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小说家阎连科一直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邱华栋最近在肯定阎连科和余华小说的现实精神的同时也指出，《炸裂志》、《第七天》因为迎合国际市场而在写作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中国作家很容易原谅自己”。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西方评价话语与本土评价话语之间的区别。

 

　　在国内，阎连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荒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等等。中国的评论家称《丁庄梦》为“中国的《鼠疫》”、“中国笛福的《大疫年纪事》”，《年月日》被誉为中国版的《老人与海》。这实际上是文学评价和传播、译介交互的不对等状态造成的。这体现出来的是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极其不自信，媒体和评论家西方情结淋漓尽致。这不仅体现了批评家们的失语和批评的无能，也体现了在世界文学体系下的本土焦虑。

 

　　先锋文学到今天已经快十四年了，而很多小说家的身后却仍然站立着西方文学大师们的身影，本体身份和本土写作仍然没有真正完成。

 

　　当前很多所谓的汉学家并非真正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场域，而他们所携带的“国际话语权力”却导致了很多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和全球化幻觉中过于依赖于这些汉学家的评价标准和口味。这难道不是本土写作的悲哀吗？难道不是汉语的悲哀吗？即使在汉语创造力极强、想象力超群的文体小说家（如索源体、絮言体）阎连科这里，也仍然有着“世界性文学的焦虑”。需要追问的正是，为什么中国小说家的身后总是站着西方作家的身影？

 

　　我还注意到同一题材在不同文体那里体现出的时间差问题。比如，艾滋病题材的小说，《丁庄梦》出现于2006年，而实际上在2004年70后诗人沈浩波就写出了《文楼村纪事》。同一题材的作品，在小说家和诗人那里，在小说评论家和诗歌评论家那里类似于绝缘体一样自说自话。我希望写作者和评论者多对此现象进行“沟通”和“互文性”阅读，这无论是对于写作者和评论者而言都是有益的。

 

　　日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依赖现实的批评我倒是很认同。当下中国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前的热情，阎连科等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不满与批判，小说家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的焦虑症。似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和精神在今天的小说家那里都失效了。他们在寻找处理“现实”的新途径以及文本自身的逻辑。而无论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古巴卡彭特尔的“神奇现实主义”，还是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都构成了一些特殊国家本土作家写作的文学史谱系。请注意三者背后的民族和国家特征，文学的政治地理学仍然是值得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仍然想追问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在当代中国真的就无效和死亡了吗？当年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的写法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延续？乡土写作的可能性是什么？此外还有乡土小说经验对当代小说家的挑战。当下很多乡村写作表面上看是涉及当下和历史的，实际上却只是停留于历史经验，真正的当代性的乡村书写仍然缺失。也就是说乡土小说的当代性非常不足，更多的是仍停留于现代乡土文学经验，区别在于只是手法上不断更新罢了。

 

　　此外，对于像阎连科这样的“先锋作家”而言，当先锋的方法论不再是问题，那么以什么材料来构筑文本就显得格外重要（典型的例子是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和徐冰的装置艺术《凤凰》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令人震惊的、超出了作家想象力极限的新闻现实的语境下，小说材料以及作家对材料的理解和重构就显得格外重要且具有超出以往的难度。对现实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更多的是仿真性现实、伦理化现实、道德化现实、社会化现实，相应缺失的是文本性现实、语言性现实、精神性现实和想象性现实），重构文学的乡村和乡村的文学，如何呈现看不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历史，小说的能见度问题，这仍然是阎连科等作家必须正视的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阎连科多年来的写作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不断的震撼性的启示——最荒诞的最真实，最抽象的最真切，最寓言的最现实。他的残酷叙述，苦难想象，癫狂和病症修辞（性病，艾滋病，男人的早死病），小说家的“医生”身份，恶心抒写，狂欢的寓言化细节，荒诞性的奇观与猎奇，身体的政治学，方言性写作都呈现了近乎百科全书式的能力。这种“非正常”的震惊式阅读效果仍离不开政治寓言抒写的情结。一定程度上，性欲和政治仍然是中国读者的阅读欣快症和小说家的伦理。