也不甘落后。

上午10时许，军区政治部的邓副主任在叶军长、邓政委的陪同下来了我们身边，称我们师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部队，并向我们营挥手致意。

天黑了，空中又飘洒起毛毛细雨，气温急骤下降。越是到江中心，施工的难度就越大。被拦水坝束缚得越来越紧的洪水像发了狂似的，激起了更快的流速和更高的浪花。一包沙袋填下去，眨眼间就不见了。我们决定组成人墙挡住洪水，减缓流速。

一排排挽在一起抱在一起连成一体的战士下水了。这是一个昏暗的变幻不定的夜，一切景物都变得半明半暗，连水也不像白昼那样具体了。然而，水的萧萧声却更加清晰，像是野鬼在长哭。风夹着雨扫向水面，带起一阵阵寒气，水里的战士都冻麻了。我非常担心，江面上没有灯，战士们又经过连日奋战疲惫不堪，万一在水中犯了迷糊，被水冲走一个也不知道。

突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23点20分左右，“蟠龙山英雄连”在急流中的人墙被冲散，几名官兵一下子被激流裹挟着向下游抛去。我的脑袋一下子被雷轰了似的，我带多少兵来，就得带多少兵回！我的行动准则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志。我想都没想就要往江里跳，被岸上的战友紧紧抱住：这种时候跳下去，不但不一定能救人，可能连你都要人去救啊！这时，我听见师长已经哑得变了调的声音大喊一声：我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动！所有的眼睛刷地转向这位在现场的最高指挥员。师长的眼睛都急红了，他命令所有的机械调整方向，冲着江面打开大灯。我们急得齐声呐喊：“冲锋舟！冲锋舟！”冲锋舟开过来了，又向黑黝黝的江面搜索而去，距离越来越远，看不清有多少官兵被救起，更不知道在湍急的江水中是否还有官兵被卷进危机四伏的漩涡。我的心越拧越紧。

20分钟后，两只冲锋舟终于一前一后顶着江水驶回来了。共救起了7名官兵。张师长亲自清点了连队的人数，一连点了几次，直至确认一个不少之后，我们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回原处了。

雨还在下着，夜更深更黑了。视度不良，连夜在激流中赶筑水坝的确太危险了，已经发生的事更是警示着如果继续施工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战士们也很累了，我真希望能让他们停一停，喘口气。看得出来，师长也有点犹豫。继续？还是停一停？爱兵之情溢于眼眸。这时，集团军叶军长从监利检查完部队返回石首，来到现场。听了张师长汇报刚才发生的情况和想法之后，军长的眉头锁紧了，他凝望着与大军对峙的洪水，大家都在等待着他的决策。他沉默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抗洪如同打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了，就是英雄！第八次洪峰就要到了，如果不连夜抓紧水坝的构筑，就会功亏一篑。”

军长高大的身子犹如一座铁塔，近日明显消瘦的脸庞露出坚定的神情，苍劲的声音在洪水的喧嚣声中很沉却很亮。就在上午，他看望躺在护坡上刚撤下小憩的小队，看见一个汕头籍的士兵戴着墨镜，心疼地问：“是不是得了红眼病？”士兵回答：“是。”他又问：“用的什么药？”士兵回答：“是氯霉素眼药水。”他紧接着又问：“一天点多少次？”他对小兵的回答不满意，便批评了在一旁立正的少校营长。还有到连队检查时，他不停地用手机与连夜去武汉采购毛毯的后勤人员联系，命令他们当晚必须把御寒的毛毯送到在大堤上值班的每个战士手中。晚上10点多，他还特地到一个连的帐篷查夜，当他借着手电筒的弱光细心地掀开战士的被子，发现他们只是随意睡在冰冷的席子上，当场就对着陪同他的团长、政委发了大火，骂完后，他直接给连长下命令：“马上开灯！让战士们全部铺上棉垫！”

怜子如何不丈夫！可是，作为有几十年军龄的老军人，作为集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他善于把个人的情感框定在理智的圈内，把感情凝结成理智，以不同于常人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不吝啬鲜血和生命。如果需要，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生命贡献出去。在他的意识里，就生命价值而言，军长和士兵是没有区别的。他又特别珍惜鲜血和生命，为了能在夺取胜利的同时将生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跑遍了整个战区，时刻在生存与牺牲的间隙中义无返顾地穿梭着。然而，胜利注定是要有代价的。过去在战场上，多少活蹦乱跳的士兵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瞬间完成了生命的升华，辉煌过后，便给他这个带兵的人留下许多揪心的疼痛。现在，他同样没有选择，洪水背后是20万把身家性命托付给部队的父老乡亲，为了人民，我们不能停！

张师长热血沸腾，大声疾呼朱兵参谋长，下达继续筑坝的命令。

以前，当我想象参加战争时，总是充满浪漫的激情，认为自己将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身手敏捷的英雄。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感到，当四周黑云如墨，江水被浪头带出一阵阵悲怆的呜咽时；或者看见某个战士在水中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发颤，被水冲得若隐若现时，我的心会哆嗦一下，对每个战士的生命所负的责任感像山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们的肩，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已经破了，全身疲惫得像灌满了铅一样，沙包的重量远远超出沙包本身，两只脚经常深深地陷入泥淖里。由于神经紧张，耳朵里嗡嗡响。几百米的取土距离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这时，军歌响了起来。起初，声音比较单薄，渐渐地，洪亮激昂起来。脚步摇摇晃晃，累得随时都可能倒下的官兵在用歌声为自己提神，为自己打气。睡意和机械的表情在战士们的脸上消失了。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每一袋沙包就是狙击敌人的一颗子弹。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人民千百双眼睛正满含希望地注视着这一切，城市和乡村也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不能辜负人民对军人的信任和托附，我们不能让城市和乡村变成汪洋泽国。恐惧之感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产生了战无不胜的勇气，浑身的筋骨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大坝向预定的合龙点一米一米地推进。30日凌晨2点半，师汽车营司训队前来替换我们营。我们在修筑好的坝上就地休息打盹，天亮后继续参加最后的冲刺。

临近中午，快将合龙的大坝只有10多米了，官兵们的情绪愈发高涨。集团军的首长来了，当地党政领导来了，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来了。大家紧张地关注着大坝合龙的那一刻。叶军长在冲锋舟上借助扩音喇叭高声向张师长下达合龙决战命令。官兵们有条不紊地一边对推进的堤坝继续充填堆跺袋土，一边在合龙口上游的几棵树上连接绳索，组织官兵沿绳索以身体构筑人墙，抵挡激流。第一次被水冲散了，再来一次；第二次也失败了，再试。水中的三排人墙终于从两头汇聚到激流中站稳了脚跟。用铁笼子装着的石料，坝上尚能动用的袋土以最快的速度和密度填充龙口。午时12点48分，当最后一袋石料完全封住水流时，张师长兴奋地向在冲锋舟上坐阵指挥的军首长报告，全长近800米的大坝胜利合龙了！刹时间，全体官兵和在场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我看不清军长和师长脸上的表情，无疑，在那一刻，一定笑得很灿烂。在这一晚，我对如何带兵有了新的领悟。

其后，我们毫不松懈地对已筑成的拦水坝进行全线加固增高。至此，焦家铺特大崩岸上游的激流被彻底截断，大堤保住了，2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

 

不能让阵地在我们手中失陷

曹清军，二营教导员，32岁

从前看写部队的文学作品或电影，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连长（或营长）总是个黑黑粗粗的火爆筒子，而指导员（或政委）总是秀秀气气、文质彬彬的。这回跟现实中活生生的营长和教导员坐在一起，我才发现那果真是从生活中来的造型。与营长的威猛形象相比，教导员的确透出一股清秀之气。皮肤白一些（有的人就是无论怎么晒都晒不黑）；眼睛细长一些，看上去总像是半眯着，一只眼蕴含着机巧，另一只眼代表着严肃；气质文静一些，待人温柔和善，连说话也斯条慢理一些。从其面容，便可知他是个善于深思熟虑、待机而动、内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人。这种一文一武，一刚一柔的搭配是最完美的组合。在营长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听着，任由营长充当主角。他用眼光来表达他的内心世界，令人感受到他的脑子并没有作为一个旁听者而停止思想和活动。他不时插上几句关键的补充，待营长说完了，才很体恤我的心情般说，你要刻划军人的心理活动啊，我给你提供几点……

 

部队在行动的前两天，才刚刚从汕头参加海训回来。征尘未脱又披战袍，那种高度的疲劳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无牵无挂的单身战士来说，说开拔就开拔了，苦点累点大都是在身体上；对于有家属有妻儿的人来说，除了身体的苦和累，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另一种焦虑，那就是离妻别儿的惆怅。外出海训归来，本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番，可有的刚刚打个照面什么都还来不及做，有的甚至凌晨刚出发，妻子上午便从内地赶到，连一面都没见着，还有的半夜从妻子身畔爬起，临出门耳边传来妻子压抑着的轻轻的啜泣声……那种滋味，那种感受，你大可以想象……

我也是在睡梦中乍醒接到到团部开会的通知的，当我开完会回到家，妻子已帮我收拾好行装，默默地递给我。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用不着说，她什么都懂，她知道不仅眼泪留不住丈夫，即使她现在重病在身，我也还是要走的。执行任务，天塌下来也可以放到一边，我首先要履行的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之于她，这是一种很痛苦又很无奈的现实。当我把背转向妻子，大踏步走出家门时，第一个清晰的感觉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在此之前，我已听说本师有整团从惠州空运到湖北的，一切都预兆着十万火急，要与洪峰抢时间。

这次行动从上到下都视作是一场硬仗，可它又跟真正的战争不一样。战争前夕一声令下，上上下下都得签协议书，交待后事，合影留念……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但这回面对的不是真枪实弹的敌人，而是天灾，我们没有做这种“断后路”的准备。但我们都抱定决心不惜生命去战斗。大自然比人更诡谲，更无常，更难对付，也许会出现更多难以预测的事情。

部队的出发很仓促，我只有利用在平湖登上军列前的几分钟作简短的动员，战士们的情绪可能还没有完全调动起来，毕竟，还没有身临其境。开进途中，沿途兵站有点乱，供水供饭不上，闷罐子车又热又闷，可战士们忍饥挨饿毫无怨言，反倒渐渐有种真像战时的紧张感觉。我看得出来战士们年轻的心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犹如春笋顶破冰封硬土般爆出的献身感，仿佛自己正在做或将要做一件特别的扭转乾坤的壮举。大家底气十足，一颗颗心全都张开了翅膀，渴望早一点快一点到达那需要搏杀的战场。车轮子也真通人性般铿锵铿锵地迅疾滚动，奔向目的地。

车到武汉，立即有种不同寻常的气氛迎面扑来。“保卫大武汉，保卫长江大堤！”的标语直往人的心里刺。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的任务。

从武汉到目的地，我们三次改向，最后知道我们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段。我们在荆州搭载车轮渡过长江。

荆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城，西侧的古城墙仿佛在述说着古老的“大意失荆州”的故事，警醒着我们。在观音矶旁边紧伴着的万寿塔，为明嘉靖所建，塔底已沉入地面7.29米。也就是说，自明代起至今，仅河床就抬高了6米多。现在，荆州市低于江水8至14米，暴戾肆虐的悬河正高高腾起，在我们的头顶上伺机而动。一条自晋朝起修筑至今的荆江大堤艰难地护卫着整个江汉平原。

又看到水了。脚下，就是浩浩茫茫的长江，纵眼望去犹如黄色的海洋。水比我想象的还多，它蛮横地占据了一切，漫到所有的地方，原来该矗立着的楼房在水中只剩下被切割成豆腐块似的影影绰绰，原来在水边婀娜多姿的树木仅露出柔弱的树梢摇摇曳曳像在呼喊着救命。水完全失去了温驯的一面，形同失去理智的疯子，撕咬着大地，捣碎阻挡它的任何东西。我想，老天爷这回真发威了。望着那不可思议的急拧着漩涡的水，我心里竟激荡起《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情顿生。

我们上岸行驶一段路后，惊讶地发现沿途竟看不到一个人影，大白天万籁俱静，给人一种异常恐怖的感觉。原来，我们已经踏入了公安县境内。1952年国家在此建设了荆江分洪工程，这里便是荆江最主要的分洪区，被称为“洪水走廊”。除了在1954年，已经44年没有遇到像今年这样的巨大洪灾。也就是说，在这里居住了近半个世纪的许多人，只见到身边的围垸之堤，甚至连堤边之水都没有见过。按照防御方案，水位至45米就必须考虑分洪。所以，就在我们路过这里的头几天，这条路上涌动着的是成千上万扶老携幼，抱着舍不得松手的坛坛罐罐，不得不抛却家园和农田的人们，他们推着车，牵着牛，赶着猪，一步三回头，迁到安全的地带去。我的目光投向田野，广阔的江汉平原正迎来丰收的季节，那一片金灿灿的是成熟的稻穗，像等待着小伙子迎娶的新娘含羞地垂着头；那一片初雪般的绒白是迸裂的棉桃；还有那瓜，那果，都是农民的心血啊！我再看看村庄，有不少新建的房屋，有不少新修的大道，这里本是一片人民安居乐业的富庶土地啊！想到万一分洪，那肆无忌惮的江水有可能把这一切冲得面目全非，老百姓有可能因此倾家荡产，我的心就剌疼。改革开放这么些年，人民才刚刚过上好日子，不能让洪水把这一切都破坏了。我油然升起一种誓死保卫家园，保卫人民，保卫改革开放成果的激情。作为一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教导员，我把这种感觉，这种激情也传导给战士们。

经过1700公里、历经4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最险的地段—石首。

我又看到了什么？我看见堤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大字仿佛是用鲜血写成的，彤红剌目：生死牌。那是“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宣言。我看见在我们之前已经跟洪水作过恶斗的友军。无论走到那里，总能感到每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人人都是一副准备豁出命去的样子，甚至连空气中也仿佛有一股悲壮的气息在默默流动。堤下，有一支队伍正在小憩。他们看上去都累极了，有的人倒在地上睡觉，蜗牛似的靠着沙包蜷伏着，甚至像胶粘在那里一样。他们从头到脚都结着一层烂泥，有的身上还滴落着点点滴滴的水和泥浆，绿色的迷彩服跟土壤混合成同一种颜色。堤上，另一支部队仍在交叉着奔跑。他们在坚持，他们已经抗击了前四次洪峰，胜利完成任务。现在，我们来了，我们不能让阵地在我们手中丢掉。

很快，我们投入了战斗。

 

16岁的军人体验

苏和平，“蟠龙山英雄连”炮班新兵，16岁

这是一个让所有母亲看了都会心疼的娃娃兵，稚气的脸上毫不例外地黑黝黝的，腮颊和鼻翼间有斑斑点点的白瘢痕，那是受创的皮肤正在褪换的颜色，不知道这是一个多月来褪的第几层皮了。他坐在我的身边，一双乌黑的眼睛天真无邪地迎着我的视线，似乎有很多情绪和思想要表达，可语言上一时又不能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所以就羞羞地笑，整齐的牙齿跟眼睛一道闪闪发亮。

当营长命令他去把七班长叫来时，他蓦地从凳子上站起来立正：“是！”然后向后转小跑出会议室。这一刹那我才确然感到他真是一个军人。

他刚刚从死门关回来。在此之前，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思考过生与死的问题，他太年轻，太嫩了，死亡离他实在太遥远。现在，他已有所体验，他的眼睛和心灵依然保存着在滔滔洪水中的绚丽画卷。在他的记忆里，充满尚在一波一波扩散的强烈冲击。他目睹亲历了天灾、人与天的搏斗、恐惧甚至接近了死亡。有许多事情他尚不很理解，有许多事情他尚不懂得去深究，他还是个一倒下床就能呼呼入睡的少不更事的单纯的孩子。但将来，不，不用等到将来，就在此时此刻，当他回忆起这段刚刚过去的“往事”，想到年轻的生命竟也有如此险恶的磨砺，想到他也曾害怕也曾勇敢，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更多的是自豪，比同龄人，比那些尚在妈妈怀里撒娇的中学生，他多了一点九死一生的体验，多了一点明白事理的成熟。他惊骇他和战友做下的事，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体验到了人的生命和能力真像一根柔韧无比的皮筋可以无限拉长，当落入黑不见底的深渊，当冥冥之中有一个强大的东西企图扼杀生命时，生命便调度着所有的功能奋勇地抗击，将生命之光的每一束哪怕是极微弱的火花都迸射出来。

人，大概需要不同凡响的经历，才可能具备不同凡响的性格和意志。他将在部队长大成人，他单薄的身子将在军营的磨练中变得高大健硕，他纯洁的灵魂将会用正义和责任去充实。在任何机会下都能够成长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人。这场洪水把战士之间的情感，把战士对人民的爱像种子一样播进他的心田。他将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随身带着，珍惜它，发扬它。

 

你问我刚听到部队开拔命令那一刻的心情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想到过危险。尽管营部教导员在我们登上军列之前的缝隙简短地进行了动员，但我上了火车不久就又瞌睡了。部队在半夜行动，我在床上的梦刚刚做了一半就惊醒了，在闷罐子车单调的隆隆声中，我继续迷迷糊糊回到梦乡。

在行军途中的梦当然做得不安稳，我很快醒了并盼望早点到达目的地。第一次参加大部队行动，心里有点好奇，有点跃跃欲试。我们从火车下来转上汽车，刚过防讯指挥部设置的关卡，处于非常时期的长江一下子撞进我的眼帘，我的心这时才怦怦地急跳起来。多大的水呵，四五千米宽的江面，水像跟天连起来一样，船帆绝迹。在水的边缘，在我们的脚下，是一条与长江并行的大堤，那一排看不到尽头的各色各样的遮阳伞、简易棚和排着队巡堤的人们在浩大的洪水映衬下显得多么单薄，多么渺小。我开始感到害怕，要是顶不住，可是怎么办呀？

没容我多想，部队便投入了战斗。我的任务是运沙包。这时候，害怕呀，担心呀，全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一个念头：背多一点，跑快一点，把堤垒高一点，垒结实一点。水在涨，我们的堤也在上升。命令一个接一个，刚把这边的渗水堵住了，马上又要到那边把软得就要垮的堤加固。有时，刚刚端起饭盒，还没扒几口呢，又有险情了。你问累不累，苦不苦？我真的没有想这些，好像谁都没有想这些，大家都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似的，没有人会偷懒，没有人会耍滑头少跑两趟少背两袋。政委病了，吊针没打完，就急急地拔掉针头，脸色发青也跟我们一道干。老兵关心我，给我上沙包的时候总是要问一句背得动吗？人不到某种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能量的，平时，哪试过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啊，可挺下来了，觉得自己还真行！

焦家铺抢险的那天晚上，还没有下水的时候我已经浑身发冷。身上的衣服被泥水浆得硬硬的，又粘又湿又沉，夜风一吹，皮肤连同泥水一起收缩，破了皮的地方就针刺一样痛。这时，我多么渴望能有一张干净温暖的床啊，可连长沙哑的声音又下达命令了。在各种声响交错的轰鸣中，命令最能撞击我们大多已经麻木的感官，命令一下，我们即刻就弹跳起来。

连长命令我们结成人墙下水。我排在七班长阎磊和一排长黄广荣之间，我搂着七班长的腰，排长搂着我的腰。水流很冷，很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根依附在石缝上的草，在水里飘来荡去。我听见身后的排长喊撒手，心里慌得很。我不会游泳，要是脱离了队列就麻烦了。排长的手一松，我本能地伸出一只手想拽住他，另一只还搂着班长的腰的手一下子就被水冲脱了。顷刻间，我双脚悬空，再也踩不下水底，整个人在水中打转转，一连灌了好几口水。我惊慌地瞎扑腾。开始，还听得见岸上战友的呐喊声，还依稀看见他们的手在拼命招摇，渐渐地，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了轰隆隆响的水声，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被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无边无际的水，同样无边无际的黑暗似乎也有重量，也有质感，它们阴险地绞合在一起，把人裹起来摔打，压碎成长江中的一滴水。我不甘心，我不愿被水吞没，但寒冷的水愈加冒出一股逼人的阴森森的死气，无常的魔影在向我张开血盆大口。我没头没脑地继续抓挠着一切能被手握住的东西。

“苏和平，别慌，别慌。”这时我听见了一声呼唤，声音也在颤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冻得牙齿在打架。

我的手终于抓住了东西，是排长，恍恍惚惚地，我恢复了微弱的视力和思想。就在这时，一股灵动的、有力的、可感知的东西把我像一片羽毛似的托起来，是排长沉进水里硬把我托住，然后奋力推向旁边的一棵小树，小树边的七班长接应着，把我拉到他的身旁，像哥哥一样帮着我把手攀在树枝上，排长说了声“我再去看看。”又游了出去救别的战友。

陆续有战友在班长和排长的呼叫声中向小树靠拢，这棵只有手腕粗的小树每根枝条上都挂着一个兵，在暗夜的水中支撑着，挺着，等待着……

冲锋舟终于过来了，一束手电筒的弱光，对于我们来说，犹如一轮太阳。

由于风浪汹涌，冲锋舟向我们冲了几次都被浪头掀退了。舟上的人只好向我们递来竹竿，水中的战友没有谁愿意首先脱险的，都你推我让着，最后排长命令谁最靠近竹竿谁先登舟。

我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了，是战友托着我接近冲锋舟的。翻上冲锋舟的船弦，我最末的一个思想是：我得救了，我还活着。这种美妙的感觉带来一阵昏眩和虚脱把我打倒了，我不知人事。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陌生的医院里。我强烈地想回部队。我想念兄长般的战友。医院里很安全，没有洪水，没有死亡的威胁，但我有一种异常的孤独感，我不要留在医院里，我要跟我的战友在一起。只有他们，才能给我真正的安全感。我回到了部队，大伙一下子簇拥上来，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他们，感谢他们。一上堤，我又晕倒了，但我没有再去医院，我始终跟我的战友们在一起。

 

猎人的出路只有两条

阎磊，“蟠龙山英雄连”七班长，21岁

我脑子里积存的“老班长”的概念是小时候看战争片留下的：棱角分明和带点儿伛偻的形体，老农民似的脸，饱经风霜的络腮胡子，总替别人着想、大哥哥般的风度，不时现出憨憨的笑。我面前的这个兵也是个“老班长”，1994年入伍，至今已任班长一职3年。他的笑也是憨憨的，但很年轻也很可爱。抗洪前夕，他提干未成，仍以班长之身代理排长。关于提干未成的原因，他不愿明说，我也不愿深究，它与本文无关。但他坦陈有点想不通和有点情绪，这很正常，提干对于一个想在部队干下去的战士来说意味深远，如果他说没有一点想法倒显得虚伪了。他的真诚使我们的心灵迅速拉近距离。

他正年轻，人生，未来，事业，之于他有时仿如天空中飘荡着的云彩，尽管他与它隔了一重天地，似乎可望而不可及，但他仍然希望当他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度时，能离那云近一些。他“有点情绪”，但他没有“闹”，更没有把情绪随身带着。他也有迷惘和被蛊惑的时候，但比之坚定，比之既定的东西，他更是诚笃和执着。在抗洪前线，他是个称职的“老班长”，也是个称职的“代理排长”。经此一役，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阎磊感到腰间被战友箍紧的力量消失的一瞬间，他即刻回身寻找战友，当他毫不犹豫地扑向冲散的战友时，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什么提不提干，什么不满情绪，统统都不存在了，他不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反正就这么做了。一切都那样的简单、直接、纯粹，甚至还有些传奇的斯巴达克思式的义勇。也就是在这一刻，他已从精神气质到职业素质都实现了普通一兵向现代军人的彻底蜕变。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在我们的战士当中，有不少聪颖能干之才，他们能承担起各种各样的艰巨任务，能妥善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未来，团长、师长、乃至将军，正是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

 

……尽管水的冲力很大，但当腰间的那双手松脱的时候，我立即就感觉到了。我扭头一看，黑色的水面上滚动着两个橙红色的救生衣，我想都没有想就伸长手扑过去，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捉到，水流太强了，天又黑乎乎的，只是几秒钟时间，人便被冲远了，看不清了。我被浪打出了好几米，喘息不定，当我觉得自己的肺快没气时，我奋力地往上浮，朦胧中，我看见了一棵露出水面的树梢，我伸手抓住它，想把自己的身体往上拉，可是树太小了，只能扯住树枝借点力。我扯开喉咙不停地放声大喊：“向我靠拢，这里有棵树！”这时，排长托着一个战士出现了，我连忙把战士拉过来，一看，是苏和平，新兵。按规定，每个新兵都有专门指定的班长照顾的，我心里一惊，连新兵都冲下来了，还不知道被冲走了多少人。嘱咐苏和平千万不要松手，我又先后把几个挣扎靠拢的战友拽过来拉住树枝。由于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冲散，七班副和排长还在水中找人。这时，我已经镇定下来了，我们都穿着救生衣，只要顺着水漂暂时还能支持住。吊着几个人的小树在水流中左摇右晃，随时都有可能连根拔倒。我尽量地放松手，以减轻小树的负担。

我听见有声音怯生生地发问：“班长，我们能得救吗？”

我用坚定的口吻回答：“能！一定能！”

我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说实话，如果面对的不是比我小的兵而是连长、团长，我也可能向他们提出这种问题。在比我更小更弱的战士之中，我感到了沉重的责任，即使我的肩膀再嫩，也要把它扛起来。我想起了猛兽与猎人的故事。如果把洪水比作猛兽，那我们就是猎人。猛兽与猎人狭路相逢，都没有退路。能把猛兽制服，是猎人的光荣；猎人未战先撤，是猎人的怯懦和耻辱。所以，猎人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击败猛兽，要么被吃掉。

我安慰着战友们，事实上我们在互相鼓励。别紧张，别害怕，放松，再放松，这种时候，越紧张越危险，部队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看啊，那边来了冲锋舟……

 

灾难证明我们是真正的战士

黄广荣，“蟠龙山英雄连”一排长，22岁

一开始，他回答问题很规范，训练有素，诗朗诵般的嗓门和节奏，很像镜头前的讲演。第一、第二、第三点地罗列，从中央“三个确保”的重大决策：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到江总书记的指示：“严防死守”、“死保死守”、“坚持、坚持、再坚持”，他都倒背如流。他是我所采访的干部、战士中语言最“政治”的一个。但我绝对不怀疑他的真诚。这种兵杰出的品质之一就是真挚和忠诚，毫无私心，忠心耿耿。这种忠心，是对战士职责的忠心，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忠心。判断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言论，在非常时期，直截了当地说，一个军人的价值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体现。他们许下诺言，就会用实际行动去建立功勋。他为了不令在水中遭激流冲击的人墙因自己而拖垮，毅然松开抱着战友腰间冻僵的手；在生死关头，他又以超人的毅力潜入水中将战友托向救命之树。只这一细节，便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一点也不介意他用报纸的语言说话。

随着聊天式的谈话渐渐展开，他那根“政治”的弦慢慢放松了，有了种仿佛在家里，在他亲近的人中间说话的朴实。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好军人。我感到幸运的是，在和平时代，我全力参加了这场与百年一遇的洪水的作战，并且和战友们一道饱尝了几近牺牲的心伤和最后取得胜利的喜悦。

焦家铺决战中，我是第一个被水冲走的。当时，全连官兵组成三列人墙阻挡激流，前排三人手挽着手，后面纵列的人腰抱着腰，向合龙口挺进。我排在最后，整个人感觉轻飘飘的，被水流冲得根本无法站稳。水很冷，抱着战友的双手胀乎乎的似乎不属于自己了，冻得发僵的身体钻心的痛。由于连日作战，一天一夜没有睡，眼皮儿发沉，有时困得简直就睁不开，恍恍惚惚就觉得有张床，有被子，意识开始模糊，脑子里的一切都在浮动。真想睡一觉，哪怕睡一秒钟也行。

我用格格作响的牙齿咬咬舌头，好让自己清醒清醒。此刻，身体的虚弱乏力和神智的麻木分分钟会对生命构成威胁，我警告自己要沉着，要顽强，要坚持。

可是，越靠近合龙口，水流越急，前面的战友一步步前进，人墙在激流中像条软绳被冲得一下子向左摇摆，一下子向右倾侧。我身后没有人坠着，脚开始挨不着地了，整个人便悬挂起来。我的意识一会儿模糊，一会儿又不可思议地清晰。我感到我飘动的身体重量拖曳着前面的战友，人墙因此显得更难稳住，如果我不松手，很可能会拖散人墙。我冲着前面喊一声：“我松手啦！”便松开抱着战友腰间的双手。

就在我松开手的刹那，我前面的战友苏和平听到动静反手就向我抓来，紧跟着，一连串的战友像下饺子似的一个接一个散落。我心里一激愣，脑袋反而清醒了。我想起苏和平不懂水性，此刻，他正像一只小动物在水里本能地盲目抓挠着，周围一个个漩涡像埋着地雷的陷阱。我不知哪里生出的力气，向他靠近，他抓住我以后却依然不知所措地大力扭动着，带动我在水中打转转，情形十分危险。这时我听见七班长在喊旁边有棵树，便憋一口气潜下水里，把苏和平托了过去。

我不知道在我之后接连被水冲走的战友有多少，冻僵的身子借助着救生衣在水中浮起，我用尽力气与看得见的战友一道互相拉携着靠近小树，我想起我是排长，我要对水中的战士负责。我和七班长一道抚慰着战士，以稳定情绪。

这就和打仗一样，我们在经受各个方面的考验：看谁的耐力最好，看谁的意志最坚强。也就是说，这场意外的灾难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证明我们是真正的战士。

我们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拽着小树，手很麻，但又舍不得松开。在等待冲锋舟来临的每一瞬间都长似几个世纪。从前我对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得很多，但此时此刻，我但愿自己能变成一只长着巨大翅膀的鸟儿，负载着身边的战友飞回在岸上焦急地蹦哒呼喊着的大部队中间。

 

他把手中的鲜花送给了我

曾满英，家属，27岁

她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家属”，也被称为“军嫂”。

从前讲军人，很少讲到她们。她们仿佛不存在似的，她们一直是幕后的，无声的。现在讲军人，必定要讲“爱的奉献”，奉献爱的，除了军人，还有他们的妻子，乃至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孩子。

中国人含蓄，很少男人会当众夸奖自己的老婆的。但这一天我听到军人提起他们的妻子时，莫不有一份溢于言表的赞美，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流露，当然，还含有一种深深的感激。

她们随着她们的丈夫来自天南海北，她们的年龄职业性格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通的，那就是她们善良的天性。准确地说那不仅仅是一种善良，还是一种广博的胸怀。作为军人的妻子，她们比常人更懂得国家的概念意味着什么，更清楚国家与一个家庭比重的差异。她们在给予丈夫的同时也给予了国家，支撑着国家大门的，不仅是军人，也包括她们。

每当她们的丈夫接到出发的命令，那怕是子夜时分，她们都会细心地替丈夫收拾行装，把最好吃的东西和常用药品塞进行囊，罗罗嗦嗦不厌其烦地千叮咛万嘱咐保重身体和种种注意事项，故作表情轻松地一再祝愿丈夫“顺利”、“平安”、“成功”，直到丈夫的身影渐渐消失，她们才收回望酸了的视线，抬手拭擦滚滚落下的泪水。和平时期，她们的丈夫未必要打仗，可她们不止一次地体会到送丈夫上战场的复杂感受。她们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有那么多的眼泪，但她们比一般的女人有更强的把眼泪咽下肚子去的本领。在关键时刻，她们往往比身为男子汉的丈夫更坚强。这里不需要什么“觉悟”，嫁给军人就是这样的，她们会很认命地说。

她们用各种各样的口音坦率地谈她们的丈夫，谈自己的感受。有些东西也许她们说不出来，但无疑她们体会到了什么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粗犷雄健、叱咤风云的男性美，以及拥有这种美的自豪。

她是她们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就是前文讲到的营长。在身材魁梧的丈夫身边，她显得那般的娇小玲珑，一双大大的眼睛清澈透亮，刚一出声，泪水就忍不住涨出眼眶。她用含泪的笑眼望着坐在自己身边的丈夫，那眼神饱蕴着不知多少爱、自豪和怨恨。我很感安慰地看到，他们彼此相爱，爱得很深，很深。

我真想把在场的戎装的男人们都清出去，和军人的妻子讲讲只有女人和女人之间才能说的悄悄话。

 

我们是1992年结婚的，一直聚少散多，1996年办了随军，总算结束了分居和相思之苦，可我却失去了工作。我原来在湖南新丰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家里条件也挺好，父母当时说什么也不同意我随军。可是我不想再跟他分离，我想他，想得心焦。在那边是我的故乡，有我的父母兄弟，有宽敞的房子，可是，没有我的丈夫。我离不开他，我不顾父母的反对来了。

来的第一年，我等待分配，第二年分到一家没有班上、没有工资发、濒临破产的单位，只好呆在军人服务社里待业。我虽然不是个干大事业的人，但好歹也得做点事情，闲着闷着心里烦，再加上过去工作得好好的，想起家里人的劝告，不禁有点后悔，自然就会埋怨他，说一是不该嫁给你，二是不该嫁给你以后又随军。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军人，没有社会关系，也不识怎么去求人，只有委屈自己的老婆了。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一个大男人连帮老婆找个工作都办不到，也是很伤脸的事情。不过我们并没有为这种事吵过，那些只是气头上的话，真有三世缘的话，下两辈子我还会嫁给他。如今能守在他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直到今年6月，我才在龙华邮电所找到一份工，钱不多，但总算了却他一桩心事。

那天半夜里他突然接到开会通知，对我说，部队可能有行动，我就明白他又要出发了。他刚带兵去汕头参加海训回来，还没空跟我多说上几句话呢。可有任务他能不去吗？他不说是什么任务，我也知道是老天爷作的孽。我暗暗祈祷，洪水快别往上长了吧，水退了他就不用走了。可老天怎么会听我的话呢？除了给他准备好上路的东西，我没有别的法子。

部队出发后的那些日子，真难熬啊。整个营房空空荡荡的，只剩下留守人员和我们几个女人。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每天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看水情报告。一天，有线电视台的天线坏了，什么也看不到，情急之中，找到一个旧天线用晒衣服的竹竿撑起来，调来调去也收不到，真把我急死了。她（她指指旁边的另一位军嫂）看见了，便叫我去她家一起看。在军营里，我们都是同病相邻的人，她比我更惨，她还没有随军，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抱着两岁大的孩子大老远从老家跑来，满心欢喜以为能跟爱人好生过上一段甜蜜的日子，可刚安顿下来爱人又走了。

（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两岁大的孩子正在屋子里跑出跑进。他认得爸爸吗？他叫唤“爸爸”的时候他的爸爸在他的身边吗？他会把所有穿军装的都认作爸爸吗？他的母亲是个很年轻很朴实的姑娘，听别人这么说她，她插话道，我的运气还算好的，汽车连连长的爱人更倒霉，她是个老师，好不容易盼到放假，心急火燎要赶来，遇上部队海训不在营地，只好等着。时间掐算得好好的，部队一返回她就即刻来，可她8月8日上午坐火车到达，部队已在凌晨出动了，说不准她坐的火车与载着她爱人的军车在铁路上擦身而过呢。这一变故对她太无情了。能说什么呢，只好又等。8月底了，学校要开学，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是哭着走的。可怜她连爱人是瘦了黑了还是头发长了，一眼都没有看到。做军人的老婆嘛，在男人眼里可能儿女情长，可那心里头的苦味儿呀，只有自己知道。哭着走，来年还不是哭着再来？—类似的故事，在采访中听到很多，我是个很容易受感动的人，看见或者只是听见她们流泪，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为这样的女人，也为我们的军人。）

我们坐在一起盯着电视屏幕，看见水在大涨，我们的心也吊得老高，想着他们，眼泪就不住地掉。特别是看到高建成烈士的事迹报导，这真的跟打仗一样，要死人的呀。我真的很担心他，水火无情呀，更何况他还有病呢—他得肾结石好几年了。他一去数日，毫无音讯，我真后悔当初没有跟着他去，从电视上看到，抗洪前线也有娘子军呢。后来他回来了我还对他说，要不是一是要上班，二是路远，我早就跑去了。他就笑，问，你去干什么？我说，我扛不动沙包，但我可以给你装沙包。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他的电话了，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又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平安无事，就好了。我没有告诉他，70岁的婆婆病了，5岁的儿子也病了，我等了多年的工作又不想失去，里里外外，我快招架不住了。这个时候，我多想他在家，多想靠着他那副强壮的可依赖的臂膀，可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谁叫他是军人呢？放下电话，抱着儿子喃喃地对他说，儿子，你以后就是生病，也得挑你爸爸在家的时候啊！儿子当然不懂我的心情了。为了照顾好婆婆，待儿子的病好了以后，我请假把儿子送回老家了。他不在身边，儿子也不在身边，我难受极了，而且，这一切都不能在电话里跟他说。我不想他分心。我希望他快快把洪水击退，早日班师回朝。

他终于要回来了。电话里他告诉我会随首批回撤的部队在早上到达，他是生怕我夜里不睡觉等着。凌晨3点，我听到隐约传来的汽车声，心里一颤，我能感觉到，那声音中一定有他！我急急忙忙地往外跑，刚刚到达营区，就看见他了。他抱着一大束鲜花，星光下朦朦胧胧的脸挂着令我心醉的笑容，他也看见我了，他大踏步向我走来，把手中的鲜花递给了我。那一刻，什么抱怨，什么艰难，什么痛苦，都飘到九宵云外去了。若不是他身后跟着那么多兵，我真会一头扑进他的怀里。

他到家了，他叫唤着儿子，可是没有回答。我懊恼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傻的事，我竟让他见不到儿子！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得不嗫嚅着道出真相。他责怪地看着我，是责怪我把儿子送走了，还是责怪我不早点把实情告诉他？抑或他也在责怪自己？在那一瞬间，我又决定赶紧找时间把儿子接回来。军人的家，不应该总是难以团圆的，夫妻分离已经够了，我们不能再让儿子与父母分离。

 

洪峰颓然垂下舞累的龙头

王广泳，团长，40出头

53206部队素有“猛虎团”之称，作为“猛虎团”的团长，无疑，他是位有才干的军人。他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前，我老是以为，军官的外表也应该有某种与众不同之处—也许是骑士般的风度或是身经百战所积聚的一种独特气质。不过，王团长看上去挺平常的，中等个头，精气内敛，一张极柔和极富生气的脸，连嗓音也很沉静。他热情的笑容使脸色豁然开朗，显得亲切、温厚和善。接触了真正的军人，我才发觉英雄人物比我想象的多得多，比比皆是，而他们的样子可以是最普通的。百忙之中，团长慷慨地给了我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望着他，期待着他能说出一些特别的话。他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根香烟，烟雾袅袅绕绕。他有条有理而全面的述说显出一团之长的周全和敏捷。我不禁感到，在英雄的身上，伟大的精神和朴素的智慧是和谐统一的。随着谈话的展开，他的眼睛因回忆而发亮，闪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奔放的力量。

我们就坐在团部招待所四面透风的连廊上说话。不时，会被别人中断，那是些来兵营表示拥军热情的地方群众代表。王团长的脸上没有一丝居功自傲的盛气，却有一丝无功不受禄的谦虚，他对来者表示真诚的谢意。其后，他多次动情地讲到人民，讲到地方政府，讲到是人民给了他们力量，是人民的支持使他们觉得不死保大堤就对不起乡亲父老。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53206部队的官兵很为他们是“特区卫士”感到自豪，言谈举止中便比别的部队显得神气一些，自我感觉也更良好一些。他们把深圳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王团长说：“深圳人民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为来自深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王团长的脸上，我看到了“幸不辱命”的快慰。

 

我们这次行动既不是战争作战也不是军事演习，部队作战和演习或长或短都有点准备时间。可这回我们8月5日刚从汕头海训回来，便接二连三接到上级电报，时刻准备出发。7日午夜开拔的命令一下，8月8日凌晨3时，第一梯队已在副师长李国富的带领下在平湖登上专列。其后，第二、第三、第四梯队也快速行动，到上午9时，4列军列已全部开出，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3个半小时。

兵贵神速。洪水来势汹汹，我们必须比它更快、更强。在武汉，我们接到的第一道命令是到潜江。第一梯队已经开出，又接到第二道命令改赴监利。刚刚改向，第三道命令又下来了，即赴石首调关镇。当时，因为仓促，各军列间的通讯电台联系不上，情急之间，只好借用地方的“大哥大”。这次行动动用车辆多、机动距离远，编成梯次多，机动方式既有铁运装载，又有摩托化开进，还有汽车水运等复杂情况，但我们组织严密，随机应变，果断指挥，使部队在首尾绵延数百公里的状态下无一人一车掉队，并提前4个小时抵达战地。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之险，险在石首，九曲回肠，最险在调关。兵至石首，我才知道就在今日，朱镕基总理在调关大堤矶头段视察，称此地为“生命之堤”，要求把最精干的兵力部署在这里，一定要严防死守，死保死守，不留退路。倘若这里大堤决口，则长江改道、整个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和大武汉等重镇将被洪水吞没，800万人民的身家性命悬于一线。在最危急的时刻，我们被赋予最艰难的任务，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期望！

一到战地，我们即刻召开团党委紧急会议。根据师部命令，我们据守的28公里长大堤，一片位于调关镇，一片位于东升镇。当时，我们对地形和险情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李国富副师长对照地形图和途经调关大堤时的印象，分析认为：朱镕基总理刚刚视察过的调关大堤位置十分险要，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而从地形图上看，东升镇大堤外侧有月亮湖和鸭子湖，堤坝受到洪水和湖水的两面浸泡，极易出现险情，绝不能掉以轻心。经过讨论，我们认为这次担负的任务特点是“位置险要，防守地段分散，点多线长，任务重，险情多”，应采取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相结合的策略，作出了分工，四大机关以调关为首，东升为辅，一分为二，指挥所开设在大堤上，对一线实施不间断指挥。由我、参谋长等率一营、炮营、团直属队驻扎调关；由政委、副团长等率二营、三营驻守东升镇。同时迅速与当地防汛指挥部联系，请缨作战。

8月10日，未等我们完全安顿下来，在第五次洪峰的冲击下，八一大堤陈家台段发生了重大险情，大堤下沉变形滑坡，并伴有管漏。我们立即带领900官兵仅用了10分钟就赶到现场，激战4小时控制了险情。11日，515堤段两处浑水管漏，如不立即堵住，可能溃堤，一营250名官兵30分钟就赶到12公里外的抢险地段，采取内固外帮的方法，激战3个多小时，填土600立方米，快速有效地稳住堤坝。在我部执行任务期间，共加固了干堤、子堤51235米，搬运土石方74850立方，抢险94次，堵大小管涌45处，滑坡32处，排除重大险情9次，修筑拦水坝250米，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团长在说出这组数字时丝毫没有一点曾经吃大苦、捱大累的神情，那种平静几乎令人相信那不过是与洪水玩了一场游戏，我暗暗算了一下，从8月10日开始上堤到9月11日完成任务撤下，31天中平均每天抢险3次多，每次激战数小时甚至一天一夜，我们的战士真是铁打的！）

最险、最重、最难的一次是迎战第六次洪峰。

8月16日之夜，风雨交加，江水夹着滂沱大雨以雷霆之势狂窜奔流，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拦住它的堤坝，像被激怒的困兽咆哮着要挣脱束缚，那风声雨声水声，使暗夜的江面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几分疯狂几分恐怖。1954年荆江历史最高水位划出的分洪线是44.67米，可现在，洪水已经暴涨至45.04米，超出了原定的分洪线。所有人都相信，分洪必在今晚。晚上10点，“省前指”向部队下达了分洪后的抢救准备，在各处抢险突击点上，110艘冲锋舟、250艘打捞船、10万件救生衣、3000多人的部队与武警官兵整装待命，300名各级干部，打开了手机等待命令。分洪区内，警报碜人地呜呜鸣响，红灯剌眼地急促闪亮，25吨炸药已经在北闸的拦淤堤埋好，只待一声命下，点火一炸，54孔的分洪闸即刻启动……

我们坚守的511至526地段，洪水几乎与近两米高的子堤持平，惊涛拍岸，子堤岌岌可危。在此之前，我们采取了“堤面上开挖导流渠排水，子堤外侧打桩，两边用沙袋加固，上部用麻袋加高封顶”的抢险方案加固主堤，加高子堤，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干堤低，堤基松软，主堤单薄，刚刚修筑起来的子堤沙包里装的大多是就近挖取的黄泥，水一泡就发软变稀，像条瘫软的蛇扭曲变形。水在不停上涨，一连防守的514桩段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移位，万一溃堤决口，后果不堪设想。一连连长嘶哑着喊干了的嗓子报告：“团长，我们这边顶不住了，请派兵增援！”参谋长陈建峰迅速带兵增援，并作出紧急部署：一炮连负责砍树枝、打桩，一机连负责装沙土，一连及三连负责扛沙包固堤。与此同时，鸭子湖畔出现了密集的管涌群，约6公里的子堤洪水呼啸着漫过，四处是严重的渗漏，有的地方碗口粗的水柱号叫着向内灌喷，情况十万火急。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洪水继续升腾着，肆无忌惮地推搡着千疮百孔的子堤，漫堤、内脱坡，人们似乎能听见子堤在杀机四伏的浊浪中发出支撑不住的痛苦呻吟。早超过分洪线了，可水仍在无止境地膨胀，层层堆砌起来的子堤此时竟薄得像一张纸页，溃堤之险，危在旦夕。

“快跑啊！堤要垮了！”

“快逃命啊！水要下来了！”

一些民工无法压抑恐惧，惊慌地喊着叫着没命地往高坡上跑。恐怖的情绪如瘟疫在大堤上迅速蔓延，一时之下，造成另一种更强大的危险态势，直接危及人心。

我们的心怦怦地跳，那种情形下，连我们都觉得大堤随时会塌下去，谁都可能面对牺牲，可是，我们的兵没有一个缩脖子的！我当时想，真要决堤可怎么得了，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啊！

人在堤在，这是我们的信念，誓与大堤共存亡，这是我们的决心，保家卫国，这是我们的责任。这就跟打仗一样，进得提溜着脑袋，退也是个绝路，我们豁出去了！

那是个惊心动魂的场面。一机连连长高喊着：“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率兵冲了上去。风雨飘摇，恶浪仍在雷电中发光，涛声如鼓，泡沫飞溅，江水喷射而出，沙包刚扔下去就被冲走了，战士们有的用身体堵住缺口，有的跪下来用膝盖顶住快要被冲崩的子堤。从取沙土到堤位，扛着包要走500至800米，战士们不知摔了多少跤，啃了多少泥，爬起来扛起包又跑，手磨破了，腰快断了，但没有人停下来。战士们已经“烧断了疲劳的保险丝”，而进入了第二状态，在医学上称之为超疲劳状态。我们毫无倦意，也毫无惧意，只感到高度的紧张。此刻，在这个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心情、一个口号的整体中，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每个生命像一根根强桩，连结成一条足以缚住苍龙的钢铁长城。

水位高达45.10米，没有分洪；再上涨至45.20米，也没有分洪。8月17日凌晨5点30分，一份手抄的传真记录着温家宝副总理代表中央准确分析了水情和雨情之后的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已发命令，暂时不分洪，解放军官兵全体上堤奋战，严防死守，咬紧牙关顶过去，确保长江干堤万无一失！

就在这个决胜千里的伟大决策下达之时，水还在上扬。我们的口号声，歌声，吼声压倒了洪水的叫嚣，堤垮了，再堆；一道子堤顶不住，就再加一道。终于，水位升至45.22米再也没有后劲了。洪峰颓然垂下舞累的龙头，我们赢了。

17日下午，入汛以来雨势最大，水位最高的第六次洪峰在我们脚下乖乖地通过。这时，有的战士一直憋得紧紧的一口气一松，顿时浑身发软，瘫倒在地。如果可能，我真想给他们每个人都颁一个大大的勋章。没有他们以血肉之躯死拼死守，荆江大堤不可能保住啊。

当地政府和防汛专家对我们的这场战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53206部队创造了三个奇迹：母堤土质松软基础差，能够抗住百年大险是个奇迹；子堤水位普遍在1.8米以上而不垮是个奇迹；大堤周围管涌密集而每次都能及时排险安然无恙是个奇迹。当地群众更在大堤上拉起了巨大横幅：“血肉之躯卫我家园，东升人民永生难忘”。

其实，在超历史水位45.22米的情况下，一边是荆江大堤平安无事，一边是荆江没有分洪，更是中国抗洪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党中央明察秋毫的英明决断，是军与民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的联手抗御。我们深知，荆江不分洪，可保住分洪区33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可万一荆江溃了堤，洪水一泻千里，吞没万顷平原，决策者就是千古罪人啊，他们肩上担负的更重、更沉。但是有一点，决策者绝不会错的，就是相信我们军队，相信我们的人民，相信我们能科学地、拼尽全力地战胜百年一遇的洪水。

我部一直坚持到第八次洪峰安然通过，长江水缓缓回落才接到撤军命令。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阴雨了很久的天空放晴了，星斗满天，一弯残月如钩，闹腾了两个多月的长江水驯服地向东流去，那浪花声也变得悦耳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间清洌的空气，胜利使人的心情欢畅喜悦。湖北千里干堤未溃一堤未决一口，我们幸不辱命，幸不辱命啊！

 

可爱的兵

我问过团长、营长、教导员，也问过夜晚与我一道坐在团部招待所走廊的木沙发上，在苍白的日光灯下聊天的几个师部机关干部，现在的兵好带吗？现在的兵可爱在什么地方？

他们的回答有共同的见地：现在的兵啊，别看都小小年纪，可比过去的兵见识多，胆子大。一些直接从学校和农村到部队来的兵很单纯，可也有一部分新兵打过工，接触过社会，带着一些“人生经验”和习气走进军营的。但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求知欲很强，可塑性很强，调教好了，都是一匹匹千里马啊！

说起兵的可爱，他们都像在说自家的孩子。

和平时期的军人，有幸不用每时每刻准备着面对战争与牺牲的挑战；可是，他们的不幸也正在于此。牺牲作为生命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往往能在生与死的临界处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力量。那是一种荡气回肠的壮美，也正是有了它，才使一个普通人一旦成为军人，便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牺牲的崇高与壮丽。然而，和平时期越来越长，军人却显得越来越普通，军人的作用和价值在人们的眼里也越来越视若无睹。但1998年这一场天灾中，军人的形象永远地以另一种形态烙进历史。

那是一尊尊用精神和灵魂铸造的雕像。

让我们用蒙太奇剪辑一组鲜为人知的镜头：

人称“猴子”的汽车兵谭昌豪，出发前已经天天吃药、打吊针。一天一夜的火车运载，他守着岗位闷出高烧，下火车时已经摇摇晃晃站不稳了。可是，为了把战友火速送往第一线，他吞服了一把药登上驾驶室。时值高温达40度，他生怕自己打瞌睡或者药物作用犯迷糊，叫旁边的带车干部每隔几分钟拧一下他的大腿，几百公里的长途开进，他硬是撑着虚弱的病体把车开得又快又稳。到达时，他一头栽倒在地。但很快，大堤上又出现他奔上窜下扛沙包、填土固堤的猴子般灵巧身影。

即将转业的后勤处老兵单长彬，刚到灾区，一封电报尾随而至：“儿病重，速归。”他看着滔滔江水和奋战不息的战友，悄悄把电报塞进衣兜。每日依旧天没亮就驱车几十里到镇上采购，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战友手中。几天后，又一封加急电报送到大堤：“儿手术，险，速归。”他读后满含泪水，却一声不吭。细心的指导员发现了，夺过电报一看，冲着他嚷：“老单啊，老单，你老婆在外打工，儿子身边只有他奶奶，得了重病，你就放心不管吗？”老单说：“我急，可这洪水更急！”指导员也急了：“水急，人就不救了？群众是人，你儿子也是人哪！”可老单还是没有请假，他只是趁采购之机顺便打了个电话回家安慰一下老母亲，便怀着对儿子的牵肠挂肚继续奋战在大堤上。

战士刘刚脚上生疮，又中暑昏倒，可在医院一见到机关人员，第一句话就是：“首长，我没有病，我要出院！”说罢还趴在地上做几个俯卧撑。他一直嚷嚷着要归队，医生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只好换药后放行。他一瘸一跛，可肩上的沙包还是那么满，那么大。

子堤漫水了，一排排士兵手挽着手跪在水中用身体挡浪；天下大雨，风急堤滑，有的战士背着沙包从堤上滚落，泥人儿似的爬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沙包呢？”像抢宝物一样扑向沙包。是啊，危急关头，一包泥沙就是一点希望，不能让水冲跑了，便又有战士抱着沙包就往激流中跳，硬要把沙包在滚滚洪水中夯实；管涌咕噜咕噜地冒出黄水，湖里隐藏着看不见的血吸虫和钩端螺旋体，战士的手脚都破损了，硬是冒着感染的危险潜入水中压铺油布，堵填缺口……

地上泥泞，烂如沼泽，脚上的鞋子被泥浆吸住举步维艰，战士们便脱掉鞋子，赤脚飞奔。脚被石头扎破了，被树枝划伤了，被癣疹腐蚀了，一步一钻心地疼，扯根草绳往脚板子上一缠，奔跑的速度始终没有减下来。

红眼病、癣痢、湿疹、痤疮、脚气，背和肩，手和腿，全身都没一块好皮好肉了，污水的浸泡，沙包石头的磨砺，汗水的渍腌，奇痒奇痛，一蹭脱一层皮，都忍住了，没有愿意进医院的，没有装蒜泡病号的，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倒下了，爬起来，又是一条强汉子。

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累得吃不下饭，困得睁不开眼，瞌着眼皮儿扛着沙包走盲步，就靠一口气撑着，不干完不收兵。

这就是我们的兵啊！谁说他们娇气？谁说他们吃不了苦？谁说他们滑头？我听到一句部队首长很中肯的话：“在前线是没有后进兵的。”

醒着的时候与风浪肉搏，睡觉的时候却还要与蚊虫蛇鼠斗智。险情不断，战士们就睡在大堤上，蚊子像轰炸机轮番轰炸，一叮一个红疱疱，用手往身上随处一摸就是一大把血。无法成眠，只好把裤管扎起来，用军帽盖住脸，再把双手笼进袖子里，还不行，干脆用编织袋把整个人裹起来。实在太困太累了，最后也不管蚊子了，随便一倒下就酣睡不醒。蚊子多了，见怪不怪，可怕的是蛇。四周汪洋一片，蛇也逃到堤上避难来了，人蛇同眠，谁都心惊肉跳，便烧起烟火驱蛇。也怪，经常听见有民工被蛇咬了，可就没有一个战士被蛇咬。还有哇，就是几天几夜不能洗一个澡，那一身泥，那一身水，那一身汗，那一身皮肤病，把人都腌成咸菜干了。

可即使这样的环境，走进战士的帐篷，看到的却是整整齐齐的内务，被子依然叠得像刀切的豆腐块。这就是军容，这就是军纪，这就是军人的另一个侧面，这就是军人的另一种不同寻常。

我们的战士还很会苦中作乐。9月4日晚7时，战士们在收听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当播音员念出日期时，战士李秋贵突然站起来惊讶地“呀”了一声，情不自禁地嘀咕：“原来今天是9月4日。”大家见他好生奇怪，纷纷围拢上来问他怎么啦？李秋贵涨红脸不好意思地说他想起了自己的生日。“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过了，是昨天。”李秋贵在家是娇娇儿，入伍前每年生日父母都会为他热烈庆祝。前几天他还收到母亲的信，嘱他在部队为自己好好庆祝生日。但人一上堤，就连生日也忘了。战士们嚷嚷，补过！补过！我们给你做一个最大最特别在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大蛋糕！立刻便动手，有的挖泥，有的捏土，不一会，一个巨大的褐色土制的“巧克力蛋糕”便大功告成，上面还立着一只憨头憨脑小羊羔儿。有人找出蜡烛，满满地插上19支点燃，融融烛光中，连长、指导员向他祝贺生日快乐，战友们粗犷的嗓门唱出温馨的生日歌，歌声飘向长江，飘向田野，在他们用血用汗用生命捍卫的大堤上萦绕。李秋贵泪盈双眼，他感到幸福，感到快乐，这是他永生难忘的生日，他的19岁没有虚度！

想一想，那是一幅多美的图画！这就是战士的生活，这就是战士的乐观天性，这就是对人生的热爱，这就是青春的激情。

长江会记住这一群年轻的小伙子，田野会记住这抚慰它的歌声。这些纯真可爱的战士所经历一切，完全不亚于一场残酷的战争，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完全不亚于在血与火中的牺牲和付出。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也许会想起今天，想起这个温馨的夜晚，同时也会想起他们做过了一些什么，为的又是什么。

在世纪末，许多人对人类文明社会稳定性的信心，甚至对它是否有继续生存能力的信心大大动摇了，人们感觉到的不仅是这个星球受到威胁接近“末日”的征兆，而且人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加以保护维持的很多东西，它们的价值也大大贬低了。人们悲观，人们哀叹，人们放弃信心。可在这一场惊人的灾变面前，那些坚韧得令人骄傲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心颤的东西，那些美丽得令人毕生铭记的东西，那些苦痛中的相互温暖，那些积蕴了数千年而成的民族魂灵，一切属于人类生存奋斗下去的必备品质都俱全了。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要悲观失望。从这些兵身上，我们至少能看到体现军人精神的一些基本品格，如爱国、勇敢、无畏、智慧、果断、团结奋战、共同进退等等，不可能被抛弃也不可能被遗忘。有火种，就会导热，就会燃烧。

 

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听到这么一个情节时忍不住问了几个为什么：部队在一个地方守堤固堤圆满完成任务，要转移到另一个发生险情的地方，有民工哭着躺倒在部队的汽车轮子前，不让他们走。

是因为民工害怕部队一走堤坝有危险吗？因为部队一来“我们就不怕了。”是因为民工与部队朝夕相处产生感情依依不舍吗？因为战士吃饭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会把饭让给他们吃。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也许是一种无法说得清的情绪。听听拦车的民工在喊叫什么：“你们不要去呀！你们不要去送死呀！”

他们最担心的原来是部队战士的安危。他们不愿看见战士们走向那深不可测的汪洋。除此之外，当然也还会有点别的，比如的确想部队留下来保护他们。不要责怪他们的自私，他们的的确确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人了。

我见到的官兵没有一个不讲到老百姓，不讲到老百姓的好，老百姓的情的。

在分洪区动员老百姓撤退时，一位老奶奶死活不肯走，战士去搀她劝她，她固执地说：“要走，得带着我的鸡一起走。”战士只好火急火燎地抓鸡，然后才一手抱着鸡，一手携着老奶奶走向高坡。半个月后，这个老奶奶出现在士兵面前，一手抱着她死也不肯舍弃的鸡，一手拎着用矿泉水瓶子装着的食油，还有一个老母鸡在半路生的还温热的蛋，一定要战士收下，吃了补补身子，添点力气，不收，就不肯走，给钱她也坚决不要。最后，战士只好买些米呀什么的扛着把老奶奶送回去。

一担担清热的绿豆汤，一桶桶解渴的凉茶，一篓篓煮熟的鸡蛋，送到战士的手边。新娘子的被褥，也送上大堤为战士御风寒。有人把自家的猪宰了，送到部队丢下就走。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士兵对老百姓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告诉他们我们是文明之师，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可老百姓怎么都不依，哭着跪着把东西往士兵的手里塞，那情景让人怎么也无法拒绝，部队只好一次次折算人民币还给百姓。

洪魔被降服了，部队要走了。可是，从调关到石首25公里路，部队汽车就走了整整3个小时。走不动啊！十几万人在道路两旁筑起两道人墙，箪食壶浆，扶老携幼，一路的感激，一路的难舍难离，一路的祝福。他们要握握战士的手，他们要留下战士的名，他们抢战士的帽子做记念。他们把一只只苹果，一包包香烟，一瓶瓶矿泉水往车上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截停车队，朗诵一首首情深意长的诗歌，把一个又一个的祝福献给亲爱的战士。王团长的脖子上系了两条小学生送的红领巾，一个狂热的女青年把胳膊伸向他，要他在她的短袖衬衣上签名。我们的王团长脸红了，当然不好意思在女青年身上写写划划，他只得撕一张纸，写上一句赠言。

太多太多的回忆，太多太多的不舍。人民流着热泪说：我们不忘解放军的恩情；士兵饱含着感情唱：战马离不开鞍，钢枪离不开栓。战士上前线，人民是靠山……

在那段日子里，他们如手足，如亲人。他们面对同一个敌人，他们做着同一件事，他们在同一条大堤上生死与共。战士看到老百姓一张张遭遇了不幸命运的悲苦面孔；看见他们在巨创面前忍辱负重，舍小家保大家，始终平静的眼神；也看见他们瞅着洪水稍稍回落的间隙在田间坚韧地耕耘的情景，感觉到那种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老百姓看见战士铁的作风、铁的信念、铁的团结、铁的意志、铁的纪律；看见战士像志愿军在上甘岭守坑道一样守大堤，像黄继光堵枪眼一样堵决口；也领受了战士对他们生命的拯救，对他们失学孩子的资助，一个女学生因为家被淹了，没钱上中学，急得直哭，一个战士知道了，在堤上一呼百应，100多名官兵同时翻口袋，凑到500元送给她。甚至有一对夫妻因绝望而吵闹寻死，也因为战士的及时相救而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军人和百姓相互感染，相濡以沫，给每个人的心灵都刻下了某种最重要的、永恒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和一直陪着我采访的宣传干事朱先锋探讨过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非常时期与日常生活，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二者既相通也相异。无私、勇敢、智慧、友谊和创造性，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也是生活的动力。而在特殊的战斗中，军人所呈示出来的忘我境界、高度的勇气和亲密无间、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深，更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这场与洪水殊死相搏的特殊战斗是一场模拟战争。在抗洪前线，人的生存空间被洪水强制地压缩了，人的活动被别无选择的定向活动所加强。在一个被限制的时空当中，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压缩了，纯化了，夺取胜利的目的是压倒一切的，军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此为依据，价值的判断、行为的选择乃至所有活动都变得单纯而直观。一切外在的条件，家庭、地位、血统等，乃至城市与乡村、新兵与老兵、同乡与非同乡等军营生活中特有的差别，都变得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个人的素质与整体的素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外在的命令和内心的道德约束下，也变得单纯而美好。有道是：何谓无衣，与子同袍。只有在共同的战斗中，才会更加完美地突现出这种情同手足之义。战斗的残酷、环境的险恶、目标的统一、各种各样的意外和不测，都特别需要这种同甘共苦、和衷共济。正是这种面对灾难和死神所唤起的拼搏精神，共同目标所形成的肝胆相照，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使他们虽已凯旋归来仍念念不忘那惊心动魄的时刻。

同样的，军队与老百姓在特殊的条件环境下也结成一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纽带。为此，人们不禁慨叹战争或大灾大难是国家和民族的“凝合剂”，是人们心灵和行为的“净化剂”。战争和灾难的实质在于用毁灭性的残酷方式来检验人类和人性。这种时候，在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危机面前，人们同仇敌忾，凝聚出气势磅礴的力量。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唐山大地震后曾经出现过的“大户”：数个家庭，几十口人在震后聚居在一起，喝着同一锅粥，睡着同一块木板搭的地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相亲相爱，共赴患难。然而，当人们从废墟中扒回的自家私有财产在各自的铺位前越堆越高时，那种休戚与共的感情维系开始瓦解了，人们更愿意“各顾各”。“各顾各”也没什么不妥，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原本就不适合现代。只是那为了一把盐也要拌嘴，为谁多吃一个馒头也要吵架的情景，那不绝于耳的“我的”、“我家的”语句，让人一想起心里还会拶着疼。

我不希望只有在灾难降临之际人们才抱成一团。灾难是种不幸，我们不能只靠它来作粘合剂和兴奋剂。我们不能在某种事情发生时民族的神经受到强剌激，在事情过去之后又重新无动于衷。那种生死关头的同心同德，那种关键时刻“我先上”的大无畏，那种中华民族视之为骄傲、视之为财富的精神，不应该是种会退化的东西。它应该根植在我们的骨子里，在平时，在每一天，它都充盈我们的生活。

 

我的遗憾

我问宣传干事朱先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回答：“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前线。”

他是留守干部。虽然留守也有一大摊子工作，可这种可能一生人才遇一次的特大洪水，这种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机会，错过了，他的遗憾是真诚的。

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这种遗憾的感觉尤甚。对于一个记者而言，有什么比亲眼目睹，比亲身感受，比深入现场的经历更重要更可贵的呢？

但是，听着身边军人的叙说，看着他们脸上残留的疲惫和伤痕，我感同身受。如果除了捐点钱，捐点衣物之外我还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用我的笔把我所采访到的所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

这又有了另一个遗憾。对于1998年夏这样一场史诗般的百年一遇的洪灾和数十万雄师决战长江的恢宏景观，任何一个记者和作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想全面地把握和描绘出它的全过程以及整体画面都是极其困难的。在我笔迹龙凤飞舞的采访本里，所能记下的，也仅仅是53206部队2000多名官兵30多天历程的大致轮廓，而对于无数感天动地的人和事，所能掀开的也只是小小的一角。可就是这么几个官兵，却把我引向历史的深处，引向人海的深处，引向灵魂的深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类毕竟是伟大的。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天，回首一看，有记载的时代一页一页地过去，似乎不过是一瞬间而已。然而，无论过去和未来发生什么，1998年夏都会成为其中最辉煌的日子之一，而中国军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江边上的不朽身影将是人类努力与大自然对话，努力征服灾难的一座发光的灯塔。

最后，我还想说的一句就是，人类既然可以扑灭战争，维持和平，避免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为什么不可以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呢？与大自然相处跟与人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容易一些，因为，大自然总是无私地哺育着人类，总是任由人类予夺予取，总是只有等到被人类伤得极重之后才自伤伤人。人类对大自然的最后“征服”并非是在于力的炫耀，而是懂得自我约束，对人以外的生命形态给予尊重和爱惜，与大自然相依相傍，让宇宙中这个小小的有限的却具有永恒意义的星球，春天仍然是春天，百合花仍然是百合花，江河水仍然清澈透亮，万物依然欣欣向荣，这样人类才能活得更好。

我祝福大自然。我祝福人类。

 

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